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载公府与嵩祝寺互控地亩案探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内容提要
1940年马寅初被捕,是他与国民政府关系从亲密到疏离、反对的转折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危难与国共相争之际知识分子做出政治抉择的生动面相与复杂缘由。深入探讨被捕事件的史实可知,马寅初作为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与孔祥熙领导的财政部早有龃龉,他后来对孔祥熙的批评有其财经理论上一脉相承的学术坚持。马寅初对孔宋投机外汇、大发国难财的谴责,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却引发朝野人士的关注与共鸣,展现了抗战危局中的人心变动与知识分子通过营造舆论氛围产生的巨大冲击力。蒋介石在对美巨额借款即将达成的关键时刻,为维护孔宋利益与政府声誉,秘密逮捕马寅初。中共立即借此发难,揭露马寅初被捕真相,形成营救马寅初的舆论攻势,将此事件扩大化。两年后,在朱家骅斡旋下,蒋介石逐渐还马寅初自由之身,但此时马寅初由“亲国”到“亲共”的转变,其势已成。马寅初政治态度的左转,体现了抗战中后期时代潮流的风向,同时,他自己又是这种时代潮流有力的推波助澜者。

摘要:北京市顺义县档案馆所藏档案中记载的“镶蓝旗载公府与嵩祝寺喇嘛互控地亩案”是一个横跨晚清民初、历时近50年的互控争产案件,诉讼双方身份特殊,一为满洲镶蓝旗宗室王公,一为章嘉活佛驻锡地喇嘛庙。通过对该案的梳理,可以看出此期间王府对旗产、寺庙对寺产的管理及变化,揭示出较为深刻的满汉、政教问题,以及相关的司法审判、承继问题。

内容提要
1926年10月开始迅猛发展的湖南农民运动,以平粜阻禁谷米为主要经济内容。在平粜阻禁运动中,收入形式为谷米或为银钱的在乡农民出现不同的倾向,农村“联合战线”出现危机。中共希望农民协会能执行粮食自由流通的政策,基层农协却置若罔闻。随着北伐战事的推进,缺粮的贫农与需米的军队、政府之间矛盾不断激化,湖南省内多个县之间及湘鄂之间也因谷米不能自由流通而出现粮荒。这场粮食争夺战对武汉政府最终决定分共的影响不容忽视。不断删改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掩盖了20世纪20年代湖南农民的反市场行为。

关键词 马寅初 蒋介石 孔祥熙 宋子文 抗日战争 发国难财

关键词:镶蓝旗载公府 嵩祝寺 司法审判

关键词 北伐战争 湖南农民运动 平粜阻禁 谷米

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群体在近代启蒙与救亡的主旋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国共两党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主角,知识分子成为两党重视与争取的对象。尤其是抗战爆发后,民族危难加剧,大批知识分子从沿海迁移到西南大后方,他们的政治倾向与社会影响力,直接关系到国共之争的最终走向。

北京市顺义县档案馆藏有丰富的司法审判档案,其中有相当部分是田亩纠纷案件,包括盗卖土地、争产、抗税抗租等。此源于当地是北京重要的农业生产区,有“北京粮仓”之称。清朝时期王府、寺庙都有大片土地在顺义境内。本文所述的案件,诉讼一方为诚郡王后裔,满洲镶蓝旗王府,案件历经果公府、载公府、溥公府三辈;另一方为京城喇嘛教名刹,为四大转世活佛之一的章嘉呼图克图的居修所①。王公、活佛参与其中,户部、理藩院等亦有干涉。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这场旷日持久的旗人王公与喇嘛寺庙争夺田产的案件,反映具体情境下王府对京郊的旗产田地、喇嘛庙对寺产香火地一般的管理运作,对纠纷的应对,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满汉、政教关系。因本案由清朝晚期持续至民国初建,亦可从中窥见改朝换代前后旗产、寺产之流变,乃至司法审判之变革。

马寅初是民国时期最负盛誉、最为活跃的经济学家之一,五四时期便已是北京大学教务长,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长期在立法院身居要职。1940年7月至11月的近半年时间里,针对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之势,马寅初连续发表文章和举行演讲,强烈主张稳定物价,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以回笼货币。他所谓的发国难财者,即以孔祥熙和宋子文为首。由于马寅初对孔宋的批评在社会上赢得普遍同情,产生巨大影响力,1940年12月6日,蒋介石令宪兵团“请走”马寅初,随后将其软禁于贵州息烽。此即为本文关注的马寅初被捕事件。目前学术界对这一事件的关注焦点,集中于颂扬马寅初不畏权贵、言人所未敢言的精神,凸显深重国难下一代知识分子的勇气与良知。随着时间的流逝,马寅初痛批孔宋之事被演绎得愈来愈精彩、神奇。[1]但若从严肃的学术研究规范看,相关论述不免有夸大不实、以讹传讹之处。

一 历时近五十年的互控争产案

事实上,我们有必要回到历史具体脉络中,深入探讨这桩以马寅初为主角的个人“传奇”事件的来龙去脉,借以考察抗战危局中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以及国共的应对策略。本文利用《马寅初全集》、蒋介石日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国民政府高层人士邵元冲、冯玉祥、翁文灏、唐纵等人的日记与朱家骅档案,以及与马寅初交往频繁的竺可桢、黄炎培等人的日记和中共方面的资料,细致考察马寅初的学术理路与心路历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处境与孔宋的实际作为,国共两党对马寅初的态度变化等。马寅初被捕事件,是他与国民政府关系从亲密到疏离、反对的转折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共相争、时代鼎革之际,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乃至做出政治抉择的具体缘由与生动面相。

同治年间,顺义县接奉上谕承催拖欠陈新存退租银之户,查到嵩祝寺僧人高韩魏名下拖欠160两有零,查得此地亩由于在道光二十八年被河水冲占,次年嵩祝寺就呈报停租,而咸丰三年河水又改道将此地淤出,被芦各庄人、镶蓝旗载公府的佃户、贡生李国钧耕种十多年,直到这时才被嵩祝寺发现。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产诉讼案件。

