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宋美龄插手蒋经国身后国民党接班人选,与宋美龄爱情是真是假

图片 3

转载注明历史网

文章出自看历史

本文来源历史

图片 1

关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问题,一直有很多传闻。最广泛的说法是,蒋宋之间是一场政治婚姻,两人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尤其是后来有美国人出书,称蒋介石偏安重庆时期,宋美龄曾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温德尔·里维斯·威尔基有过一段婚外情等,更给蒋宋的婚姻蒙上了一层迷雾。

图片 2

宋楚瑜。

图片 3

宋美龄。

编者按:宋楚瑜,台湾亲民党主席,于1964年政治大学外交系第一名毕业,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取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留美期间适逢蒋经国新任“行政院长”,希能选用一位英文秘书,蒋经国将此任务交给钱复,还特别交待,最好找年轻人。

蒋介石

晚年在台湾的宋美龄,在时运不济之下,其个人生命中充斥着诸多的忧郁和无奈。这样的人生际遇,以历史的脉络而言,源于个人立场、理念与时代潮流的相悖;从个体的人生轨迹观察,其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卷入蒋介石身后的政治权斗漩涡,更昭示了依附而非掌控权势的女人的宿命。当然,这些跟她的性格都有着不能忽视的关系。

钱复多方查访后,两度赴美相约宋楚瑜面谈,并推荐给蒋经国。宋楚瑜于1973年8月14日回台面见蒋经国,蒋甚为满意,让宋楚瑜早日回台。于是自1974年1月1日起,宋楚瑜开始担任“行政院长”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后因表现良好,逐次提升,担任过“新闻局长”、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副秘书长等职务,在这段任职期间仍一直兼任蒋经国幕僚与机要秘书工作,直至1988年1月蒋经国在“总统”任上去世。

谜案之一与宋美龄的真假爱情

优雅背后的强悍

今宋楚瑜以其在蒋经国身边14年的贴身观察,特为本刊撰文,首次描述台湾在蒋经国执政的十余年间,如何同时提升经济发展又进行政治改革,使台湾逐步走向民主与均富。其所描述的历程与经验,深具参考价值。以下是宋楚瑜本人的自述:

关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问题,一直有很多传闻。最广泛的说法是,蒋宋之间是一场政治婚姻,两人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尤其是后来有美国人出书,称蒋介石偏安重庆时期,宋美龄曾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温德尔·里维斯·威尔基有过一段婚外情等,更给蒋宋的婚姻蒙上了一层迷雾。

在气质优雅的背后,宋美龄有其性格强势以及因此而凶悍的一面。

蒋经国如何对待身边的人?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屡屡流露出对妻子宋美龄的顾念之情。夫妻短暂分别时,他曾在日记中写下”平时不觉夫妻乐,相别方知爱情长。’别后更觉吾妻爱夫之笃,世无其比也”这样的句子。在涉及到宋美龄在家庭中的地位时,他更在日记中直言“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

她的美国私人保镖及保镖女儿对此深有体会。他们回忆说,最让保镖头疼的就是教宋美龄开车,在她的眼里,没有交通规则,更不会避让行人。她的理由是:这是属于她的路,所有人都应该给她让路。于是,宋美龄开车,总是横冲直撞。

我是钱复先生推荐给经国先生担任英文秘书的。为此,钱复先生还赴美两次找我面谈。1973年8月14日,我回到台湾面见经国先生,谈话四十分钟,谈了谈美国的状况,我把我的看法跟经国先生汇报。大概讲得还可以,经国先生决定要我早日回国。于是我回美国结束学业与工作,于1973年12月31日举家搬回台湾。1974年1月1日,到“行政院”报到上班,那时我32岁。

蒋介石日记开放至1955年,那时他已68岁,宋美龄也已58岁。可以说,至此他们的婚姻问题可基本定性。杨天石教授通过研究蒋介石的日记,认为“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有很深厚的爱情基础”。

她曾经打过台湾驻美代表一记耳光,就因为她不能允许后辈在她面前亮出“中华民国驻美代表”的身份与她辩争。她见不得其他女人继她之后坐上“第一夫人”尊位,据说她曾讥讽“那个小脚女人怎能坐到我的位子?”对于蒋介石逝世后她的地位尊严,也是极力维护,坚持其任何待遇不得降低。

