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时期的中国,论民国时期外商在华企业的股息

1927年4月至7月间,国共合作关系由局部性破裂演至全党性大决裂,中共遭受建党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击。此后的数年间,中共一直处于求生存的困境中。既往的研究将目光集中于这个时期党内精英的人事更迭与高层路线之争,重在证明错误路线如何导致失败,正确路线如何导致胜利。而对中共所身临的具体历史情境则关注较少,如在白色恐怖的逆境下党员如何生存,党的组织如何应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具体地付诸实施,在贯彻和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发生了什么变异,外来的组织体制和意识形态如何植入中国本土社会等等,均值得深入探讨。

长期以来,关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直未能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大萧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大或有限,正如《剑桥中华民国史》所说:“在20年代世界经济舞台上无足轻重的中国,却安然度过了那场全球性经济萧条的灾难。”①与传统看法不同的是,日本学者城山智子的新作《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②却表明大萧条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同样巨大。在1931—1935年,中国经济体制停止了正常运转;到1935年3月,上海已经有1000家企业倒闭,失业人数更是达到50万。在城山智子看来,大萧条是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分水岭。

摘要:在传统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企业作为社会转型的重要载体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股份制企业作为近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对当时的经济活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股份制企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定期派发给股东一定收益,这不仅关系到工业化过程中企业资本的筹集和运作,而且直接反映了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利润分配制度。民国时期的本土企业会定期派发给股东官利,而外商在华企业作为当时新兴经济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发放股息。澄清外商在华企业股息的概念及其具体含义,不仅对进一步了解当时企业利润分配的全局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完善近代中外企业制度变迁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地方组织的相关文献资料大量汇编出版,为中共党史研究在进行全局性的宏观鸟瞰的同时,兼及区域性的微观细察提供了可能性。以广东为例,仅中央档案馆与广东省档案馆共同编印的一套《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即多达60余册,数百万字。这些文件多为当时中共广东地方组织的汇报、请示材料以及上级党组织有针对性的具体指导性文件。这些文件不同于那些理论性、计划性和对外宣传性的文件,它更多地反映了当时革命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以及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情况。这些文件当时是高度秘密的,从未打算公开甚至保存下来的,内中不少出自不知名的、文化程度甚浅的党内基层干部之手,行文和内容表述大多直白,未加修饰,有的文句不通顺,错别字亦不少见,但亦因此而更显得生动、真实和贴近历史实际。本稿即利用这批党内文献资料,试以广东省为例,具体而微地考察一个地方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生存、应变和具体运作的情形,藉以探讨该时期中共组织的内部构造,党员、党组织与地域社会的关联以及党与农民在早期革命过程中的互动关系。[1]

关键词:外商在华企业 股息 官利

一、 入党与党员的社会构成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一书分为导论,上、下卷和结论,其中上、下卷共计8章,主要是考察大萧条时期中国经济危机的原因、机制与后果,同时关注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从这场危机中复苏的结构转变过程。

目前学界对于本土股份制企业官利的研究已非常深入①,并认为本土企业官利早期一般具有不管企业盈亏均应给付、固定利率并载于企业章程、以年利计算、从交付股金日起息等特点②,且官利制度的上述特点在民国时期又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同时学界关于外商在华企业相关内容的研究则极为薄弱,雷麦《外人在华投资论》的中译本将英国在华企业的股息和红利统称为红利③,汪敬虞先生在《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中对19世纪外商进入中国的进程及其在各个行业的发展做了全面论述,并介绍了部分企业的股息分配状况④,李志英将官利制度作为外商在华企业制度的变异之一⑤,李玉则通过外商企业虽多未规定固定股息但股票认购踊跃现象的解读,对官利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⑥,而杨在军和张岸元则认为晚清外商保险公司保家行的固定股息具有官利的性质⑦。另外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当代股息问题的探讨,对近代外商在华企业的利润分配则少有涉及⑧。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1927年4月以前,基本上处于“顺境”之中。在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在南方一些省份几乎处于半公开状态;在北方地区虽遭受北洋军阀的压制,但后者的社会控制力毕竟有限,中共仍有较大的生存和活动空间。但自国民党清党反共后,不允许其他政治力量合法存在。中共成为一个“非法”的在野党。用中共当时的说法,全党转入了“地下党”的状态。[2]

上卷“通货膨胀与自由放任的年代:1931年之前的经济趋势”,叙述1931年之前,由通货膨胀时期产生的经济制度导致的中国经济衰退。第一章解释银本位以及它如何成为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关键纽带。与金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同的是,中国采用的是银本位。由于中国不能控制作为商品的国际银价的变化,所以中国易受国际银价波动的影响,国际银价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第二章勾勒了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区域长江下游地区棉纺织业与缫丝业的发展。当时作为中国工业核心部门的纺织业面临原材料供应缺乏灵活性、国际竞争激烈,以及白银贬值导致的汇率下降等不利因素的影响。第三章根据对最新获取的资料诸如公司文档、商务合同和银行记录的详细解读,分析了城市纺织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信贷关系的动态变化,特别是中国纺织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经常借贷经营,以及银行债务对公司经营的影响等。作者强调1931年以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白银大量流入导致中国产生通胀预期,工业企业误以为可以通过信贷扩张获利,而金融机构扩大信贷则是因为相信通过可靠的抵押品将避免贷款风险。

同时在民国时期的主流报刊如《申报》中,存在着大量的外商在华企业发放股息、股利、官利的报道。而按照当时的西方股份制企业组织制度,并不存在本土股份制企业利润分配中的官利制度,这是否意味着民国时期外商在华企业在本土化过程中也发放官利呢,二者在概念及含义上是否一致呢,二者之间又存在哪些异同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结合这些报道绝大多数转译自当时的《字林西报》、《北华捷报》、《大陆报》和《文汇报》等英文报刊的历史背景,本文运用上述外商在华企业相关报道的中英文原文、英文报刊中的企业年报、股东会会议记录、中英文辞典的有关词条及相关档案资料,分析了民国时期外商在华企业股息的概念及其与本土企业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⑨。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员总数由1927年5月的57967人,减少到1927年11月的17650人,半年之内减少了近70%。在广东,据1927年4月的统计,党员有9027人,约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6。大革命失败后,广东的党组织同样遭受了摧残。但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党组织的再生和复苏能力似乎甚强,1927年末1928年初,广东省的中共党员人数增至二三万人。到1928年8月,广东党员又进一步飚升至6.4万多人,遥居各省之首,甚至超过了一年多前即大革命鼎盛之时全国中共党员的总和。

下卷“萧条年代,1931—1937年:经济与政治的转变”,重点是考察大萧条的影响,尤其是银价的波动及其政治后果。第四章研究了农村经济的崩溃。由于受到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中国农产品价格开始下降,农村资金流向城市,导致农村地区资金短缺,农民生活贫困化与购买力下降。第五章论及城市工业部门的不景气。一方面中国随着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提高了汇率,从而使以出口为导向的缫丝业陷入严重危机。另一方面,农村经济萧条也导致国内需求下降,棉纺织业同样陷入困境。第六章说明在工农业经济衰退的影响下,企业因生产困难不能按时归还贷款,而提供给银行的抵押物也不断贬值,金融业同样陷入危机的漩涡之中,尤其是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第七章分析了经济危机的政治影响。通过考察国民政府与列强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认为中国政府在1935年11月实行的废除银本位的货币改革,不仅稳定了汇率,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复苏,而且成功地避免了中国元与任何通货集团挂钩,从而使中国经济保持了向世界经济的开放。第八章考察了政府的优势和弱势,以及政府政策在长三角地区工业复苏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问题的引出

但是好景不常,1928年底,广东党员数量即骤减至2万人,到1929年4月,进一步减至1.3万人左右。此后的二三年间,广东党员数量大约维持在1万人的规模。到1933年,更减至一两千人。

首先对外商在华企业作一界定,本文所涉及的外商在华企业主要有两类:一是欧美及日本股份制企业在华开办的分支机构,如麦加利银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Australia and China)上海分行、花旗银行(International
Bank)⑩上海分行、横滨正金银行(Yokohama Specie
Bank)上海分行等;二是欧美及日本公司或商人在华招股集资创办的股份制企业,如汇丰银行(Hong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友邦人寿保险公司(Asia Life Insurance
Co.)、英商怡和各纱厂有限公司(The Ewo Cotton
Mills,Ltd.下文简称怡和纱厂)、上海纺织株式会社(The Shanghai Cotton
Manufacturing Co.)、上海自来水公司(Shanghai Waterworks
Co.Ld.)、大英自来火房(Shanghai Gas
Co.又称上海自来火公司)等,该类企业虽然主要在华经营业务,但主要由洋行或洋商发起,并且多数注册在国外或其所属殖民地,从而便于在法律上取得外商企业的身份,但其中大部分企业有中国商民附股。因此本文将上述两类企业称之为外商在华企业,而非外资在华企业。另外本文涉及的外商在华企业不包括华人华侨在中国创办的企业,如中南银行、四大百货及永安旗下的永安纱厂、南洋兄弟烟草等企业。尽管华人华侨创办的企业也有部分在香港注册,但在当时的主流中英文报纸如《申报》和《字林西报》并不将之视为外商企业,故不在本文探讨的外商在华企业范围内。与外商在华企业相对的是华商企业,但为避免与华侨资本的企业相混淆,故本文将之称为本土企业,即本土商人招股集资设立的股份制企业。

广东党组织在数年间何以会如此大起大落?