一、合作中的分歧:马寅初与财政部龃龉之由来

第一阶段,互控僵持(1866—1867年)。诉讼从同治五年春天开始。嵩祝寺的地是该寺已故僧人高韩魏买自临河村民人许世恩,许世恩则是从焦兴手中买的其认垦的崔刚的退圈地,交易脉络清晰。可问题是,嵩祝寺僧人手中的买地红契②,与崔刚退圈地所显示的四至界限不能相符。而果公府的圈地又未交出地亩老册,坐落四至亦是无凭稽考。因而一开始顺义县的审讯就陷入无确据的状况,只得一面命庄头罗天祥(此时亦是果公府抱呈人③)入城向果公府取来老册,另一面命喇嘛交出四至相符的印契。

1914年,马寅初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11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马寅初长期任职于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至抗战爆发,他先后为国民政府起草或审议制订了《工厂法》、《票据法》、《交易所法》、《商标法》、《<公司法>施行法》、《银行法》、《储蓄银行法》、《营业税法》、《商会法》、《工商同业工会法》等诸多重要法律。[2]这些法律的制订,为当时工商业、金融业的正常发展提供了保障。此时,他与学术界、沪杭工商界有广泛交往,社会影响力持续上升。不过,马寅初在立法院任职期间,并非风平浪静。

三个月后再次开审时,罗天祥呈上由果公府取回的两张府票,却仍是欠缺一定效力。同治五年九月秋粮收获后,顺义县正堂石衡主持了一次勘丈。虽有罗天祥事先恳请先丈公产,勘丈结果并不能让果公府满意。同治五年底,辅国公奕果派遣罗天祥将此案上诉至顺天府,顺天府即遣试用通判王堃驰往顺义县,会同查案。这样原本嵩祝寺在顺义县是原告,到顺天府处反成了被告。

1933年初,马寅初担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后,与财政部的关系渐趋紧张。他先是因反对财政部的禁烟条令遭到政府抵制,接着愤而提出辞职。后来他又公开批评财政部对有奖储蓄、白银问题的处置方案,引起财政部的不满。马寅初与财政部“唱反调”,体现了他作为经济学者、财政专家的诸多独立思考,作为立法院的一名委员,他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了学者本色。事实上,马寅初并非与政府故意为难,而是一个经济学家从学者立场与学术训练出发,对自己主张、见解的一种不懈坚持。

次年春天,按捺不住的嵩祝寺喇嘛高晋云与抱呈人赵庆前往顺天府进行了复控,控诉李国钧勾结庄头罗天祥以旗租遮盖、隐种寺田,事件又回到互控僵持的状态。奕果遣罗天祥反驳:王府地在李遂店河西,崔刚退圈地在李遂店南,言下之意即嵩祝寺地源于崔刚地,不应与王府地重合。罗并于此时交上他所有的地亩老册,顺义县启咨户部请其转咨镶蓝旗满洲旗分行知果公府门上,等候查明复讯。

1934年春夏间,马寅初在全国第二次财政会议、立法院会议等各种场合提出禁止有奖储蓄,态度坚决。他认为万国储蓄会与中法储蓄会开展的有奖储蓄,妨碍国内正常储蓄事业,应乘《储蓄银行法》颁布之机取消一切有奖储蓄。马寅初还批评财政部因对有奖储蓄会征收印花税与特税,每年收入可观,因而不愿取缔万国储蓄会,要求该部“以身作则,除去此种恶税,断不可爱惜区区收入,任其流毒无穷也”。[3]或许是由于马寅初的不断宣传,1934年7月,“取缔有奖储蓄案”在财政部会议上终获通过。早在1928年前后,马寅初已经批评过财政部的禁烟举措,因他一直主张禁烟问题应由民政部负责,财政部禁烟不免会使禁烟与财政收入挂钩。可以发现,在禁烟与禁止有奖储蓄问题上,马寅初与财政部的分歧,体现了一方更多地从社会道义角度考虑问题,一方则从财政收入上考虑,是非曲直和利益纠葛较易判断。不过,在1934年下半年至1935年有关白银问题的应对上,马寅初对财政部的异议更多地是从学理出发,其中争论之点,包含了复杂的技术因素与时事变迁的影响,很难说某一方的主张就完全正确并具有可操作性。

第二阶段,上诉初结(1871—1873年)。正当公府回复该府册档已于道光年间呈交县案未发复还,户部札行顺天府仍旧委派官员会同顺义县核查之时,到同治十年,案件又起波折。这次果公府已经换了主人,时任兵部尚书的载龄下了一道“狠招”,他派遣抱呈人罗永湖赴户部呈控顺义县此前承办此案的经书沈宝元等蒙混王产、控报税契。这样一来,户部正式介入其中,将经书沈宝元、崔刚之子孙崔有元、焦兴之子孙焦永清等押解到部审讯。在载公府提交的呈词中称,其查明了嵩祝寺地亩与王府地重合的原因,系果公府原庄头罗恒将一块5顷20亩的地给焦兴佃种,焦兴勾串户盐房书吏将李遂店西边的地报为崔刚退圈之地,由焦兴卖给许世恩,许世恩再卖给嵩祝寺,而真正崔刚退圈地在李遂店南,故而嵩祝寺的地契与退圈地四至不符。

