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与两河流域文化的异同,划分阶段比较中国史与世界史




群体由小而大,由简单而复杂,这是持续进行的集合过程。这种持续进行的集合过程,若从地理空间的意义说,可以有几个层次;从地方性的集合,到区域内的集合。例如梁任公先生所说:“中国的中国”,推而广之,别处有“希腊半岛与爱琴海的希腊”、“印度次大陆的印度”等等。更上一个层次,则是大区域的集合,例如“东亚的中国”、“地中海的欧洲”……更上一层次,即当是洲级的集合,例如大西洋的欧美世界……最高一层是全球性的集合,亦即全世界的人类社会。我们现在正在洲级集合的过程中,也正在趋向全球性的集合。至于文化圈与文化圈之间互动的关系,也可有至少三类影响。一是由刺激趋向彼此的吸引;一是由干预引发的反弹;一是由优势文化笼罩引发的接受与学习。这三种互动形态,在上述集合过程中,往往同时叠集。当然,若是文化圈之间优势差距很大,则第三种形态的进行速度十分迅速,竟致排斥了前两种形态。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曾六次南下巡视。他在《御制南巡记》中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乾隆帝把南巡作为他生平最重要事功之一。他六下江南,开支浩繁,成为乾隆中叶国势渐衰的原因之一。他如此兴师动众南往北返,其目的为何?
有论者以为,乾隆帝“艳羡江南,乘兴南游”,故游玩享乐是其主要动机。乾隆帝乃太平之君,骄奢靡费,习以为常。当时江宁、扬州、苏州、杭州等城市,人口稠密,物产丰盈,经济繁华,且名胜颇多,景色迷人,他为“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而六下江南。
另有传说,雍正帝胤禛曾以女儿与海宁陈氏儿子相换,此男儿即后来之乾隆帝,故乾隆帝实为海宁陈氏之子。他即位后对自己的身世发生怀疑,所以南巡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去浙江海宁陈家访察,搞清自己出身真相。他六下江南,四次亲临陈家,升堂详问家世,临走时还令把中门封闭,并说:以后不是皇帝临幸,此门不得开启,从此这门一直关闭着。不过,此说可信度较低。
还有学者认为,乾隆帝南巡目的决不会如此简单。他六下江南的活动,除游名胜、寻享乐外,还着眼于社会*、经济之大端。东南地区号称财赋甲于天下,是清政府财政命脉所系,维持这一地区的安定很重要。但明末清初,江浙一带反清斗争相当激烈,以后还发生不少文字狱,而且黄淮水患频仍,浙江海塘告警,南方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对这样的局面,乾隆帝相信自己的“天*圣明”、“乾纲独断”,希望通过南巡解决上述社会问题。于是,他五次阅视黄淮治理工程,四次亲勘浙江海塘,指示清理杭州西湖,多次到曲阜祭孔,

波斯帝国的狂飙席卷中东,从此以后,两河流域不再是独立演出的舞台。两河世界由城邦及文字出现以来,历经苏默、Akkad、巴比伦、亚述以至新巴比伦,始终具有一个文化体系的意识,视四周的族群为夷狄。然而,这些夷狄又陆续进入两河的中原接受了两河文化,而且承担了延续文化正统的使命,以两河的发展与商周的发展相比,颇有类似之处;上述由苏默城邦以下的发展程度,由于两河流域内部南—北与西—东的分区,“中原”的“正统”是一个接一个,似乎有朝代嬗变的次序,但实际上则苏默城邦与Akkad有相当的叠合,旧巴比伦与亚述叠合,亚述的后期又与新巴比伦叠合,则各个族群的发展又是平行,而且有相当程度是同时的。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在传统的文化,在统谱系上是中原的朝代序列,但是夏与商的叠合,商与周的叠合,则是区域之间的平行共存。甚至春秋时期夏商两代的子孙仍在杞宋,代表了两个族群的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