该书的两个研究视角非常独特。一是把中国放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考察,特别重视国内政策与国际经济的关联,其副标题是“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作者认为从19世纪后期开始形成的中国现代经济是一种“对外开放”的格局,与世界经济的变化息息相关。

近代本土企业的官利、股利和股息三者的含义基本相同,即公司章程规定并受官方认可之固定收益(晚清一般为10%,后为8%,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降至6%),与红利相对。但进入民国后,官利本身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虽有悖于《公司条例》和《公司法》的规定,但官利仍普遍存在,并在三四十年代多改称股息,其最大的变化是“不得移本作息”原则的普遍推行,同时学界认为这一时期的官利具备以下特点:一般从企业利润提取;一般公司每年于股东会后一次性支付,个别公司鉴于一次支付数额过大,每年分两次支付(如中孚银行、浙江银行);官利多载于企业章程,其利率有最高限额(现实中部分公司为迎合投资者心理,多在章程、招股公告规定官利利率),官利之后有剩余则发红利;计息时间上多为缴股即起息;以股本发官利的传统并未根除,并在少数企业中存续(1914年《公司条例》和1929年《公司法》分别有公司注册之后三年或两年以上开业的,经官方批准后可以股本发五到六厘官利之特别规定,现实中亦有该种现象存在)。

大革命时期,广东作为革命的策源地,自然比其他省区具有较好的革命基础。在国共合作的环境下,中共的一些革命工作虽是打着国民党的招牌进行的,但当时工农运动的领导权主要掌控在中共之手。中共在下层民众中的影响居于国民党之上,广东有些地方的农民甚至只知有C.P.,不知有国民党。[4]

以1935年11月货币改革的历史背景与决策过程为例。20世纪初,在以金本位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中国实际上是唯一实行银本位的国家,“在中国,白银是本位货币,不仅是交易媒介,还用于平衡预算,而在其他国家,白银只是商品,这构成国际白银贸易最重要的特点。”中国易受国际市场上白银价格波动的影响,却无法控制白银的价格和进口量。当时的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中国境内的外商银行经常用伦敦白银期货来抵付中国的货币交易,其结果是将中国经济同伦敦金融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世界经济危机爆发,1931年以后多数国家因经济危机的冲击而放弃金本位并使本国货币贬值以应对危机时,仍坚持银本位的中国顿时陷入白银急剧贬值,白银随之大量外流、国际贸易逆差和国内通货紧缩,城市工业部门和农村农业部门因而出现严重的危机。

与此同时,在当时的主流汉语报刊如《申报》中存在着大量外商在华企业发放股息、股利和官利的消息,然而按照严格的西方股份制企业组织制度,这些企业并不存在发放本土企业意义上的“官利”的合理性。那么在涉及外商在华企业的利润分配时,其股息、股利和官利的概念是否与本土企业相同呢?下面分别以银行业、棉纺业和公用事业三个代表性领域中的外商在华企业为例进行分析。

当国民党在广东清共(以“四一五”事变为起点)时,广东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利用大革命时期奠立的工农群众基础,纷纷发动武装暴动。据不完全统计,自1927年4月至7月的3个多月时间里,中共在广东40多个县,发动了50多次农民武装暴动。1927年秋至1928年夏,广东省又有40多个县市举行了不同规模的武装斗争,一度占领了20多个县城,有的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或苏维埃政府。[5]暴动范围之广,次数之多,在当时全国是首屈一指的。总体而言,广东各地党组织在“四一五”以后虽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有的因此而解体,但大部分尚能继续奋斗。[6]与其他省区相比,广东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一度显示出较强的应变和复苏能力。1928年8月,广东党员多达64229人,是1927年“四一五”事变前该省党员人数的7倍。

只要中国仍然实行银本位制,价格波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就无法避免。所以只能建立一种与银本位脱钩,与外币挂钩的新的货币体系。由于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是搅乱中国货币市场的主要因素,所以中国希望美国能够购买中国的白银,用来换取美元或黄金,作为货币改革的准备金。这样做既可以确保货币改革所必需的资金迅速到位,又不会引起列强之间的政治冲突。但是一直到1935年上半年,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压力下,美国一直不愿意从中国大量收购白银。中国政府于是加紧外交活动,警告美国如果中国的货币和金融体系在高银价的压力下崩溃,日本将主导中国经济。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总统开始支持美国财政部的立场,通过从中国收购白银来支持中国的货币改革。自1935年11月开始,中国向美国出售了18700万盎司的白银,为中国政府的货币改革提供了约1亿美元的准备金。正是在充裕的外汇储备的支持下,汇率得以保持稳定,法币的可兑换性得以实现,增强了人们对新货币的信心。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国际贸易也开始增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政府掌控货币供应的情况,国民政府在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大大提升。

英资银行是当时外商在华银行中资历最厚、影响力最大的金融势力,以1853年成立于伦敦、1857年即在上海设立分行的麦加利银行为例,1926年3月19日的《申报》发布了“麦加利银行拟发股息”的消息:

从常理言,党组织的扩充对处于顺境中的政党并不难,而对处于逆境中的革命党则非易事。加入者随时有生命之虞,非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坚强的革命意志者不敢为。为什么广东在1928年前后,党员人数会出现一个高峰?具体言之,这个时期参加革命者,主要是一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二是对现代中国的政府—市场关系进行批判性地透视。作者重点厘清了中国经济的几种主要关系,包括城乡关系、银行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麦加利银行拟发股息:文汇报云,麦加利银行董事会,拟发给去年下半年股息,年息一成四分,另红利每股六先令三便士,所得税在外,此外拨提职员养老准备金二万五千镑,房产准备金十二万五千镑,滚存下届二十万九千二百七十八镑四先令六便士,将提交股东会议决。

就全局而言,国民党清共标志着大革命失败,但当时相当多的中共党人并未立即认识到这一点,甚至认为革命仍处于高潮。中共六大虽指出当前国内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但因刚从顺境中走过来,对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仍然估计不足,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中共很快就可以夺取政权。[7]这样一种对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固然容易导致盲动主义,另一方面亦使一些革命者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下仍然保持高昂的革命信念和革命斗志。在“后见之明”的今人看来,那时的革命实处于最低谷,离革命成功还相当遥远。但在当时一些革命者的信念中,革命很快即可成功,曙光就在前头,当下的困境,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已。

在论及城乡关系时,该书特别指出长江下游地区棉纺织业和缫丝业,依赖附近农村提供的原材料。当地原材料供应对纺织业至关重要,但企业却无法控制原材料的种类与质量。1930年长江三角洲蚕茧歉收大大提高了缫丝业的生产成本。丝价在下降,而蚕茧成本却在提高。每担生丝的蚕茧成本,加上劳务支出和税收,竟然高出市场价格不少。与此同时,经济大萧条引起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减少,生活日益贫困,信贷活动也相应减少。农村资金向中心城市的流动,导致了农村地区资金短缺,严重破坏了农村金融机构与农业生产。而农民购买力与生活水平的下降,则导致工业企业面临国内市场萎缩的不利条件,对城市工业来说也是一种直接损害。

同一天的《字林西报》亦刊载了同一条消息:

当国民党清共时,广东地方党组织虽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但当时革命胜负未见分晓,下层民众一时尚难以判断未来到底将是国民党的天下,还是共产党天下。如1928年5月中共番禺临时县委给广东省委[8]的报告中提到这样一例“投机革命”者:

银行与企业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由于投资不足与融资困难,近代中国的纺织行业严重依赖金融机构的贷款。为了获取银行贷款,财产抵押就成为他们向金融机构借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开始运营,企业首先抵押工厂设备和厂房,从银行获得一笔贷款,然后,再用原材料和成品作抵押,获得短期贷款作为周转资金。由于只有极少的企业能通过发行股份或向亲友借款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所以上述方式便于城市纺织业的发展。”抵押工厂地产和机器设备的现象非常普遍,尤其是在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这类抵押被称作“厂基押款”。在“厂基押款”中,最重要的抵押品是地产,因为其他抵押品比如机器和厂房通常会贬值。从某种意义上讲,“银行贷款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增长的关键因素。”

Chartered Bank Dividend: The manager of the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 has received from the head office in London the
following telegram:

该县二分区中共发展较好,该区农会代表14人中,党员占10人。10个党员代表中,有周东和一人是管理该乡财政的,颇具势力。“他原本是五桂局的握权人,不过农会势力澎涨时遂投机组织农会,‘四一五’事变后,他的思想亦非常动摇,本来对党毫无认识,他所以不拒绝我们,反加入我们的党,是他的投机行动,恐防C.P.执政,他的地位不固,以为加入党后,一旦C.P.执政,他的地位亦仍可以稳固。”当地农民和农民党员都很信仰周,因他管理全乡财政,不啻一个富翁,有一种潜势力,农民多有信仰富翁的心理。[9]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由于丝价下降、市场不景气,经营者很难再从银行获得贷款,于是转向政府请求援助。1931年5月,国民政府批准发行800万元缫丝业救济公债的申请。江苏、浙江几乎所有的丝厂都获得了每架丝车80元的公债份额,并用这些资金赎回了依合同抵押在金融机构仓库里的蚕茧。但是政府扶助的力度是不够的,企业在低价经营的情况下依然亏损。1933年5月,国民政府第二次批准财政援助。10月,根据实业部和财政部的提议,江苏和浙江两省又发行220万两短期公债援助本地区的缫丝业,中央政府为省政府发行公债提供财政援助,以固定税作为债券红利,并对出口生丝实行补贴。总的来说,政府干预的作用极为有限,财政支持对工厂的继续运转来说不足敷用。

At the approaching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shareholders, the
Directors will recommend that a dividend be declared for the past half
year at the rate of 14 per cent. per annum and a bonus of 6s/3d per
share free of income tax, that £ 25,000 be added to Officers’
Superannuation Fund, £ 125,000 written off Premises Account, and that £
209, 278. 4. 6 be carried forward.