1934年6月,美国通过购银法案,国际银价上升,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财政部下令征收银出口税,以平衡中外银价,使运银出口者无利可图。马寅初认为,中国入超浩大,华商欠洋商的货款甚多,中国现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汇丰银行,而外籍银行不在财政部管理之列,所以只要入超问题不解决,最终还是不能阻止现银出口。[4]的确,财政部征收银出口税没有解决当时的白银外流问题,但马寅初寄希望于中国的国际贸易状况在一朝一夕间获得改善,解决入超问题,显然也至为困难。他建议国人完全使用国货,似更不现实。随着白银问题的日益严重,政府与经济学界、金融界共商对策,形成了一场有关白银问题与改革币制的大讨论。马寅初是“入超派”的代表人物,主张统制国际贸易,并认为改变币制困难重重。赵兰坪、姚庆三、顾翊群等学者对马寅初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主张尽快实行货币改革。[5]1935年11月财政部主导的法币改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应当说,财政部主导的法币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法币改革顺应了历史潮流,是中国货币体系现代化过程中迈出的关键一步。马寅初对待货币改革的态度则显得过于保守。

户部亦同意此说,并按此查明真正的崔刚退圈地现种者是崔有元,并行文内务府,将崔有元承领官圈地册抄录一本,明察暗访,确定崔有元有侵吞情形,饬顺义县严讯崔有元追出地4顷92亩给嵩祝寺收领,并命顺义县遵照此部示,迅速讯结,报部销案。

从禁烟活动到有奖储蓄,再到白银问题,马寅初与财政部之间可谓芥蒂已深。1935年元旦,马寅初写下《快乐之生活》,概述自己在中国经济学社、学术研究和立法方面的收获。
随后笔锋一转,感叹“惟快乐之中,尚有最感不快者两事:即禁烟与取缔有奖储蓄是也”。并指责财政部迟迟不肯执行相关法律。[6]不久,财政部与马寅初之间的矛盾趋于公开。1935年1月29日,南京《中国日报》刊发社论,不指名地批评马寅初:“现在中央立法机关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者,在立法机关内主持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这位学者每逢讨论到经济财政金融问题的时候,或者讲演著述的时候,或是在私人谈话的时候,每逢到与以前有过关系的银行或公司利益有关系时,无不是站在银行或公司的利害上来说话,甚而至于政府关于财政经济上的措施只要与银行公司的利害相冲突的时候,他就不免表示怀疑或反对。”文章最后还提醒马寅初,要检点自己的言论,顾及国家利益和公务员的责任。[7]马寅初很快撰写《对最近几件金融立法的说明》,以为辩驳:“鄙人服务立法工作,转瞬六载有余,不无相当经验,深知责任之艰巨,弊窦之难防,故对每一法案,无不特别慎重,期免陨越。”针对《中国日报》社论要求顾及国家利益和公务员责任之说,马寅初特别声明:“鄙人每以党员的地位,对于危害党国,借便私图之流,不得不以正言相责,虽得罪于人,在所不计。”[8]也就是说,马寅初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国民党党员,为“党国”考虑,才会直言不讳、勇于批评。马寅初的文章发表后,财政部紧接着发表了一篇辨正文章。这些文字往来,是马寅初与财政部矛盾升级的体现。

第三阶段,复审结案。第二轮审判结束后经过近四十年,清朝灭亡,王公显贵的权势不再,1913年,嵩祝寺再行翻案。这次是由时任章嘉呼图克图的喇嘛巴彦济尔噶勒上呈中华民国蒙藏事务局,认为四十年前是由于顺义县畏惧载公府与户部的权势,加上李国钧从中勾串,将该寺之地霸种,而将不能耕种的一块地代为该寺所有,以致嵩祝寺四十年未获地利权。因为时间过去较久,此时涉案地亩的东邻变成了溥公府庄头罗长才,西邻为李国钧之孙、监生李宗尧,前者显然已无法如此前般得到王府的大力支持,后者又年幼只求尽快结案以继续从师受业,因此很快重新勘丈结案。首先勘丈李宗尧之地,再除去南边不堪种的沙地,由李宗尧地界向东按照嵩祝寺地规格划归一块为寺之粮地。嵩祝寺将红白契纸取回,三方具甘结,此案终结。

马寅初文与财政部的辨正文,涉及当时立法院正在审议的《储蓄银行法》与交易所税案中的多个问题。试举一例说明两者的分歧点。《储蓄银行法》由财政部起草,其中第十四条规定:“储蓄银行应将所有当储蓄存款三分之一之公债、库券及其他有价证券,交存中央银行或财政部指定之银行,以为还款之担保。”该法提交立法院审查时,马寅初主张将其中“公债、库券及其他有价证券”改为“公债、库券及其他担保确实之资产”,即银行拥有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也可作为担保,以减少社会上对公债的炒作。同时,马寅初建议将缴存比额由三分之一改为四分之一。[9]这样就不致占用银行更多资产,便于资产流通与业务发展。财政部在辩正文中则认为,国家的债券有基金担保,比起涨落无定的房地产等更为可靠,因而坚持用公债与库券作为担保。而且,此时正值世界经济危机,三分之一的缴存比额,更能确保银行业务稳定,保障储户利益。[10]显然,两者的分歧及缘由十分明显,马寅初是站在银行角度,希望增加担保品的种类,减少缴存比例;财政部则想提高该部发行的公债地位,三分之一的缴存比额名义上是为储户安全考虑,实则可以增进中央银行的地位。确如财政部所说,当财政部与银行、公司发生冲突时,马寅初站在银行角度立论。联系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不断加强对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业的控制,马寅初此时在立法院的申辩,实际上是在国家与商业银行的博弈中,站在民间立场上。从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会议记录可知,从1935年3月26日到4月11日的4次会议,委员长马寅初均缺席,由委员陈长蘅代为主持。[11]显然,马寅初以拒绝参加会议作为抗议。

二 旗产、寺产的管理与流变

不过,马寅初的民间立场,也需要进一步探讨。在这一案例中,“民间立场”是指维护银行利益。实际上,广大储户也是“民间”,而银行与储户的利益往往并不一致。如增高缴存中央银行准备金的比例,显然不利于银行,有利于储户。事实上,对马寅初而言,并没有到底要代表谁的预设,他将自认为正确的学理,结合国情,作为立法与立言的依据。其中,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建立现代金融制度,同时独立于政府财政,当是其中应有之义。这与马寅初当年博士论文选择做纽约财政的内在关怀,一脉相承。若抛开马寅初发言时的意气之词,可以发现,他虽然多次对财政部提出尖锐批评,但目的是提醒政府及时解决禁烟、有奖储蓄、白银外流等问题时存在的技术细节,克服弊病,而不是在挑战政府统治的合法性。这也是马寅初在1935年初风波之后仍担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的原因。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也继续参加马寅初主持的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