说实话,要不要回台湾?是一个不容易下的决心。首先,我从未在政府任职,也无口译经验,所以十分惶恐,开始时一再谦辞。为此在这三个月中,我在乔治城大学刻意去旁听同步口译的课程。而早先在留美期间,我都是半工半读,未获政府或政党任何的补助。做学生时,我开始在图书馆打工赚钱,一小时美金二块七毛五分;为了支付儿子出生的医药费,帮教授细读《人民日报》搜集研究资料,因此自1949年至1967年的《人民日报》,我每一页都看过,每看一年份一百元美金,赚取近二千元美金。经过七年的半工半读,我在美国有了工作,任职于福特基金会所支持的一个资料研究中心,师承后来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科派崔克(JeanneKirkpatrick)(她曾两度与她的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专程来台看我);内子陈万水还是华盛顿医师协会会长的会计部主任,夫妻二个人每个月的工资超过2,500美金。回台湾,我担任经国先生12职等简任秘书(文官最高职等是14职等)的月薪仅相当于100多美金。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可亏大了!”

谜案之二因何成为基督徒

这样的宋美龄,的确让人惊诧。如果不是骨子里的东西作祟,谁能口出如此狂言?做得如此狂妄?她的强悍当是来自美国张扬个性、自我的自由主义文化的自幼熏陶,来自丈夫长期的宠爱乃至溺爱,来自她因“第一夫人”的身份而长期享受的最高礼遇和最广泛的尊敬,来自她长期参与国是并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而形成的高度自尊。总之,她强势到凶悍甚至霸道的言行举止,无疑来自其优越感、自信心,而她的优越感、自信心应该是超乎寻常的,某种程度上,其优雅风度实际上是傲慢的变妆。

一开始我的工作是英文口译,并在经国先生接见外宾时担任纪录,处理英文信函及担任经国先生与美国大使的窗口。有时候还要帮“院长”夫人蒋方良女士的信函拟稿,协助一些国外联系的事务工作。

伴随蒋介石日记开放的,还有一本手抄的《圣经》首次曝光,非常引人注目。这本文言文版的《圣经》,是由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手抄而成,共6册。《圣经》里时有蒋介石的圈点、眉批,眉批后,还标有日期。从已发黄的《圣经》可以看出,蒋介石不仅读了多遍,而且几乎爱不释手。

这样的性格也反映在她对理念的不懈坚持上。她坚持自己的理念不做任何调整,从心理意义上讲,也是另一种不能允许、绝不承认失败的表现。她终生反共,就因为她“爱”她的“中华民国”,她为“中华民国”投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情感,她以“艰苦卓绝”形容蒋介石“捍卫中华民国的一生”,这何尝不是描绘她自己?她早与“中华民国”血肉相连。因此,对中国共产党,她充满敌意。她发话,在大陆情势没有完全改变之前,蒋、宋、孔家人谁也不要归葬大陆。她祭奠父母也是借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夫人严卓云去上海的机会,请她代为向上海宋家墓园内的双亲墓地献花。作为与她感情深厚的张学良,生前终究没有回到大陆,诸多因素之中,是否也有着一份对她的迁就、顾念呢?得知宋庆龄病危,她坚持不赴北京探望,连让宋庆龄赴美治病的家书中,也不肯署名,只以“家人”落款,其反共意念之坚强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我才发现,经国先生的英文挺好,会听也会讲。但他接见外宾时,除非社交应酬话,鲜少用英文,都讲中文再由我翻译。这样可以争取到思考的时间,谨慎地推敲自己用语。所以,除非外宾所谈内容十分关键,通常英语不须中译,也因此节省不少时间。而且经国先生谈话要言不繁,我也能胜任愉快。

此前,人们都说蒋介石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他当年要娶才貌兼备的宋美龄为妻付出的信仰代价。然而根据蒋介石最新公布的日记来看,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年轻时,蒋介石也曾一度崇拜共产主义,醉心马列思想。在与宋美龄婚后,虽然承诺受洗,一开始蒋介石仍不是虔诚的基督徒。在战乱年代的两次偶然化险为夷之后,蒋介石认为是祈祷起了作用,自此决定全身心信奉基督教,后来竟然到了近乎荒唐的地步。

对大陆的和解善意,她也从来冷拒。1982年7月,廖承志给蒋经国发表了公开信,呼吁蒋经国、国民党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抛弃国共恩怨,为国家统一贡献心力。三周后,在以宋美龄名义公开发表的回复信中,她不仅继续进行反共宣传,而且以长辈之尊要廖承志“投诚”台湾。

每次与重要外宾会面后,我都要将会谈纪录做成书面呈给经国先生批阅,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有时连错字都会挑出来改正。