周东和算得上是一个“地方精英”。他的能力和见识比普通农民应高出一筹。“四一五”事变后,他对投靠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一度犹豫不决,表明当时政治局势尚不明朗,究竟鹿死谁手,难以预料。他最终将筹码押在中共一方,说明他当时判断中共前景比国民党可能更具优势。周东和的选择至少代表了当时一部分民众的看法,即国民党虽然清共,但两党谁胜谁负,一时难见分晓。

关于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该书认为棉纺织业和缫丝业都面临海外同行的激烈竞争。在国内粗纱市场上,主要是棉纺织业同印度和日本的纱厂竞争。在欧洲和美国市场,缫丝业同日本丝厂竞争。当时中国的生丝出口到欧洲和美国市场,而粗支纱则销往国内的农村市场。由于国际市场上生丝供过于求,日本生丝开始降价,中国生丝也不得不跟着下调价格。1930年11—12月,生丝价格已经跌破成本价。而且随着欧美经济危机的加深,作为中国生丝主要进口国的美国和法国又开始缩减进口量,导致1933年中国生丝的出口额减少了约45%,相对1930年的出口额减少了88%。同样地,在国内市场销售的棉纺织业也面临萎缩局面。对棉纺织业来说,虽然能够从美国与印度进口价格较低的原棉,但是由于1933年夏天,美国政府对本国原棉价格实施保护,这给中国纱厂造成致命打击。至1933年4月,棉纱出售价格已经低于生产成本,生产陷入困境。

显然《申报》将英文“Dividend”译为“股息”,另外这种译法还出现在汇丰银行和有利银行(The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发放股息的报道中。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和有利银行主要服务于英国的殖民利益并开展相关金融业务,并各有侧重,如麦加利银行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而以汇兑为主。麦加利银行和有利银行总部均位于伦敦,上海为其海外分行;而汇丰银行则是为克服上述银行总部遥远、信息反馈不及时的弊病而设立的,主要由英德美中和波斯等国商人合股(后因他方退出而成为一家英商银行),总部虽位于香港,但其公司制度是按照英国公司法组织的。

此时加入中共者,象周东和这样的地主富翁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加入者是普通农民。据1928年8月的统计,广东党员中,农民占75%,知识分子占12%,工人占9%,士兵占3%。[10]这一比例与当时全国中共党员的社会构成基本一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主体力量被迫转入农村。普通农民加入中共的情形比较复杂。大革命时期农运基础较好的地区,农民对中共已有一些初浅的认识,如认为共产党是“穷人的党”等。但总体而言,当时广东农民对中共的认知程度相当低。如在海陆丰、顺德、廉江、化县、遂溪等地,不少农民党员分不清农会与共产党的区别,以为农会便是共产党。[11]入党如同大革命时期入农会一样随便。在陆丰,2000余党员中,“同志不明党是什么的甚多”[12]。在惠来,大革命时期原有党员100多人,“四一五”事变后,该县党组织在举行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时吸收党员上千人。“这一千多党员中,竟有九成不懂得共产党是什么一个东西。”[13]

以伦敦为代表的西欧是近代股份制企业的发源地,并无发放本土企业意义上官利的规定,如果将外商在华企业的股息等同于本土企业的官利,则与西方股份制企业的利润分配制度相悖。最重要的是,如上述《字林西报》所载麦加利银行发放股息的电报抬头所示,该电报是同时发给印度、澳大利亚和中国分行的,而印度和澳大利亚是英国的殖民地,承袭英国公司制度,分派官利同样显得不合逻辑。

也就是说,当时相当一部分农民加入共产党是一种盲目行为,而这种盲目性又与地方党组织在发展党员时的滥收滥拉有关。中共中央鉴于大革命失败后党员被捕被杀和大量流失,急需恢复和壮大党的力量,因而指示各地党组织大力发展党员,尤其要坚决地大批吸收工农分子入党,并给各省市党委下达任务指标,以期快速扩大党的组织。[14]广东省委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也给各特委[15]下达征收指标,特委又同样给各县委下达指标,各县委自然也要求各区委、各支部在指定时间内必须发展若干数量的党员,而且从中央、省委、特委,到县委、区委、支部,征收指标层层加码。如中央要求广东省在半年之内增加8000新党员,而广东省委要求南路各县在半年之内必须发展到10000以上的党员。[16]同样,东江[17]特委要求潮阳县委在一个月之内发展同志1000人[18]。有些地方,指标一直下达到党员,要求每个党员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吸收同志数人。[19]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党组织为了完成任务,只好“拉夫式”地吸收党员。如廉江就是“拉夫式的吸收同志”,“虽然廉江的党,无组织,无训练,无宣传,可是吸收新同志却很快。农民加入党,不是一个一个而是一批一批的”。[20]

该书虽然是研究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的,但是在导论与结论中,作者也提出对1997年金融危机的思考。在笔者看来,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历史经验与启示是多方面的,例如金融业过度放贷的风险是什么?房地产业投资热会不会导致经济泡沫化?国际流动资本对国内金融稳定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政府如何协调与市场的关系?针对这些问题,都能够在该书中找到答案。

如果上述英商银行的利润分配制度并不能完全代表近代西方股份制企业制度,那么近代代表美国在华金融势力的花旗银行股息分配,则有助于我们理解股息的确切含义。1921年9月25日的《申报》转译了“花旗银行将发股息”的消息:“半年股息,决照二分四厘年息”,而之前一天的《字林西报》的“International
Bank Dividend”条目下有“a semiannual dividend at the rate of 24 per
cent.per annum has been declared,payable September
30,1921”的表述。可见《申报》在涉及美商花旗银行利润分配时,同样将英文“Dividend”译为“股息”。花旗银行是总部位于纽约的当时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是典型的西方股份制企业,如果将外商在华企业股息等同于本土企业官利,同样有悖于西方股份制企业的利润分配原则。

吸收党员的条件,中央规定要有坚强的阶级觉悟、政治认识,是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党所收纳的党员,一定要是群众中最有阶级觉悟最勇敢的分子”[21]。广东省委在给各县市委的指示中,特别强调要吸收工农中“最勇敢”的分子,而对“阶级觉悟”则甚少提及或干脆不提。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勇敢”成为吸收党员的首选条件自不难理解。有意思的是,一些县委在给支部的指令中,则提出“对于工农分子无条件吸收”,连“勇敢”亦不强调了。换言之,下达征收指标时,中央、省委、县委层层加码;而厘定党员条件时,则中央、省委、县委层层递减。如海丰县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承认:“我们急切于发展党的组织,而期望于普遍城市乡村,所以对于工农入党条件,只是放低,且在每次群众集会公开征求党员。”[22]群众集会时征求党员,往往是成批地集体入党。如海丰在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300名到会代表中,90%被吸纳为党员,“未加入者只年龄太高者而已。”[23]广东省委认为,青年农民在斗争中,通常是最勇敢、最急进、最积极的力量;而老年农民则多思想落后,苟且偷安。[24]省委的这种认知与当时中共党员的年龄结构相吻合。据1928年1月澄海县委的报告,该县84%的党员在35岁以下,其中又有近60%的党员在25岁以下;11名县委委员中,10人在19-26岁之间。[25]这个时期广东全省党员年龄未见记载,相信与澄海县的情形相差不远。青年人的急进和激情,与老年人的谨慎和保守恰成对照。年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人是否参加党或革命的重要因素,各个时期革命的主体力量几乎都是年轻人。革命是年轻人的事业。

一是金融业过度放贷与经济风险。上文已经提及近代中国工业起步艰难,许多企业都是依赖银行借贷经营。在缫丝业的不景气开始冲击金融机构时,尽管有政府公债的支持,但是很多丝厂还是拖欠银行债务,任其抵押物留在仓库里。虽然银行为保证贷款安全,一直要求丝厂以蚕茧或生丝作为抵押,存放在指定的仓库里。但是一旦这些抵押品贬值,金融秩序还是会陷入瘫痪。银行在低价拍卖抵押品后,并不能收回全部贷款。即使银行起诉丝厂,但是厂主和合同担保人不是破产就是失踪,银行亦无法收回欠款。

那么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近代以来奉行“脱亚入欧”政策的日本所开办的银行是否存在本土企业意义上的官利派发呢?本土企业的官利一般会在企业章程中有明确规定,如中国银行1915年、1918年、1922年、1928年章程均规定:“本行股利分为下列二种:甲官股照每年四厘正息;乙商股照每年七厘正息”,交通银行1907年奏定章程和1925年、1928年章程均规定股利常年六厘。以日本对外汇兑业务最为发达的横滨正金银行为例,其章程“决算与分红”部分涉及股东利益分配的第88、第90和第92三条中并无股息发放的内容,但在1926年3月31日《申报》刊载的“正金银行之营业状况”条目中却提到了派发股息:“正金银行报告,去年七月至十二月之半年中,获利一千四百八十万日金,股东派息一分二厘。”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以外来意识形态和组织体制建立起来的共产党在扩充组织的过程中,并不排斥而是借助中国传统的各类社会关系媒介。如广东省委在给下级党委的指示中,鼓励党员通过亲戚朋友邻里关系吸收同志,还提示可以通过诸如结拜把兄弟、开教馆、教拳头、旧式行会、同乡团体和秘密结社等传统社会媒介去发展组织。[26]有的县委还要求党员“注意训练自己的老婆,发展农妇同志”[27]。由于农民交往圈狭窄,农村党员在发展组织时,基本上是在自己的家族、亲友、近邻和同村村民中进行,借助、依附于传统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基层干部,大多来自当地有一定势力的地主富农家庭。其读书人的身份和较富裕的家庭出身,有利于他们在农村开展革命活动,因为农民对读书人和乡绅具有相当信仰。资料显示,这个时期中共组织的发展,受到血缘、地缘、亲缘等传统社会关系的制约和影响;在党组织内部,各种社会关系交错混杂,亲戚、邻里、同学、故旧等瓜葛穿插其间。在一些地方,党员的发展明显带有村落性和宗族性。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全村入党的“共产村”。