土地是封建自然经济的根系所在,由此可反映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重大问题。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土地制度方面,而于实际操作则因史料零散,知之较少。这场历时近半世纪的田产纠纷,为我们了解晚清旗地、寺庙香火地承租、耕作、管理乃至演变,提供了重要素材。

与1940年马寅初被捕事件最密切相关的,是他有关战时财政的见解。这一问题起始于1936年。鉴于当时中日之战已是山雨欲来,战时财政问题即政府如何筹措经费应对战时的庞大开支进入学者视野。由马寅初担任社长的中国经济学社,在社刊《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3期上开辟专号讨论。参考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学者们对于征税、举债和通货膨胀这三种战时财政收入来源,结合国情进行了细致分析与权衡。在西方国家,所得税和遗产税是重要财政收入,而我国尚未全面推广,所以将其作为战时收入重要来源的呼声非常高。马寅初即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他提出:“非常时期之国家财政,应以开办所得税为主要收入之一,必要时,再作有限制之通货膨胀,并发少数公债以补助之。”[12]可见,马寅初的主张是以开办所得税为主,以有限制的通货膨胀和公债为辅。事实上,所得税和遗产税试办时,必然收入不丰,特别是我国以农业经济为主、工商业不发达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所得税不可能像英美一样在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后来所得税与遗产税的实际征收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马寅初的战时财政主张显然值得商榷。

关于旗地的管理。旗地的来源是圈地,俗称跑马占地,从顺治元年开始,到康熙八年下令禁止。这场圈地运动共为八旗圈占土地153467顷16亩,其中,“以顺天府境圈占为多”④。顺义县内原有的土地几乎全部被圈占⑤。清政府将这些圈地分给皇室、宗族到一般旗人作为产业,主要按照八旗王公的爵秩、官员等次和所属壮丁数(即“计丁授田”)等进行分配。载公府属爱新觉罗宗族诚郡王系后裔,奕果、载龄、溥元三人爵位均为不入八分辅国公⑥,享有王庄作为其收取“王粮”的庄园。载公府对顺义县这片土地的管理同其他皇庄、王庄一样,是设立庄头⑦总揽全事。本案中,罗天祥不仅身为庄头要接受审讯,还充当果公府的抱呈、揽头⑧,提起诉讼、供给证据,甚至反驳、上诉等,实为公府方的全面负责人。罗是镶蓝旗满人,因要管理王庄不住城里,而是就近居住在李遂店。罗天祥的前任是罗旺,后任是罗长才⑨,可见庄头的承继是以家族中的长子嫡孙世代为序,此有利于旗地管理经营的延续性。庄头一般不直接种田,而是将土地租给壮丁或佃户耕种,每年由庄头收取租额上交王府⑩。罗天祥称,他是在道光二十六年承领公府的差地48顷,李遂店地区有30余顷,其中李遂店迤西共三段10顷92亩,租给李国钧承种,每年向府内交租,均有确数。庄头是王府与佃户的纽带和桥梁,审讯记录显示,罗天祥的身份被录为“果公府家人”,反映出庄头与王府的密切关系。在现实操作中,王府也赋予庄头相当大的便宜管理的权利,庄头则倚王府为靠山。遇有诉讼、审讯,奕果、载龄均是派庄头出面,而阴给支持:不论是上诉至顺天府、户部,还是改换诉讼策略,控告顺义县经书,探源出嵩祝寺地四至不符的原因所在,再由户部特示顺义县不动载公府土地、另寻地划归嵩祝寺,种种这些,如果没有王府的撑腰,单凭庄头如何做得来?外加其时王府主人载龄官至兵部尚书,也难怪嵩祝寺到翻案之时,感叹此前因顺义县畏惧载公府与户部的权势才致其败诉。供词中,庄头罗天祥反复强调,公府的地是大内分拨,属官田、公产。确然,旗地同屯田、学田一样,所有权都属于国家,不得任意划分买卖,故顺义县主持勘丈时,须得先丈王产。而实际上,王府如此出力要留守此地,亦体现了虽名曰公产,但如王庄这样的旗地,所享利权事实是归于王公的。另,本案中公府方出具最重要的一项证据就是地亩老册。原来,王庄地的老册,公府主人藏有一份。据罗天祥赴京后回话:“旗人主人吩咐,因一段地亩呈词,并不将老册交给旗人。”庄头罗天祥本人也藏有一份,他供称自己“藏有公府老底册,于本月初八日已呈交”。老册是地亩所有的凭证,而且庄头所有的老册往往要比公府的详细、准确,因其根据实际情况随时改变,以致一遇有土地、租税纠纷,甚至清亡后的旗地清理,均仰赖老册。可见旗人王公对旗地的直接控制力是很微弱的,主要仰赖田庄的实际管理者——庄头,他们与王府是互相倚恃的。

1937年7月,蒋介石、汪精卫等政府要人主持召开庐山会议,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全国精英被邀至庐山,商讨国是。经济界同人重点讨论了战时财政与金融问题。马寅初综合各人意见,认为战费来源主要包括加旧税与办新税、举借内外债、增发纸币(但极力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发生的严重通货膨胀)三项内容。[13]此时的马寅初,也不得不承认所得税收入有限。[14]
欲以所得税为战时财政的主要来源,可以说是一厢情愿。庐山会议使学者的意见进一步在政府高层中传播,并影响政府决策。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开征所得税、过分利得税、遗产税等新税弥补损失巨大的关税,发行5亿元的巨额救国公债,并积极寻求外债,与学者的上述建议颇为一致。