谜案之三“二二八事件”中有没有下过屠杀令

“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回顾两岸关系的沧桑历史,重读廖承志的信件,狭隘的意识形态之争,让宋美龄失去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的历史契机,而她的政治价值也只能在“给夫人祝寿”的借口中,沦为李登辉当局进行台美“秘密外交”的工具,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经国先生的心思是很细密的,也很会从许多小事中考察身边的人。比如说,小型聚会的宾客与陪客名单、菜单等,都要事前呈核。拟菜单最重要的要领是不能浪费、要“恰到好处”。当他秘书的人要把这些事记得清清楚楚,讲过一次以后,下回就要试着自己拟好或安排好。如果做得不错,少有直接称赞,最常说的是“辛苦你了!”。而要有准备的是,将会有更重要的任务,逐步地交给你。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一段沉重的记忆。“事发时,蒋介石是否下过屠杀令”,一直成为台湾蓝、绿阵营互相攻讦的政治议题。每到台湾选举日或“二二八”纪念日,这场血案就会被民进党拿出来当悲情牌,打击国民党。

挥之不去的“中华民国”情结

严以律己恩威并施

杨天石教授分析说:“‘二二八’悲剧的造成,蒋介石无疑要负责任。他迷信军队的作用,但考察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与军方的来往函电,都没有发现他下达过屠杀、诛戮的命令。国民党军队显然做不到令行禁止,滥捕、错杀屡有发生。”

宋美龄多次卷入台湾政争,不能不说是出于对“中华民国的爱”。她认为,要捍卫、延续“中华民国”,蒋经国的接班人就必须是对“中华民国”绝对忠诚之士,她希望接班人是她信得过的人。因此,蒋经国接班后,不仅台美“断交”让宋美龄对蒋经国的“外交政策”相当不满,特别是实行民主改革后,她更有了对蒋经国布局身后接班人选的异议,有了对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主席的怀疑,有了对党政人士安排的介入,由此引发了一场国民党内的接班风暴。

经国先生对近身幕僚鲜少当面称赞,对近身幕僚的言行却管教甚严,当你参与的事务愈来愈多时,要特别小心,这时候同时在考核你的忠诚、廉洁和能力。不要说是近身幕僚、就是普通部属,如果有一点点在外面招摇,或有任何加油添醋、报喜不报忧的状况,就会被疏远。更别说被发现手脚不干净,那一定立即走人。

1947年3月7日,蒋介石考虑派兵台湾之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台湾暴动自上月28日起,由台北延至全台各县市,对中央及外省人员与商民一律殴击,死伤已知者达数百人之众……特派海陆军赴台增强兵力。此时共匪组织尚未深入,或易为力。”

据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李焕回忆,蒋经国身后的党主席一职,按国民党惯例应该是由继位“总统”李登辉兼任的。因此,1988年1月,国民党中央也是以此惯例来运作李登辉代理党主席一事的。在达成党内共识的基础上,党中央完成了中常委们的联署,并决定27日在中常会推出这封由李焕督军、俞国华领衔、全体中常委联署的联署书。鉴于宋美龄时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的首席主席,24日,李焕向宋美龄报告了此事,并将国民党中央的提案让宋美龄过目。不料,25日,宋美龄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李焕,虽然未明说反对李登辉代理党主席,却要求按党章规定,在5个月后的国民党“13全”会上再作决定;而“13全”召开之前,由中常委轮流代行主席职务主持中常会。26日,宋美龄又让蒋孝勇打电话给俞国华,要求暂缓李登辉代理党主席案。这让李焕、俞国华相当为难,出于顾念与宋美龄的旧情,遂有心缓办,以求周延。但消息传开,副秘书长宋楚瑜先是在中常会前向李焕、俞国华强力表态提案不宜推迟,继之在中常会上激进表态,质疑俞国华的“犹豫不决”,并表示“非常失望”,断然离开会场。随后,中常委们跟进发难,一一主张维持原案,俞国华不得不顺势而为,通过李登辉代理主席案。事已至此,宋美龄只能放手。

举个例来讲,经国先生爱下乡探访民隐。既是要探访民隐,自然不准大张旗鼓,到场大肆歌功颂德,因此事先保密到家,以免被下级官员事先布置蒙蔽。所以当时经国先生下乡都是轻车简从,一台前导车,一台厢型车就出去了,也没有警车开道,不搞排场。即使有安全人员,布置务求“隐而不露”,警卫不小心要是太嚣张、动作太大被看见,尤其是阻止民众接近他,当场不会发作,回到台北,警卫组长或侍卫长一定挨“K”。记得有一次我随经国先生到马祖,上岸之后,有一辆警车开道,我当时就知道大事不妙,回台北后不久,相关首长就被调职,未再重用。经国先生的理由是“战地还搞这一套”。但他也对贴身警卫们很好,每年过年必定与他们亲自餐叙,安全局还会送他们一块小金牌,只有两钱,刻有“尽忠报国”字样,作为一种识别与奖励。