与丝厂一样,棉厂也是从银行贷款购买原材料进行生产,以最终产品或原材料库存作为抵押。由于棉纱销售量的下降,许多纱厂延迟偿还利息和本金,或者干脆就是拖欠,即使是著名的大生纱厂也不例外。由于纱厂资产贬值,负债企业往往是资不抵债。如1933年上海隆茂纱厂倒闭,其动产和不动产的总价值约为27万元,却欠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35万元。由于抵押银行的抵押物贬值,企业又没钱赎回抵押物,不能按时归还贷款。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的情况最严重。当通货紧缩的压力增加时,通货膨胀时期形成的信贷关系就无法继续维持。但是又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制止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为防止整个金融系统崩溃,最后还是政府为陷入困难的银行注入资金,但是因为财力有限,实际效果并不显著。

那么此次派发的股息是什么性质呢?1926年4月2日《字林西报》的“Yokohama
Specie Bank”目下有“recommend a dividend at the rate of 12 per cent.per
annum”的记载,即派发折合年股息率12%的末期股息,《申报》这次同样将英文“Dividend”译为“股息”。横滨正金银行公司章程中并未涉及股息内容,但却在1926年上半年按照12%的年股息率派发了1925年下半年末期股息。因此将外商在华企业的股息等同于本土企业的官利,在横滨正金银行的例证中依然不成立。

除了盲目的和“拉夫式”、“拉友式”的入党者外,尚有部分怀有“入党谋生”的动机,亦即出于个人生存需要而投身革命。1928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提到,“在农村则多拉自耕农、半自耕农和许多游离非阶级的分子进党;在城市则多拉许多失业工人入党”[28]。所谓“游离非阶级分子”,是指那些年轻的农村流氓无产者。他们中不少人勇敢不怕死,当中共动员农民时,最先挺身而出的往往是这批人。但他们多是游手好闲之辈,加入中共以后,多存靠党谋生的观念。顺德县委报告,一些农民入党以后,以为党应该维持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若不与他解决,就不工作了。[29]在潮阳,党员向党领伙食费的多达二三百人,月需千余元。[30]东江各县“失业同志、靠党生活的同志非常之多”。为了维持一大批失业党员的衣食问题,各地党委只好采取“捉猪”的方式筹款。[31]东江特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批评党员存有两大错误观念:一是把党看做救济会,以为党可以有钱给他,当白色恐怖厉害时,党的财政来源断绝了,他们也离开救济会了;二是雇佣革命观念,“在那些财政来源容易的地方,一般同志对于金钱观念非常厉害,无钱不做工,路不过一二十里,每送一信非一二元不行。”[32]有些地方,农民不是因为地主压迫而是因为自然灾荒而要求入党谋求生路。如南雄县委报告,1928年2月暴动之所以发展快,是因为上年早稻不熟,许多村庄粮食恐慌。一些村庄要求全村加入共产党,因为暴动“吃大户”可以在短期内解决吃饭问题,后来这些农民均受地主诱惑而反动。[33]还有些地方的农民为了眼前的物质利益而入党。如海丰苏维埃初建时,因党员分得的土地比普通农民多一倍,于是农民为了分双份田而纷纷要求入党。[34]

二是房地产投资热与泡沫化。从1929年开始,上海房地产开始进入狂热发展的阶段。从数字来看,1924—1929年,上海房地产总价值增加了20亿两,其中一半的增长来自1928—1929年。由于国外和农村地区的白银流入,上海银行业的白银储量在1929年达到创纪录的新高,并且持续增长到1933年。充裕的资金促进了信贷扩张,其主要流向并不是实业,而是房地产。上海的企业家也把获得长期贷款的希望都寄托在房地产上。从1931—1933年,随着缫丝业的获利越来越少,丝厂租金逐月下降,很多时候丝厂根本租不出去,此时业主们发现拆除工厂而修建公寓、经营地产更为划算,结果有22家丝厂被拆除。

上述外商在华银行除按照英国公司法组织的汇丰银行外,不论是承袭英国股份制企业制度的麦加利银行和有利银行,还是来自股份制企业制度最为发达的美国之花旗银行,抑或是同处东亚的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均为承袭西方股份制企业制度的外商在华分支银行,在利润分配制度上均不存在发放本土企业意义上官利的合理性。

这个时期尽管中共中央一再要求大量发展城市工人入党,但工人加入中共者甚少,加入者多为失业工人。这些失业工人亦多存靠党吃饭的观念。如广州市委报告:党员“多是失业工人及散失的同志,收集回来,多凭个人介绍,简单的谈话,有些观念很不正确,也是放在党里面,或者有的是回到党来以为有差事,有钱领,所以一经接洽,就要求工作,要求伙食。初因为周围想找人,应付有时不妥,遂养成一个很坏的恶习,并且不如意时,就有到新同志中煽动者,一般失业同志受此影响,闹出很多纠纷。”[35]广东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亦不无遗憾地说,广州的党员成份大部分是罢工工友,失业者居多,工作方面不能深入群众,只有食饭等;党员没有受过相当的训练,加上生活问题没有解决,压迫一来他便马上变节。[36]同样的情形在当时广东省委所在地香港的党员中亦存在,一些党员“无经济不做工作”;一些支部“无机关便不开会”。[37]

对农民约占总人口80%的中国来说,农村人口购买力的下降导致国内工业品市场的萎缩,工业品价格也开始下降,产业的进一步扩张变得不可能。此时的投资者,或是用闲置资金购买政府债券,或是投向房地产,而不是工业企业。地产投资很少是基于真正的需求及对赚取租金的期望,而是基于对利率和白银价值的追求。利用上海金融市场宽松的货币状况,许多房地产公司又开始发行债券。银行也把积累的资金投向房地产,仅1930年上海40家中外银行持有房地产的总价值就达到1.2亿多两,占银行贷款抵押品的一半,“由于这种扩张是建立在极度膨胀的地价上,所以金融机构使自身变得非常脆弱。”

那么根植于上海的外商在华工业和公用事业企业的情况是否有所差异呢?以纱厂为代表的棉纺业是当时上海最发达的工业部门,下面以英商纱厂中实力居前的怡和纱厂为例进行分析。1926年3月14日的《申报》刊载的“怡和纱厂股东会纪”载:“凑发普通股息,每股规银二钱五分”。而之前几天的《北华捷报》上有怡和纱厂发放股息的预告“To
pay a dividend on 900,000 ordinary shares of Tls.0.25 per
share”,即怡和纱厂普通股派发每股0.25规元两的股息。在涉及外商在华纱厂时,《申报》同样将“Dividend”译为“股息”。

雇佣革命倾向并非广东一省所独有,这个时期在其他省区党员中亦有存在。周恩来在中共六大所作的组织报告和大会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草案中,谈及组织上与党员思想上存在的错误倾向时,“雇佣革命”即为其中之一。[38]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在六大以后提出“党员职业化”的口号,要求没有职业的党员自谋职业,选拔干部时多选拔有职业的干部;认为失业党员倚党生活,不仅加重党的经济负担,而且容易使党脱离群众。广东省委也指出:“党员许多是失业的活动分子,靠党生活。动摇分子至于脱离叛党,勇敢分子只能到群众前头去拼命,而无法插入群众中去领导群众。这些是党的力量削弱的最大原因。党员有了职业,便不会脱离群众生活,一方面自己抓住社会上经济命脉,一方面易于深入群众;另一方面自然可以减少党员的拼命主义和盲动主义的倾向。”[39]

因此,1930年前后的地产繁荣大部分是泡沫。1934年9月之后,鉴于白银的迅速外流,人们撤回了银行存款和储备的贵金属。面对白银储备的减少,外商银行开始限制、随后是拒绝以房地产作抵押的贷款。这种做法迫使中国银行业针对未偿付的贷款,也开始限制借贷数额,要求更多的抵押,并拒绝延长贷款期限。在这样的金融气候下,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崩溃了。当银行预期作为抵押的地产的价格将要下降时,一方面停止向企业放贷,并且要求企业返还本金,另一方面当债务人不能返还时,它们试图通过出售这些抵押的地产以尽量挽回损失。因此地产贬值引起清偿贷款,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地产价值的损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1934年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通缩,房地产市场崩溃,大量卷入抵押业务的金融机构严重受损。

那么《申报》在报道外商在华开办的公共事业企业时是否也存在类似情况呢?如1926年2月20日的《申报》转译了《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关于大英自来火房发放股息的消息:“去年度末次股息,每股发给二两,连上次所发,合成年息八厘”。而之前一天的《大陆报》原文如下:“a
final dividend for 1925 of Tls.2.00 per share,being at the rate 0f four
per cent on the paid-up capital,making eight percent for the
year.”可见《申报》在转译《大陆报》的消息时,同样将“Dividend”翻译为“股息”,另外在涉及公共租界上海自来水公司时亦存在上述情况。