关于寺产的管理。寺庙经济是寺庙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寺庙越大,经济也越雄厚。喇嘛教官寺嵩祝寺甚至将产业办到了京郊的顺义境内。这块涉讼之地,很清楚是以已故僧人高韩魏的名义置买而来,原是崔刚退圈之地。所谓“退圈”,即原本是圈地,而再归还其原有之民,即为民田,而且有规定此种地亩的赋税租粮等。因此,嵩祝寺所买之地为民地,买得之后亦成为寺庙之私有产业,有“印契字据,并完粮印串、四至地图”等。嵩祝寺对田产的管理主要由管家主持,涉案时管家为喇嘛高晋云,他就如同王庄的庄头一样,日常中既负责将地亩租种出去,收取租金,涉及纠纷时也充当诉讼人、审讯中的证人等角色。不同的只是公府庄头自己担任抱呈人,而高晋云另外有赵庆为抱呈、揽头,帮其负责案件的所有情事,因为即便是管家,喇嘛也并不住在李遂店,需得在本地有人负责,以不误县主之传唤。也由于距离远,寺庙的田地喇嘛无法直接耕种,同样是租与佃户,而由寺庙作为地主收取租额。嵩祝寺的地买于道光二十一年,道光二十八年就被水淹没停种了,要不是顺义县催纳银粮,喇嘛们估计都不会知晓河水又闪出了一块地,并被李国钧在上面耕种了十多年之久。这里面固然有自然原因,尤其是清代“水冲沙压地”本有呈报停租的惯例,只因再次淤出才涉讼,而嵩祝寺自身疏于对寺地的追踪、管理应该是更主要的因素。

但进入1938年后,通货膨胀的苗头开始出现。1938年12月,中国经济学社举行第14届年会,以是否维持法币汇率为主题展开论辩。时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的孔祥熙也是中国经济学社社员,他做了外汇管理问题的长篇演讲。[15]马寅初提出,希望政府能坚决维持法币汇率。孔祥熙当即表示,维持外汇汇率关系到整个抗战的财政经济大局,一定要设法予以维持。此时,“全场社员一百六十余人以及来宾鼓掌达数分钟之久,尤足证明本社同人对于维持法币汇价情绪之热烈矣”。[16]学者与政府达成共识的这一场面,令人颇为感慨。维持法币汇率,防止通货膨胀,是以马寅初为首的大部分经济学家翘首以盼的事情,但在战时境况下却很难做到。抗战爆发前后,马寅初一直主张战时财政的应对方策应以加税为主,尽量避免通货膨胀;当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时,马寅初极力宣传法币贬值、通货膨胀的种种弊端,提出法币汇价非予以维持不可。[17]事实上,孔祥熙的保证并未践行,或者说,战时财政的发展方向不可能以个人的愿望为转移。从1940年开始,面对巨额军费支出与财政赤字,政府被迫走上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之路。[18]显然,这是马寅初最不愿看到的情形。可以说,只有厘清马寅初秉持的有关战时财政的学术主张,才能理解他后来强烈批评政府通货膨胀政策、指责孔宋大发国难财的根本原因所在。

探析此案还可看出旗产、寺产的流变。官司从晚清打到民国将近50年,其间不论是载公府,还是嵩祝寺,对旗产、寺产的管理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旗地。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两次争产互控,让我们看到王公府强有力的幕后支持,处处以王府名义,有印,有落款“世袭公兵部尚书载龄门上”,体现的均是王产与寺产的争执,最终全面保住了王地。然而,到1913年嵩祝寺要求翻案的时候,我们发现,溥公府不是作为被告主体,甚至不见作为被告的公府庄头罗长才告知公府。罗长才是喇嘛指控的寺地的东邻,而原本果公府的佃户李国钧历经三辈到其孙李宗尧时,也成了寺地的西邻,俨然罗与李垦种的是私家田土,最终经过勘丈出具甘结,也完全不用问及公府,全凭罗、李二人做主。可见旗人对旗地的控制力之薄弱,只有王府本身势力强大时,与庄头的纽带才牢固,反之随着清朝灭亡,王公力量衰弱,纽带断裂,庄头甚至大佃户,完全可以依靠多年经营的积攒,自立门户,摇身而变成那片土地的自耕农或实际所有者。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寅初是中国最具现实关怀的经济学家。他对财政金融问题尤其擅长,经常以专业素养与热情,提出见解,擘画献策,影响财政当局与社会舆论。他与政府保持相当联络,长期任职立法院,与蒋介石、邵元冲等国民政府多位高级官僚多有往来,同时又坚持自己独立的学术见解,不乏对政府的批评之声。30年代中期马寅初担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期间,与以孔祥熙为代表的财政当局关系不甚融洽,便是其中一个重要面相。不过,总体而言,马寅初在这一时期一直以国民党的忠实党员自居,与国民政府最高当局亦存在相当程度的共识。马寅初对财政部的所有批评,都遵循这一底线,属于“体制内的批评者”。更重要的是,他的批评虽有其学理基础与事实依据,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非完全正确。他在法币改革时持保留态度,以及认为所得税是战时财政的重要来源,即为其中较为明显的两例。

依靠政治力量获得的旗地,自然会因为政治特权的崩塌而流失;寺田却有所不同,由于宗教的根基在民间社会,能够作为持久的力量长存下来,嵩祝寺历经清朝灭亡、民国建立,仍旧作为重要的官寺得新政权之重视,在袁世凯选举并莅任大总统的时刻,嵩祝寺章嘉呼图克图巴彦济尔噶勒还曾多次向其祝贺。以此,嵩祝寺虽在同治十二年的那次审判中不利,却能在四十年后通过翻案“失而复得”一块满意的肥沃粮田。终究,旗、寺产业的变化,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审判结果的走向。

