从结构上看东汉与西罗马帝国的崩解,周人的天神与两河




中国文化发展之初有两点:一是历久不衰的亲缘意识,一是天命观念。将这两点与其他伟大文明的发展过程相比,可以显示中国文明的特色。两河流域有许多城邦,一个城邦包含若干聚落,最大的聚落是城邦的核心。城邦有一位保护神,这位保护神的神庙便是城邦的中心,也是城邦经济生活的神经中枢。城邦与城邦之间和战分合,关系不定,逐渐演变为城邦的联盟;而联盟之内又必有一个居领导地位的城邦。两河历史上的“朝代”即居领导的各城邦的名称。联盟各邦的保护神在传说中合组为一个神祇会议,而由居领导地位的城邦保护神居首。各城邦的保护神在会议中为其城邦的代言人。神祇之间,有争吵,也有欺骗,神祇的行为并无道德与公义可言。例如,有一位女神是明星之神,也许是后世维纳斯的原型,她的行为任性而变化无常。从中国人的道德标准看,明星之神祇能说是荡妇,其他诸神也不比她好多少。两河城邦联盟逐渐演化为国家。在巴比伦王国时代,众神之中有一位无可争议的最高统治者。这位至高无上的神祇是众神在神廷危急时推选出来的。每位神祇送他一些特殊的能力,他便成为法力最大的神。这神祇有权力,却不是道德的守护者,因为他不是以德服人。在古代两河流域的神权中,没有道德的观念。《旧约圣经》提到以色列人在尼尼微流亡,尼尼微的巴比伦人崇拜两河流域的尊神马道克。这位神祇不是以宗神、保护神,或城邦的神祇形式出现;他是生命之神,掌握最高的权力,只差一步就可以演化为至高无上的上帝。但是马道克只是生命之神而不是道德之神。正因为有这一步之差,两河流域最终停留在前文明阶段而没有进入文明阶段。

东汉是一个朝代,自有其明白的起讫年份。然而,东汉上承秦代与西汉的典章制度,作为一个*体,其上限不能不溯及公元前第三世纪。东汉帝祚之终在献帝之世,但是董卓进洛阳,天下开始纷扰,东汉代表的秩序已经解体,则东汉之崩解实际上应在公元189年。

内伤外感的征象,无疑削弱了东汉与罗马两大帝国的力量,但是,若没有结构性的缺陷,这样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仍会有移东补西的救济能力(例如移民就食,或运粮赈灾),俾有休养生息的复健功能。只有在结构上发生了问题,始有崩解的可能。
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有一个核心地区,及广大的外延,形成权力层级结构与空间的内外结构。在汉代中国,前者为郡县,后者为”中原”与外州;在罗马,前者为行省与属国,后者为意大利半岛与外地。两个帝国都是结构体系。由一个主体系领有若干次级体系,结合为不是十分稳定的整体结构,用Herbert
Simon的辞汇,这种复杂体系系由原本可以独立的系统合成,在主体系有能力控制次级体系,复杂体系各部分有其互补互利的功能,一旦主体系失去控御能力,各次级体系即可能纷纷脱离。因此,这样的复杂体系并不稳定,时时在将崩解的边缘。(nearly
descomposable
condition)于是,关键在于核心地区中的主体能否长期保持一定的实力,使整个体系整合融铸为不能分裂的结构。
东汉继承西汉已经组合的体系,以察举制度晋用各地的人才,参加中央政府的动作,可称为”凝聚型”的体系。在核心部分,西汉体制是君权与相权合作操持统治功能。相权代表全国的文官系统,而文官系统则由察举制晋用儒家知识分子提供人才。儒家意识形态为皇帝天命及文官的服务功能提供了政权的合法性。汉代的精耕农业与农舍手工业生产的消费品,必须有市场网为全国物质提供周流转输的功能,人才与物资的流通周转,使汉代的中国结合为一个庞大的复杂体系。
这一相当稳定的体系,在东汉时有了相当程度的变化。东汉削弱相权,以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