但“党员职业化”在广东推行的效果并不佳。本来象革命这样的事业,需要一大批职业革命者全身心投入,党员干部的兼业势必妨碍工作。“党员职业化”推行的结果,一部分有一定生存技能的党员干部借口“职业化”,要求辞卸党的工作去另谋生活;另一方面,“一般同志并不切实‘职业化’,反而天天向党讨生活。职业化的口号虽然在同志中已有了印象,但实行职业化的同志却是寥寥无几,党内天天闹同志讨生活的恐慌,天天讨论的问题,差不多大半是这些问题”。广东省委慨叹:“同志们尚未根本明了党是什么东西,他们好象以为党是维持党员的生活的,而不明了党是领导群众斗争的党。”[40]

三是国际流动资本与金融稳定。大萧条的头两年(1929年10月—1931年8月),银价下降,上海金融市场出现了罕见的繁荣局面。在金本位国家,白银是商品而非货币,白银会随其他商品的价格一道下降。相比之下,在使用白银作为货币的国家,银价下降导致商品价格上涨。中国在1929—1931年的情形就是如此。当时中国物价上涨了21.2%,而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的物价却在下降。在缺乏政府管理的情况下,银条与外国银币在中国自由进出,并作为货币在中国国内市场上流通,特别是在上海。因为同等数量的白银,比在其他地方能够换得更多的美元,对卖家来说是有利可图的。

这说明当时《申报》在转译《字林西报》、《北华捷报》和《大陆报》等主流英文报刊的消息时,均存在将英文的“Dividend”译为“股息”的现象,不仅涉及总部在国外的外商在华银行,总部在香港但承袭英国公司制度的汇丰银行,还涉及植根于上海本地的外商纱厂、外商公用事业等企业。

中共成立以来,虽然经历了一场大革命的洗礼,但毕竟尚处于少年时期。大量资料显示,这个时期,一大批底层农民是在不知党和革命为何物,亦不明党的主义和政策的情况下被卷入革命队伍的;另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失业者、流氓无产者出于生存的需要才投身革命行列。虽然这个时期中国革命处于逆境中,但并非所有参加革命者都具有坚强的革命信仰,盲目入党者甚至占多数。

但是从1931年开始,随着各国货币贬值,银价回升,白银开始流出中国。白银汇率上涨和全球经济衰退阻止了中国出口进一步扩大,但中国没有相应地限制进口的扩大。为了弥补国际贸易逆差,中国被迫出口白银。1933年中国经济进一步恶化,贸易逆差达到7337.39万元,这导致净出口18940万美元的黄金和1420万美元的白银。

另外,《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在30年代经常转载“纽约股票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行情表,用来刊登该交易所各种股票的交易信息。该表有一栏就是“Dividend
Rato per Annum”,即“每年股息率”,行情表中不乏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杜邦公司(Du Pont De
Nemours)、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of N.
J.)、美国钢铁公司(U.S.Steel)、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merican Tel.&
Tel.)、柯达胶片公司(Eastman
Kodak)等美国主流企业。如果说外商在华银行、纱厂、公用事业等领域的企业有可能受中国传统商业习惯的影响而派发官利的话,那么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主流美国企业实在没有派发本土企业意义上官利的理由。

二、支部生活

四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对经济危机初见成效,主要是体现在当时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协作关系上。在恢复工农业经济方面,1935年夏,随着汇率开始下降,生丝价格提高,缫丝业出现好转。由于大萧条时期日本对美国市场的争夺,提高蚕茧质量成为中国的重中之重。虽然美国对丝织品的需求逐渐降低,但是对于制造高级丝袜的生丝的需求仍在增长。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中国农民不得不采取新的养蚕方法。但是由于受到丝价下跌的重创,丝厂一开始无力实行这一计划,相反,他们还试图降低蚕茧的收购价格,此时政府出面干预。1934年,在全国经济委员会的主持下成立了缫丝改良委员会。江苏省政府也成立了缫丝改进管理委员会,开始实施蚕种改良计划。委员会在桑蚕养殖区设立指导中心,向农民提供改良蚕种、发放种植补贴、改进销售渠道。1935年9月,国民政府通过《合作社法》,在银行资助下开始建立养蚕合作社,广泛介入到缫丝业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为提高生丝质量,政府还要求丝厂将陈旧的缫丝机更换为更现代的日本进口设备。企业界也积极响应,如无锡兴业缫丝公司的薛寿萱,就领导了无锡丝厂的合并,并完成了设备的更新换代。

更为关键的是,1937年出版的专业经济学辞典《财政金融大辞典》将“官利”译为“Fixed
Interest on
Shares”,并非英文的“Dividend”,可见涉及外商在华企业的“股息”与本土企业的“官利”在英文中根本不是同一概念,而官利译名中“Interest”的择定也正好体现了晚清以来官利制度所体现的债券性。此种概念模糊性在晚清时期亦有出现,如晚清士人很长时期内将外国股票与债券统称为“股票”,不少中外借款条约的中文文本将债券写为“股票”,光绪年间亦将内债债券命名为“昭信股票”。

对一个政党而言,既要保持组织的严密性和纯洁性,又要使组织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总是一个两难问题。列宁主义政党以“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著称。中共作为一个以列宁主义政党模式组建起来的政党,亦常以此自期、自许。那么,这个时期中共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达到或接近于这一理想形态?下文试对广东党的支部组织情形做一具体考察。

对棉纺织业来说,一方面,纱厂主们主要是通过重组来改善生产和管理,引入纵向合并,增加细纱产量,提高效率。如上海纱厂考虑到国内粗纱市场需求萎缩,从1931年开始就已经生产细纱。而在技术革新方面,主要是通过增加动力织布机生产布匹。1936年农业丰收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改善了农村的经济状况,农民的购买力也因之提高,国内需求开始增加,棉纺织业开始复苏。另一方面,政府对提高原棉产量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全国经济委员会下设的棉业编制委员会成立中央棉产改进所,并与一些产棉区的省政府合作设立分支机构,进行种子的培育与分发,增加产量。同时,为供应细纱生产,还扩大美国长绒棉的种植面积。到1936年,棉花种植总面积的一多半种植的都是美国品种,原棉产量也比1935年增加约77%。此外还以合作社的方式,扩大农村信贷,支持原棉的生产和销售。而江苏省农民银行的一个制度创新是经营仓库。农民银行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换取他们的农产品,并把这些农产品存放在银行的仓库里。仓库项目迅速扩展,通过这种方式放出的贷款很快就超过了借给合作社的贷款。农民银行发现仓库项目比通过合作社的贷款更为有利,通过直接将抵押物保存在仓库里,银行就能更安全地放贷。

综上,虽然在当时的主流汉语报刊《申报》上转译了大量外商在华企业发放股息的消息,但结合在上海最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北华捷报》和《大陆报》等报刊的英文原文,可知当时的汉语主流报纸将英文的“Dividend”翻译为“股息”。但在公司利润分配制度上,首先承袭西方股份制企业制度的外商银行并不存在派发本土企业意义上官利的合理性,其次外商在华棉纺业和公用事业企业在股息分配上亦存在与外商银行同样的英文表达,即“Dividend”。同时本土企业的官利应理解为“Fixed
Interest on Shares”,可见二者并非同一概念。

“支部”是列宁主义政党的基本组织细胞,也是列宁主义政党在组织结构上与西方议会政党的基本差别。西方议会政党一般仅有高悬在上的上层机构和遍布各方的散漫党员;党对党员没有多大约束,一般只要拥护党的政治主张,党员入党、脱党均很随便。而列宁主义政党则不同,它有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支部”。在基层组织里,党员之间定期开会讨论,交流思想,共同行动,既相互了解,也相互监督,使党每个党员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维系每个党员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并通过支部考察吸收新党员,确保党组织的群众性和严密性。

综上所述,虽然该书不失为一部开山之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如在评价货币改革的成效时,作者承认货币改革“也使得中国财政失去了弹性。为了保持汇率稳定和货币的可兑换,中国政府不得不克制发行过多的货币或限制预算扩张。”但是却缺乏进一步的具体分析,特别是结合个案剖析货币改革的不足之处,更是未能触及。其实外汇储备的不足、财政体制的缺陷、财经专业人才的匮乏,以及对财政金融的管制不力,这些都为中国经济后来更大的混乱埋下了伏笔,所以对货币改革成效的评价还是应该审慎客观一些。而在外来因素的影响方面,日本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力非同一般,虽然书中也在几处提到日本纺织产品的竞争,但是其重要性仍然凸显不足。历史事实表明,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全面侵华的态势下,内忧外患的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形成,任何经济体制改革的努力,在国家决策层面都是次要的,最终的成效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全面抗战爆发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断的影响,日本当然应当承担最主要的责任。

据此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外商在华企业的“股息”不能等同于中国本土企业的“官利”概念。这样既可以理顺美国主流企业存在股息发放的逻辑关系,又能理解《财政金融大辞典》将“官利”译为“Fixed
Interest on Shares”的深刻含义。那么外商在华企业的股息概念该如何理解呢?