二、剑拔弩张:马寅初对孔宋的抨击与蒋介石的断然处置

三 土地管理折射出的满汉、政教关系及相关审判问题

从1939年6月至1940年6月,大后方城市物价高涨[19],特别是事关民生的粮食,价格不断攀升,引发了成都等地的抢米风潮。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切实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1940年7月至11月,身为立法委员的马寅初,在三篇文章和多次演讲中提出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以回笼法币、应对通货膨胀,可谓切中时弊、迎合人心。

案件迁延不决,不断互控,逐波蔓延,从顺义县到顺天府,到户部,到蒙藏事务局,再由上到下最终还得由顺义县结案,各方为争地产可谓“各有所为”,而从中折射出来的满汉、政教等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马寅初对以孔宋为首的发国难财者的大胆批评,并非孤立无援,他的批评切合当时社会人士的普遍观感。这也是马寅初的批评深具影响力的原因所在。1940年7月29日,蒋介石召见华侨领袖陈嘉庚,问及其对国民党的意见。陈嘉庚碍于在场人多不便陈述,第二天专门写信给蒋,指出政府存在“三大害”:一是西南运输办理不善,二是马寅初在1940年经济学社年会上指出的孔宋搞外汇投机,三是西安污吏盛行。[20]1940年8月,向以敢言著称的傅斯年在致驻美大使胡适的信中,不无气愤地谴责孔祥熙:“1、孔之为私损公,毫无忌惮,先生久在国外,未能深知。2、他之行为,堕人心,损介公之誉,给抗战力量一个大打击。3、贪赃枉法,有钱愈要钱,纵容其亲党无恶不作,有此人当局,政府绝无希望。”[21]马寅初与傅斯年,是20世纪40年代批评孔宋最严厉的两位知名学者。抗战结束前夕,傅斯年借“美金公债案”向孔祥熙发难,成为迫使其最终离开政治舞台的重要因素。

首先是载公府与户部、满洲旗分的关系。户部的职能是“掌天下之地政,与其版籍”,设十四司管理政务,并专门有井田科掌核八旗土田,内府庄户。可见旗地旗产专归户部管辖。在第一阶段上诉至顺天府并无太大进展的情况下,载龄遣人赴“部”具诉,此“部”即是户部。也正是在户部的干涉下,案件向有利于王庄的方向发展。在此,户部采取的措施有如下几项:调取全案卷宗与公府老册、崔刚退圈册档等;将被控顺义县经书、崔刚、焦兴之子孙等押解到部讯办;下达明确的部示给顺天府,命令照此结案,并将看押之三人移送顺义县。可见户部不是如顺天府仅派员到县会同查办,而是直接主持了案件的审理,有全部卷宗,有人证,并下达了相当于判决的部示。因此,户部并非我们一般认为只是管理田亩、财务、户役等的民政部门,它还有一定的司法审判权力。而其保卫公产王地的明显的取向,也说明由这样一个专门管理旗地的部门审判旗地同其他的纠纷,固然会厚此薄彼。其中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正在户部向顺义县施压的过程中,顺义县接连换了三位知事,直至全面按照部示“完满”解决才停止,这大概亦暗示着此类频繁的人事变动同本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即便作为负责旗产管理的国家部门,于程序上也不见户部与旗产的主人直接取得联系,而是均须通过载公府上属的镶蓝旗满洲旗分,由其传递消息到公府,或是询问交租老册,或是告知案件进展。这些细节无不向我们透露着有清一代,满人的特殊性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因而,本案中载公府在同治年间的胜利,除去合理的诉讼理由及有效的手段外,更大程度上是出于旗地的特殊地位,以及辅国公载龄的官位权势。

陈嘉庚、傅斯年二人都对孔的贪腐不满,但他们是在私人信件中表达情绪。马寅初公开发表文章与演讲,显然影响力要大得多。不过,若仔细阅读马寅初1940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我们不难发现,第一,马寅初提出征收临时财产税,直接针对的固然是以孔宋家族为首的“发国难财者”,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安定人心,维持战时经济大局。这从其文章题目《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收回膨胀的纸币》,亦可体现。事实上,这仍然体现了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寅初对战时财政的一贯主张:首选加税(如所得税、临时财产税),极力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马寅初批评孔宋的内在意涵是为贯彻自己的学理主张。第二,马寅初对孔宋的批评确属严厉,但并未直接点名,用的是“几位大官”、“几位大财神”、“一个握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上上等人”,作为替代。当然更无后人传说的“面斥孔祥熙”事件。至于如何拿孔宋等人开刀,切实推行临时财产税,马寅初还是寄希望于蒋介石:“不能不期望于全国一致拥护之蒋委员长,毅然施行,其裨益抗战前途者,正不下于前方将士之忠勇也。”[22]这说明,马寅初的批评是留有余地的。虽然他表达的拥护蒋介石之举,可以理解成为其言论提供保护伞,使其文章得以公开发表、流传,但同时也说明,马寅初矛头针对的主要是孔宋,并不反蒋。他在行文中多次以国民党员自居,表示拥护领袖与政府,声明自己的主张以实现“节制资本、以均贫富”的民生主义为旨归。结合马寅初的学术主张与脾气秉性,我们可以认为这些陈述是真诚的,即此时他希望蒋介石痛下决心,解除孔祥熙主管国家财政之权,扭转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趋势,予抗战建国以新机。