但是,蒋介石已将大部分兵力投入内战中,他面临无兵可调的局面。反复思量后,蒋介石又写道:“惟无精兵可派,甚为顾虑。善后方策尚未决定,现时惟有怀柔以稳。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遗忘祖国,故皆畏威而不怀德也。”

因为“爱中华民国”,宋美龄终生反“台独”。2000年岛内“大选”,她认可连战的人品、能力、政策,担心民进党“台独”执政葬送“中华民国”,担心宋楚瑜分票让民进党得利,于是在美国签署一纸亲笔信函寄给国民党,支持国民党候选人连战、萧万长竞选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这对国民党基本盘是个极大的鼓舞。连萧竞选失败后,连战誓言进行党务改革,重新奋起,她以实际行动表态支持,参加党员重新登记,并一次缴足1万元新台币,成为终身国民党党员。

经国先生律己很严,律下亦严,尤其在清廉这个部分。他有一位好友王新衡先生,他是经国先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代的同学,王老亲自告诉我,他在俄国曾抱过蒋孝文,由此可见两家关系之深。王新衡先生当过亚洲水泥公司常务董事(与徐旭东先生的父亲徐有庠先生共同创立),经国先生上任“行政院”前几天,跟他有个聚餐,当面明白的跟他说:“我接院长后,要推动公务人员十诫,其中一项是不交际应酬,而我必须以身作则,所以就不方便吃饭、喝酒、见面了。”后来真的从未再与王新衡先生会面。

直到1947年四五月间,蒋介石日记中的“反省录”与“工作课目”,还陆续出现有关台湾善后处理措施的记录,包括“研究台湾派员处理善后之时机”、“台湾省政府组织之发表”、“台湾省政府与行政长官公署存废时期之决定”、“台湾省政府主席与组织之决定”等等。可见,对于“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如何尽快恢复秩序,蒋介石颇为重视。

终未跳出个人的局限

但经国先生并非仅仅严格御下而已。他对部属的关爱也十分贴心,他不只一次以私人金钱资助部属出国深造,夏龙与王家骅是我亲眼见过的例子。家父罹患癌症,必须送美就医,他知道我薪水不高,于是就下了个便条,用他私房钱补助家父医疗费用以及我护送家父赴美来回机票。

谜案之四为何大骂美英首脑

宋美龄在台湾政坛施展不开,主要有两个原因。

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与过程中成长的,在一次次考核中,经国先生逐渐增加我的工作任务量。我开始参与一些特殊的国际联络事务,我奉命持经国先生亲签信函、以他私人秘书身份去美国与里根新政府接洽。而在经国先生执政期间,我长期负责国内外文宣。到了党外反对运动出现,我则参与党外人士沟通协调。到江南案发生后,经国先生叫我参加情治首长例行会报,会后一五一十向他报告。以确保情治讯息通畅正确的传达。但他从未让我介入情治单位人事,只谈事不谈人,我也成了主政者与反对人士沟通的重要管道。

蒋介石亲美、亲英,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国共内战中,蒋介石都得到了来自美英,尤其是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但在蒋介石日记中,屡屡有他暴跳如雷,怒骂罗斯福、丘吉尔、马歇尔等人的文字。1945年3月15日、4月13日和4月30日,蒋介石先后在日记里大骂美国总统罗斯福“卖华”、“侮华”,“畏强欺弱,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实为其一生政治难涤之污点”。1943年5月2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宣泄了对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愤怒:“昨日傍晚,接宋电称:华会廿一日会议中,丘吉尔突称‘西藏独立国,中国在此获得空军接济之时,不宜对藏用兵’……此诚帝国主义真面目暴露,不仅为流氓、市侩所不为,而亦为轴心、倭寇所不齿。”

一则她的权威是靠着“第一夫人”的平台发挥出来的,这种依附而非掌控权力的状况,必然随着“第一夫人”身份的消失而快速削弱,没有了“第一夫人”的平台,在现实政治利益的角力之下,除了老部下那点情感的顾念之外,她的影响力就可想而知了。何况以蒋经国的性格、能力、权势,她如何能帘后听政、干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