从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指示观之,中央显然充分认识到支部组织的重要性。特别是六大以后,中央要求各地党部做到“一切同志都有支部,一切工厂中都有支部,一切支部都有支部生活”;要求每个支部的党员“到会,纳党费,看党报,推销党报,讨论问题,在群众中工作,介绍同志等等”。[41]但检阅这个时期广东各级党组织的大量报告,几乎千篇一律地声称,各地的基层组织支部,多数是有名无实的。1928年11月广东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提到,全省党的支部号称数千,但大多数都不能按期开会,即使开会也很少能到齐;党员对开会没有兴趣,支部也很少分配党员工作。支部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因此也不能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党员活动多成了个人英雄的拼命主义,没能做到“一切工作归支部”。支部的发展,在城市,没有深入到大的产业、交通、市政的工人中去;在农村,一般没有深入到地主势力占优势的大村,只偏重于小的所谓红色乡村。各地的基层党部,差不多都忽略了党员的教育训练工作,对党的政策也不能普遍了解,缺乏党内的讨论。下级党部的同志对党的政策多是盲目的听说。有些党员因不了解革命的前途和工作的出路,而表现烦闷消极等。[42]

注释:

二、外商在华企业的股息、股利与官利

支部组织的重要性和如何过支部生活,对多数没有文化的农民党员而言,本是相当陌生的。由于组织发展太快,加之此时党的中心工作放在武装暴动上,各地对党组织的自身建设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比如在廉江,近千名党员“似一盘散沙,简直说不上组织。过去无人负登记的责任,各支部的同志之增多减少俱无确实的调查,各个同志也模模糊糊只知自己是个党员而已,甚至有连自己的支部都不知道的”。县委也不知道全县党员的确数。省委巡视员到廉江视察时,询问全县有多少党员,三个县委常委竟答出三个不同的数目。各支部、小组不能按期开会,很多同志只在入党时同负责同志谈过话,此后便没有开过会。县委没有向基层党部发过宣传和训练材料。“土地革命的意义,党的一切策略,目前的政治情形,同志们也无从知道,一句话,训练工作等于零。”[43]

①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4页。

在澄清外商在华企业股息概念的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股息、股利与官利三个概念的关系做一番梳理。在民国时期的本土企业中,官利、股息和股利三者的含义相同,即公司章程规定并受官方认可之固定收益。既然外商在华企业的股息概念与本土企业的官利概念不同,那么外商在华企业本身的股息、股利与官利三者概念是否一致呢。

在顺德,“各区及支部通都涣散而不健全,名目上虽然有二十六个支部,区委有四个,但在实质上几等于零;党员二百余人,都是挂名的多。”[44]在广州,党的组织很不严密,党员的活动能力和对党的观念均薄弱,支部很少分配党员工作。[45]

②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孟凡礼、尚国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下引此书原文仅在正文标注页码。

首先看股利与股息是否等同,1922年2月28日的《申报》刊载的“香港汇丰银行之股东年会”中提到:“旧年六月经派半期股利每股三镑,现拟派末期股利旧股每股三镑,另红利两镑,新股每股两镑五先令,另红利十五先令”,即汇丰银行在发放1921年中期股利每股3镑,末期股利旧股每股3镑、新股2镑5先令,红利旧股2镑、新股15先令。而1922年2月18日的《字林西报》早已刊载了上述消息的英文:“The
Interim Dividend of £ 3 per share paid on August 8 last.”“The Directors
recommend the payment of a Final Dividend on the Old Shares of Three
Pounds Sterling per share,and a Bonus on the Old Shares of Two Pounds
Sterling per share;also a Dividend and Bonus on the New Shares at
corresponding rates,viz.,£ 2.5/and
15/-”,即《申报》将“Dividend”译为“股利”。此外棉纺业的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公共事业领域的公共租界上海自来水公司也存在上述情况。可见在金融、工业和公共事业等三个代表领域均存在将“Dividend”译为“股利”的现象。因此可以认为当时的《申报》在涉及外商在华企业时,亦存在将“Dividend”译为“股利”的现象,即股息=股利。

东江各县的党组织在广东要算建立最早,而且斗争最激烈,最普遍,尽管如此,其党组织仍然散漫松懈。[46]在潮阳,党部自县委至支部组织均不健全。支部不能按时开会、报告、收党费及在乡村中发挥作用;县委不知道支部及党员的确数;区委委员多不负责,有的区委委员当选后甚至从未到过区委;大多数党员对党的观念很薄弱,党员的训练教育工作全无。[47]在陆丰,多数同志都脱离党支部,不开会亦不工作。[48]1932年4月召开的东江特委扩大会议坦承:“东江党的组织,很严格的讲是等于没有。党的领导群众工作,并不是经过组织力量去推动,支部不能起核心作用,而大多是少数同志个人英雄式的领导。大多数党员不能够做群众的模范,不能遵守党章上所规定党员应尽的最低限度的责任。”[49]同年11月,东江特委常委扩大会议再次指出:“在敌人残酷进攻的现时,支部多数瓦解,同志中多表现出右倾、灰心、悲观失望的错误观点,‘自新’叛变的现象各地都有,露骨的表现东江党组织上的弱点。支部不健全,不能讨论和执行上级的决议,同志多不缴党费,不能负起党员任务为党工作,党内缺少会议生活,县区委集体领导极薄弱,表现了各自为战的散漫状态。这是东江党普遍的现象。”[50]

其次,外商在华企业的官利是否也与股息、股利含义相同呢?1925年3月21日的《申报》刊载了“麦加利银行去年之盈余”的消息:“董事会拟派去年下半年官利一分四厘,红利每股六先令三便士,合计全年所派官利红利共有二分零半厘,所得税在外。”而同一天的《北华捷报》刊载了上述消息的英文原文:“the
directors will recommended that a dividend be declared for the past half
year at the rate of 14 per cent.per annum and a bonus of 6s.3d.per
share—making20 1/4 per cent.per annum for the whole year—free of income
tax.”显然《申报》此处将“Dividend”译为“官利”,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麦加利银行1924年的盈余分配中,但《申报》在1926年3月19日却将“Dividend”译为“股息”。从《申报》转译麦加利银行1924—1926三年盈余分配的情况看,《申报》将前两年的“Dividend”译为“官利”,而在第三年却将“Dividend”译为“股息”。同一个词在涉及同一家企业的相邻年份分别被译为“股息”和“官利”,但麦加利银行的利润分配体制期间并未发生变化,同样的现象还发生在公共租界上海自来水公司1924和1926两年利润分配的转译上。

在广东其他各地,情形也基本相似。党员多数是没有文化的农民,能读党报的很少。中央或省委所出的党报,又不能分发到支部去。加之上级通告大多文字深长,一般党员看不懂。由于缺乏教育训练,党员的政治水平甚低。很多党员对党缺乏基本认识,连什么叫做C.P.都不能十分了解。[51]一些党员甚至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加入共产党。[52]党的政策和策略不能很好地传达到支部和党员中去了解和动员。[53]“中央、省委文件从没有拿到支部去讨论,看都难得,连县委本身也不能通通看到的,马马虎虎,而从没有讨论,至工作同志到各区去大半把食宿问题做中心而不把工作做中心。”[54]党员不了解政治形势的变化,如上级党组织要求讨论“反五次围剿的决议”时,基层支部感到纳闷:“四次围剿”是什么时候有了,又在什么时候冲破了的,未听见讲过前四次围剿,又有什么第五次围剿呢?[55]

从麦加利银行和公共租界上海自来水公司例子不难看出,在金融和公共事业两个代表领域均存在将“Dividend”译为“官利”的现象。因此可以认为当时的《申报》在涉及外商在华企业时,亦存在将“Dividend”译为“官利”的现象,即股息=官利。结合上文股息=股利的结论,可以认为当时的主流报纸将“Dividend”同时译为“股息”、“股利”或“官利”,即涉及外商在华企业本身时,股息=股利=官利。

总之,组织松弛涣散,支部有名无实,党员缺乏训练,是这个时期广东各地党组织的普遍特征。

那么当时的学界如何界定“Dividend”呢?下面选取当时较为权威的三种经济学专业英汉词典进行分析:

尽管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一再指示和强调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实际效果却甚微。其间的制约因素自然复杂。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列宁主义政党模式作为一种外来的组织体制,当其植入和运用到中国社会中来时,必然面临着一个磨合和调适的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的生存空间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其组织主体力量由知识分子转为农民以后,诸如“C.P.”、“苏维埃”、“阶级”和“阶级斗争”等一套洋名词已令那些乡下农民一头雾水,更何论要运用这些洋组织和洋概念将他们动员起来呢!即如规定支部党员每周开会一次,广东各地的农民党员即感不适。他们表示对开会没有兴趣。中共琼崖特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即称:“同志讨厌开会的现象在琼崖特别普遍”[56]。在海丰,农民党员郑重其事地向党组织提出三点要求:一是不可毁弃神明;二是会不要开得那么多;三是女子不要那么活动。[57]“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这句民谣起于何时,尚待考证,估计在这个时期当已适用。因为它隐晦地表达了农民对共产党“会多”的不欢迎态度。对于那些长期习惯在散漫无序的乡村社会生活的农民党员而言,骤然要受列宁主义政党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当时东江特委报告,在普宁、惠来两县,农民同志许多以入党为麻烦多事,做错事时又要多受一层处罚。所以当党部开除同志或将同志留党察看时,那些被处罚的同志反而表示欢喜。[58]

1934年出版由何士芳编纂的《英汉经济辞典》:

由于入党前对党没有相当的认识,入党后又无严格的训练,甚至不知党为何物,这样的党员自然不可能有坚定的革命信仰。结果是入党、脱离均甚随便。来的时候是一批一批地来,去的时候也是一批一批地去。[59]这个时期,广东党员中脱党、逃跑、自首、叛变的现象相当严重。