其次是嵩祝寺与理藩院、蒙藏事务局的关系。户部在同治十年开具的部示中,除饬命顺天府转咨镶蓝旗满洲分旗达果公府,还命其咨理藩院而谕告嵩祝寺僧人。理藩院是清朝设立的专门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部门,地位与六部同,全权管理蒙藏与宗教事务。嵩祝寺毕竟是黄教活佛的驻锡地,清朝重要的官寺,为了维护民族、宗教的稳定,由理藩院转谕可见户部的谨慎,也是一定程度上对嵩祝寺的安抚。此案两造双方如此特殊的身份,一直贯穿案件始末并影响案情发展的进程。随着清朝的灭亡,理藩院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1912年设立的蒙藏事务局。黄教事务本就既属宗教又属政治,自然在其管辖范围。该局因直接隶属于国务总理,故地位比理藩院更重。再加此时嵩祝寺的领袖第十九世章嘉呼图克图于民国建立后迅速公开赞助共和,并劝导内蒙古归附民国,实为内蒙古拥护民国的第一功臣,大总统袁世凯多次下令夸其“翊赞共和,厥功尤伟”、“效忠民国,备著勤劳,深堪嘉尚”,加封其为“宏济光明大国师”,加给封银。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第十九世章嘉不断提升他本人在漠南教务中的影响与控制力。视其在本案中所呈名号“章嘉呼图克图·商卓特巴札萨克达喇嘛巴彦济尔噶勒”,“章嘉呼图克图”为活佛,“商卓特巴”为管家,“扎萨克达”为驻京及蒙古政教合一的最高掌印人,足见其地位与权势。因此,蒙藏事务局收到章嘉上呈的重断寺产的请求后,即函开顺天府,顺天府再饬令顺义县“详核卷宗证据,持公剖断”。这之后就发生了顺义县知事将溥公府庄头罗长才“传至衙内并未过堂即将锁押”的插曲,等罗遣子赴京师高等审判厅,才由审判厅下公函以“此案系官员不动产之民事诉讼”,“无将当事人锁押之理”,命顺义县迅予判结。本无拘押理由而行拘押之事,顺义县大概是想以此迫罗长才让出田地,结果罗被释放,而判决结果是田地划归给了嵩祝寺。

蒋介石对马寅初批评孔宋事件的应对,在1940年11月21日的日记中首次出现。[23]在这一天的“预定”与“注意栏”中,分别记有“马寅初之警告与监视”,“对马寅初之诽谤,应有制裁”。[24]马寅初的正式被捕是12月6日,说明蒋介石从决定制裁到正式贯彻,至少有半个月的拿捏时间。马寅初被捕当日,蒋介石写道:“本日押解马寅初在宪兵司令部,以此人被共党包围,造谣惑众,破坏财政信用也。”[25]这句话透露出蒋介石羁押马寅初的两点理由:一是马寅初受到中共影响,与中共接近;二是马寅初造孔宋之谣言,危及政府财政信用。需要探寻的是,蒋介石缘何对马寅初形成这一判断,进而做出羁押马寅初这一似乎有些过激的决定。

民国年间嵩祝寺的逆转除了蒙藏事务局的施压,而本质上也体现了清朝灭亡、皇权不存、民国新建、民权上升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有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并以此规定了人民享有的一切权利,保护私有财产是其中重要的一条。1912年1月28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发布了《内务部通饬保护人民财产令》,规定凡在民国势力范围的人民,所有一切私产,均应归人民享有。此时前清满人、官员所有的财产被以是否拥护民国为标准区别对待,相比而言,主动变身“民国人民”的嵩祝寺的私有财产自然依法得到了国家保护。且南京临时政府贯彻司法独立的精神,明确规定“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这也有效避免了如第二阶段顺义县知事被撤换三次的情况,亦是司法进步的一个体现。

翻阅蒋介石日记,可知他此时对知识分子与中间人士接近中共非常不满。上文提到的华侨陈嘉庚,蒋介石1940年7月27日与其谈话时,“恳切告诫其对共党之欺伪与假抗战及不爱国之实情”予以警惕,私下感叹“陈嘉庚为共党包围,中毒已深矣”。[26]从陈嘉庚的回忆录可知,这年春夏他第一次去西北考察,其间在延安停留几日,对延安观感颇好,回到重庆后在一次演讲中有所提及。[27]蒋介石对其“为共党包围,中毒已深”的判断,似乎过于严重。9月7日,蒋介石在评估时局时认为:“物价高涨,外汇渐下,军事无进展……而智识分子与政客以此为可欺负,对政府诽谤侮辱,动摇人心,丑态毕露。”[28]可见,蒋介石在抗战危局下,殚精竭虑、心神苦痛,他将知识分子与政客的批评视为对政府的落井下石之举,容忍度大大降低。11月10日,也就是在蒋介石决定制裁马寅初前夕,马寅初应黄炎培邀请在山东戏剧学院职业青年讲座演讲,题目为《战时经济问题》。据黄炎培日记记载,马寅初大骂发国难财者与存款外国银行者。演讲结束后,马寅初与黄炎培、梁漱溟共进午餐。[29]而黄炎培与梁漱溟,此时正被蒋介石骂作“对共党骑墙投机”之人。[30]马寅初与黄炎培等人接近、对着众多青年大骂孔宋,自然引起蒋的强烈不满。

再次是相关司法审判问题。查本地所属的潮白河水系下游地势低洼,自古以来多洪患,清代因河水改道而涉讼的事件亦多有之。既为控案,必经由司法审判。本案涉及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部门中,除户部与顺义县有行使司法审判职权外,顺天府、理藩院、蒙藏事务局、京师高等审判厅等均未直接参与审判,而最后的判决落实还是归于顺义县。顺义县内的审理由户盐房负责,尤其是讯问基本都在户盐房内进行。顾名思义,户盐房的主要职能即掌管盐务,此前少见有谓户盐房可掌司法审判的,本案可作个例以供备查,笔者猜想或因户房掌征收钱粮,由此而得能审理某些田土纠纷案件。也正由于户盐房掌司此案的审理,同治十年户盐房经书沈宝元被载公府以蒙混王产、控报税契等罪名上控到户部。若按今日的法律术语,这样一来,此案即由普通的民事案件牵扯到行政诉讼,可谓事态升级了。然而当时户部还是将其视作同案一并审理,挖出勾串情弊再移交顺义县处理。故当时的司法审判是难以用今日的法律思维套用的。