Dividend股利;股息;余利;红股。

这个时期,党员发展最快的地区,多是暴动一度取得成功的地区,如海陆丰、琼崖等地。但当这些地区危机来临时,党员脱逃、离叛的现象亦最突出。在海丰,当苏维埃存续期间(1927年11月至1928年3月初),党员骤增15000人。但新吸收的党员,多数没有得到相当的训练,不晓得党的主义,不明了斗争意义,一到敌人临境,即多数表现畏缩,部分动摇而致叛变,坚决勇敢参加斗争者占少数。[60]在陆丰,党员有2000余,不明党是什么的甚多,当敌人进攻时,能积极参加斗争者不上400人,余多畏缩逃散。[61]海陆丰政权之所以迅速丧失,党组织不健全是一个重要因素。1928年4月中央巡视员在报告中写道:“海陆丰党发展太快,对于党的训练缺乏,故每个党员,鲜有对党有正确的认识。当每次政变,叛变、灰心不干以及逃走的,至少在百人左右。非独海陆丰党员如此,而红军中亦有此现象发生。”[62]随着白色恐怖的日趋严酷,党员中动摇人数亦呈上升趋势。据1929年4月中共海陆紫特委给省委的报告,海陆丰已自新者计有二三百人之多,“还有多少同志想走此道路”[63]。

1941年出版由国立编译馆编订的《经济学名词》中:Dividend股利、分额。

据东江特委报告,各地党的发展与否,完全恃政局为转移。在暴动胜利时还能多少吸收一些党员;当敌人压境时,因党员之逃跑,党的力量便骤然减少。[64]如惠来建立苏维埃政权时吸收党员千余人,白色恐怖一起,将近一半逃跑,连县委、区委委员亦跑得不知去向;仍旧留在乡村的党员,则不敢和党部通消息,实亦等于脱党。[65]普宁的党员大多是自耕农,与惠来一样,压迫一来,逃跑过洋者近占半数。据东江特委1928年6月的报告,普、惠两县农民党员逃往海外者约1000人,匿居山上或搬到别乡和不愿与党发生关系者约占十分之六七。[66]

1937年出版由张一凡、潘文安主编的《财政金融大辞典》:

类似的情形亦在广东其他各地存在。广宁有党员200多人,“逃走的占二成,消极的占二成,积极奋斗的只得二成”。据称在西江地区广宁党的基础尚算较好。在高要,敌人的镇压一来,9个县委跑了6个;党员有的因生活问题脱党另谋职业,亦有的入山做土匪。[67]在云浮,130余同志,“投机动摇分子居多”[68]。在化县,有党员一百几十人,县委准备发动一次暴动,但是暴动尚未起,听见有敌军开来,党员便四散逃走了,全县党组织亦随之而瓦解[69]。

股利:Dividends凡照章处分盈余时,应付给股东已缴资本之利息,名之曰股利。每逢决算,由盈余内提出之股东官红利,先转入此科目,及在下届决算前支付者,亦以此科目处理之。

共产党素以“铁的纪律”著称,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亦一再申明要强化党的纪律。如规定“不参加支部会议、不纳党费者不算同志。”[70]声称如果党员违反纪律,党组织要坚决予以纪律制裁,决不姑息迁就。但各地党组织在执行纪律时颇感棘手,因为多数党员没有受过党的训练,违纪者罚不胜罚。陆丰县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无奈地说:“党员既不知党是什么,自然不明白纪律为何物,我们若严格执行起来,不知要开除及处分多少。鉴此,纪律也没有严厉执行。”[71]东江各县党组织亦声称,他们之所以没有执行纪律,实乃无法执行,“因为一般工农同志大多数莫有过党的生活,而且莫有受过党的训练,所以他们实是不知道纪律是什么东西。”[72]还有一些地方党组织担心党员受处分后叛变反动,亦不敢彰明开除其党籍。[73]以至于一些已经逃跑脱离组织的分子,也没有采取组织上的制裁。[74]所谓“铁的纪律”,形同具文。

官利:Fixed Interest on
Shares.我国营业习惯,有官利余利之分,不论营业盈亏,出资者应得若干分之利息,是为官利。营业所得之利益,除去用费及官利等,尚有盈余,以分派股东者,是为余利,俗亦称红利。

1928年底至1929年3月,中共广东党组织遭到了一次全省性的大破坏。全省党员人数由1928年8月的64000多人,跌至1929年4月的13000人。这次大破坏的主要原因,在客观上是白色恐怖加重,主观上则是党组织自身不健全。党员中具有坚定信仰,英勇无畏,敢于献身者固多,而恐惧逃跑,脱党变节者亦为数不少。如南路、北江、琼崖等特委和香港区委机关都是党内叛徒告密而遭破坏的。

综合以上三种主流的经济学辞典的说法,可以认为当时学术界亦主要将“Dividend”译为“股息”或“股利”,即股息相当于股利,与中国本土股份制企业中股利相当于股息类似。但《英汉经济辞典》将“Dividend”译为“余利、红股”显然与“股利、股息”的解释有所差异:股息派发会表现为现金、债券或股票的形式,当股息以股票形式派发时,即形成红股,因此此处将之译为“红股”亦有其合理性,这恰好与《韦氏新国际词典》对“股息股票”的解释不谋而合,即以本公司股票形式发放的股息;而将之翻译为“余利”则与《财政金融大辞典》中“股利=官利+红利”的观念有极大关系,即将余利理解为股利的一种。另外这也有可能是一种概念混淆,因为当时非专业的通用英汉词典多将股息与红利混用。此外《财政金融大辞典》将股利解释为“股利=官利+红利”的说法,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股利的解释有相似之处,即在“既派股息又分红利的条件下,将按一定股息率获得的收益称作股息,其余部分称作红利”,当然这只代表了特定情形下部分学者的观点,主流媒体和主流学者还是将股利等同于股息。

随着白色恐怖的日趋严酷,党员自首叛变呈上升趋势,而且日渐威胁到广东省委机关自身的生存。1929年1月广东省委给中央的信中不无忧虑地提到:“党员自首之风渐炽”[75]。1931年7月徐德在关于广东工作状况的报告中提到,省委“四年来破坏是定期的,每次破坏后叛变一批,组织经常是动摇的”[76]。1931年初至1934年9月间,由于省委机关屡遭破坏,省委主要领导人先后更迭10次,省委机构名称亦3次更改。[77]

综上可见,在涉及外商在华企业时,当时的《申报》等主流报纸将“Dividend”译为“股息”、“股利”或“官利”,即股利=股息=官利,同时学界主要将“Dividend”译为“股息”或“股利”,即股息相当于股利,部分学者认为股利=股息+红利。

在各地,党员大批叛变自首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3年1月东江特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近来许多阶级异已分子纷纷叛变,葵潭一区叛徒近二打,全东江几近百人。”“叛变的,自新逃跑的真多!”[78]相隔一个月,东江特委再次向中央报告:“最近一月来叛变的甚多,特别是潮普惠与潮普揭,一月来叛变的将近百人。”[79]“叛变后我们受到极大损失,我们的同志与群众死于叛徒之手的极多,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受到极大的打击,许多群众或同志对我们干部都怀疑,不知谁才靠得住,因此不敢接头或者要我们干部发誓他才敢接头。”“党员的数目是大大减少了,二千党员的海陆紫现在不上一千了,七百党员的潮普惠现在只有一百多了,五百多党员的南山现在仅存七十二人,而且不能开会的。党的组织是这样的削弱。削弱的原因,主要的是自新与脱离了关系。”[80]

虽然涉及外商在华企业时,股息、股利和官利基本为同一概念,即英文的“Dividend”;涉及本土企业时股息、股利和官利也含义相同,即“Fixed
Interest on
Shares”,但是二者本质上并非同一概念(即从字面上理解,前者为“利”,后者为“息”)。另外三个词虽然同义,但其出现频率还是有很大差异,在涉及外商在华企业时,股息运用最常见,股利次之,官利极为罕见;而涉及本土企业时,官利不仅运用最为广泛,而且最能体现由公司章程规定并受官方认可之固定利率的本土特色。因此在本文接下来的论述中,为区别起见,将涉及外商在华企业的“Dividend”统称为“股息”,而将本土企业的“Fixed
Interest on Shares”统称为“官利”。

在白色恐怖的严酷情境下,本无多少政治信念的农民党员为了自身的生存而背弃组织,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正因为此,更彰显那些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革命者之非凡和可贵。革命党的成长历程,本是一个不断淘汰、不断升华和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最初加入革命队伍者,中途因牺牲、失散、逃亡、叛离、清洗等,最终能留存下来并成长为真正革命家者只是少数。比如1928年广东全省6万多名党员,到1933年,仅余下一两千人,广东全省各地的白区党组织到1933年基本丧失殆尽。一个松弛涣散的党在白色恐怖下的生存和应变能力实在是脆弱的。

三、外商在华企业“股息”与本土企业“官利”

三、党费、党内交通与情报传递

在澄清外商在华企业股息概念之前,我们不妨将中国本土企业官利的特点简要罗列如下:一般从企业利润中提取;一般公司每年一次发放利率有最高限额并多载于企业章程;缴股即起息;以股本发官利的传统在少数企业合法存续。那么外商在华企业的股息有何特点呢?资料所限不能查阅当时的英文辞典,但我们不妨用现代英文辞典中股息的特点来反推民国时期:

对一个地下党而言,经费、交通与情报传递是制约其生存的重要因素。这个时期中共全党的经费情形非本文所能考察,此处仅就有限的资料,对广东各级党组织的经费来源与支出情形略加分析。

《韦氏新国际词典》:按比例分配给股东的利润;

这个时期广东省委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央的津贴;二是下级党部的上缴。

《简明新牛津英语辞典》:企业定期分配给股东的报酬,通常表现为每股一定数额;

广东国民党清党反共之际,武汉国共合作的政权还存在。当时中共广东特委的经费预算,月需12000元,开支主要包括特委和广州市委机关费、工运和农运活动费、宣传费和救济费等。但当时中共中央只答应每月津贴2300元。广东特委认为此款实在无法支应,请求中央在广东未收复以前,每月增加特别费5000元;另请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工人部拨给广东农运和工运补助费。[81]这说明当时中共广东特委的经费来源主要仰赖在武汉的国共两党中央津贴。

《大美百科全书国际版》:常为当期或累积盈余的拨用,而将公司资产分配给股东。……普通股股利每期金额不同,有时甚至没有。每期发放金额视盈余多少及稳定性而定。虽然许多公司收入变动甚大但固定发放一较低数额,以便于盈余状况良好时保留一部分,供收入偏低时发放。

1928年,广东省委要求中央每月接济1万元,中央批准广东省委每月的预算是7000元;从1928年12月起,中央减少给广东省委的津贴40%,每月津贴4200元。[82]1929年后,中央经济日趋紧张,给广东省委每月的津贴又先后降至3500元、2000元。[83]1930年以后,中央要求各省及各地党部实行“党费自给”,逐渐停止了给广东省委的经常性津贴,改为不定期的补助。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按其持股比例或股票类别在公司股东间分配的每股收益;

广东省委经费的另一来源,是下级党部的上缴。省委要求已经发动暴动的各县必须拿出一定经费给省委,如规定琼崖、海陆丰、潮阳等地党部,每月至少各供给省委3千元。[84]一些地方党部确有上缴,如1928年2月东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内有“前后托人带上银二千元,谅可接到”等语[85]。但地方党部的上缴并非总有保障。如广东省委一再向琼崖特委催款,琼崖特委回复说,省委困难情形,特委已经洞悉,自当努力筹措供给省委,不过在暴动时期,用款浩繁,在可靠的乐会、万宁两县反动派财产几乎没收精光,不能再筹,各县又只能勉强自给,所靠者只有陵水一县能筹大宗款项,而特委及工农革命军饷项及购弹费,又大都靠该县来供给,已是十分困难,所以从目前情形看来,每月筹3千元供给省委,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候以后努力筹出若干,当即付上云云[86]。

据此可将现代西方股份制企业股息的特点归纳为:一般从企业利润中提取;定期发放;每期金额视盈利多少而波动;不具备强制性、有时甚至停发;部分企业为保持股息稳定性会固定发放一较低数额。那么民国时期的股息派发是否也具备这些特点呢?下面同样以银行业、棉纺业和公共事业三个行业为例进行分析:

同样,海陆丰亦表示每月向省委上交3000元,难以办到。因为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自身财政还难以维持。开始夺取海陆丰时,所有没收财物及罚款有5万多元,刚好维持开销;以后财源有限,每月平均收入仅2万元,而每月开支仍需5万元,不敷远甚。[87]

首先,民国时期外商在华企业的股息是从企业利润中国提取的,如麦加利银行派发1923年股息的标题即为“麦加利银行盈余之分配”、怡和纱厂也是在结算纯利润29万规元两的基础上发放1935年每股0.25规元两股息的、上海自来水公司亦是在利润增长的情况下才发放了每股2英镑的股息并派发红利的。那么外商在华企业的利润分配还有哪些细则呢?

这个时期广东大多数县市党部不仅不能供给省委经费,反而仰赖省委的接济。省委每月必须从有限的经费中拨出一部分,津贴给下级党部。省委给各县市委的津贴,一般每月数十元不等,当然很难按月定期接济。省委有时还以停发或减发津贴,以示对下级党部工作的惩戒。[88]

记载当时外商在华企业利润分配详情的“企业年报”和“股东会记录”一般会刊载于《字林西报》或《北华捷报》等主流报刊,通过对相关企业利润分配详情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明晰其利润分配的细节。如汇丰银行1921年年报记载,汇丰银行在减去各种开支及利息形成纯利润后,依次提取呆账准备金(使之达到14112787.11元)、白银准备金(使之达到2350万元)、房产准备金、之后才提取旧股每股中期股息和末期股息各3英镑及红利2英镑,新股股息2镑5先令和红利15先令,剩余3331778.59元滚存下届。

由于省委的津贴有限,一些县市党部常因经济问题,对省委表示不满。如1928年7月顺德县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埋怨省委不能按时津贴,“至今相隔个多月,仍未见省委继续发给津贴,好似实行经济绝交一样,弄到顺德的党不生不死的状态”,声称若不从速设法接济,县委的工作势必消沉下去。[89]相隔不到一月,顺德县委再次在报告中写道,负责同志要吃饭,活动同志要川资,印刷宣传品要纸墨,这些是强健县委最低的限度。报告指责省委每月的津贴50元或60元也是口惠而实不至。牺牲的同志,其家属遗族得不到组织上的物质帮助和抚恤,甚至连精神上的安慰也没有,结果在同志中产生不良影响:“一人牺牲,百人退倒”。认为该县党的不健全,“都是省委无钱交来所致”,指责省委为“盲官黑帝”,“自认革命党人对于这些常识(引注:指无钱没法办党)都不懂”。[90]

棉纺业的怡和纱厂第五届股东常会会议记录显示:由于1925年盈利较少,公司在支付各种开支形成纯利润后,依次提取了建筑折旧金、机器折旧金、特别维修金,而当年每股0.25规元两的股息则是从之前提取的股息准备金中支付的,最后仅有1142.52规元两滚存下届,同时公司当时尚有通用准备金200万规元两和棉花流通金50万规元两。怡和纱厂从股息准备金中提取股息以维持股价的特点,亦契合了民国时期棉纺业利润年际波动极大的行业特色。

高要县委亦声称,省委的津贴既无确定的数目,又不能按期接济,县委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同志食饭发生恐慌,许多同志因此灰心而私逃,县委感到无法维持。[91]一些县委为了领取津贴,接二连三派人赴省委,甚至整个县委全体委员齐赴省委坐索。[92]当时广东各县党部普遍感到有两大压力威胁其组织的生存:一个是白色恐怖的压力;另一个即是经济的压力。上下级党部之间常因经济问题而导致关系紧张。

公用事业中的上海自来水公司1925年年报记载,由于公司当年盈利情况较好,所以公司在提取固定资产折旧和债券利息后,依次分配了每股中期股息10先令、末期股息30先令、红利5先令,最后提取通用准备金、股息准备金和债券准备金,滚存下届35377.04规元两。

此时广东一些县委的经费预算,每月一二百元不等。开支项目中,最主要的是县委委员和巡视员的生活费。如惠阳县委每月预算为250元,内中伙食费135元,交通费50元,宣传费15元,杂费50元。[93]所谓杂费,主要用于县委委员的医药费以及购置衣服、鞋、雨具等费用。县委每月预算中约有70-80%用于县委委员的日常生活开支。

通过对汇丰银行、怡和纱厂和上海自来水公司年报及股东常会会议记录的分析可见,公积金在企业利润分配顺序中与股息存在相互交杂的现象。但如果明晰了公积金的种类便不难发现,排在股息之前的为法定公积金,排在股息之后的为任意公积金。法定公积金为法律规定企业必须提取之公积金,多为企业发展之必要保证,如上文银行业之呆账准备金、棉纺业之机器折旧金、公用事业之固定资产折旧;而任意公积金则为据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提取之公积金,不具备法律强制性,如上文之通用准备金、股息准备金等。因此在民国时期外商在华企业利润分配顺序中,股息位于法定公积金之后,任意公积金之前。

除县市委外,一些区委亦仰赖省委津贴,如番禺县一、二区区委声称,区委经费,毫无办法,只有依靠省委津贴,否则无法活动。各区每月预算二三十元不等,并强调“要请省委发足,才有办法分配同志到各处活动”。[94]一些支部亦要求有津贴才能工作。据广东省委通告,“各地党部对区委津贴是很普遍的现象,对支部津贴的亦为数不少。”[95]其时,广东各地县委和区委委员基本上都是脱离生产的职业革命者,支部委员中亦有少数是专职的。如东江特委规定,县委、区委和重要支部须指定专门在党内负责、同时不兼外部工作的同志。这些同志的生活费,由上级党部供给。[96]广东全省从党组织领取生活费的党员干部占多大的比例,未见相关统计,估计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而本土企业官利与公积金的分配顺序则差异较大:部分企业先提公积金呢,后派发官利,以当时企业制度走在前列的银行业为例,如中国银行1918年、1928年和1935年章程均有“净利先提十分之一以上作为公积金”的规定,而其多次“年度报告”亦照章先提十分之一公积金后,再派发官利;同时据李玉统计,北洋时期的本土企业中又广泛存在“先提股东官利,后提企业公积金”的现象,如1915年申新纺织公司章程即规定先发官利后提公积金。因此民国时期的本土企业官利与公积金的分配顺序在诸多企业中表现不一,呈现出“先提公积金后派官利”和“先派官利后提公积金”并存的现象。

从革命事业的需要来讲,一个革命党必须有一大批脱离生产的职业革命者全身心投入;而对一个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地下党而言,又希望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有一个谋生的职业以减轻党的负担。对当时的革命者而言,谋生与革命常常是难以兼顾的。如云浮县委书记在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对于各支部的负责同志未有全力的工作,其原因不做工冇饭食,对于经济非常痛苦。”[97]

其次,外商在华企业的股息会随着企业盈利状况的好坏而波动,甚至停发。如据《字林西报》所载“西商众业公所股市收盘行情表”(下文简称股市收盘行情表)刊载的友邦人寿保险公司1930—1935年股息派发数据,可整理下表1(1932年数据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