那么,此时的马寅初,到底是否如蒋介石所说,受到“共党包围”呢?马寅初抗战期间并未去过延安,此时在重庆大学任商学院院长,与中共接触的通常途径,便是驻渝的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要人与《新华日报》。从时任《新华日报》编辑、经济学家许涤新的回忆可知,较早与马寅初有接触的左翼经济学者是沈志远[31],沈曾被马寅初邀请至重庆大学商学院做讲演。而许涤新参加了中国经济学社1940年4月的年会,对于马寅初批评“保管外汇之人投机外汇”印象深刻。[32]1940年6月25日,《新华日报》记者专访马寅初。7月3日该报发表《马寅初先生谈抗战第四年经济》一文,中心意思还是他一贯主张的有钱人出钱,发国难财者拿出钱来贡献国家[33],未点孔宋之名。这也是马寅初被捕前在《新华日报》发表的唯一一篇短文,观点与他在其他场合发表的意见基本一致,并无特别之处。

从同治六年到1913年,其间有五十年的量变,也有清朝灭亡的质变。民国的建立让许多新鲜事物在本案的司法审判中出现,比如京师高等审判厅、蒙藏事务局。然而即使到民国,这五十年内掌管审判的始终是顺义县户盐房,甚至头役的传票、户盐房的讯单、供单、保状、甘结,还有最后的县批,均与前清并无不同。可知民国初建,既有新机构的产生,也有旧机构或由于熟悉、历史的惯性,仍旧延续着清朝的一套,前者多见于中央上层组织,后者多留于地方基层结构。而由本案前期所见之民刑不分、政刑不分的情况,到此刻开始逐步得到了区划的现象,可见由清末新政修律以来从西方引进的审判制度、法律精神等,能得民国较好地吸收利用,可谓细微之中所见时代之变迁,无知无觉中蕴含社会之进步。

从《周恩来年谱》看,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周恩来离渝赴延,期间有半年在苏联治病,可以推断这一年内周恩来与马寅初建立联系的可能性非常小。而正是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国民政府通货膨胀政策的影响初步显现,物价渐高,马寅初开始不满政府的战时金融财政政策,攻击孔宋,提出征收临时财产税。1940年9月与10月,毛泽东两次致电周恩来,指示做好国统区的统战工作,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的联络。[34]但在1940年12月马寅初被捕前,《周恩来年谱》中没有周恩来与马寅初直接交往的记载。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马寅初在被捕前与中共方面有所接触,但并没有建立密切联系。[35]1958年,周恩来在保护马寅初不被划为右派时说:他是爱国的,坐过国民党的牢,出来后同我们合作。[36]“出来后同我们合作”,正说明马寅初是在恢复自由后的抗战胜利前夕才与中共核心人员日益接近。马寅初批评孔宋、呼吁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的举动,主要由其自身的学术见解与个人认识发展而来,并非如蒋介石所说,受到中共“包围”与影响。

作者简介:刘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蒋介石对马寅初、陈嘉庚等与中共有所交往,对国民政府予以批评的人,难以谅解与容忍,确与此时抗战危局、国共相争的形势有关。1935年初马寅初与财政部矛盾公开化时,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闻马寅初攻讦财政而怨忽,思欲胜之,此不可也。”[37]当年蒋介石忍耐克制的态度,此时已不再具有。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从南京到重庆,国难步步加深,马寅初批评的法币贬值、物价上升,直接关系到抗战大局、民众生活,加上中共统战因素,蒋介石心底终究难以释怀。那么,他在日记中对马寅初的具体指责“造谣惑众,破坏财政信用”,是否成立呢?

注释:

马寅初对政府的批评可归纳为两点,一是财政当局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物价日高。这一点对照历史史实,显然成立。蒋自己在1940年的日记中也多次提到,并对此忧心忡忡。不过,抗战初期的通货膨胀相对于抗战中后期而言,仍属温和,考虑到法币流通区域扩大、战时运输困难与物资紧缺、商人投机等,对战争初期的法币增发、物价上涨应持更多同情之理解。马寅初的批评固然成立,同时也要客观看待抗战初期通货膨胀的具体形势与程度。可以说,通货膨胀现象是战争时期很多国家不可避免的现象。马寅初的第二点批评是,以孔宋为代表的少数人利用权势大发国难财,其中典型的表现是大买外汇、从中渔利,应对这些人征收临时财产税。[38]“大买外汇”的批评,主要源于1939年3月中英共同设立的1000万英镑法币平准基金。这笔基金到5月底即只剩三分之一,至7月几乎耗尽,法币汇价一路下跌。马寅初怀疑管理外汇的孔宋等人大量买进外汇,是平准基金难以维持的祸首。事实上,这笔平准基金的急剧减少,应是通货膨胀的客观形势使然,日伪方面亦不断以法币套取外汇,国内外投机商推波助澜。[39]而且,这笔基金由孔宋争取而来,很难想象他们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抗战爆发后,孔宋在蒋的授命下,寻求西方经济援助。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常驻香港,与英方积极联络,促成中英法币平准基金的设立。在基金运用过程中,蒋、孔、宋三人共同决策处理,竭力维持法币信用。目前尚没有证据表明孔宋在运用这笔基金的过程中获得极大利益。

①清代的黄教有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四大活佛系统,分别驻锡拉萨布达拉宫、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库伦庆宁寺和多伦诺尔善固寺,具有同等的地位。尤其是章嘉呼图克图为灌顶国师,执掌漠南教务,以及总管内蒙古及京师、盛京、甘肃和五台山等地的黄教寺院。嵩祝寺就是清代皇帝专门为他在皇城内建造的梵修之地,在黄教寺院中占有极为尊崇的地位。呼图克图是蒙古地区对活佛的称呼,是仅次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大活佛称号。蒙、藏、青海、甘肃等地的大活佛,只有正式得到清政府的册封和承认,才能称为呼图克图。张连城、孙学雷:《北京的佛寺与佛塔》,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1940年6月,蒋介石为争取美援,又派宋子文以私人代表身份赴美谈判。翁文灏在日记中写道:“在此吃紧时代,宋此行具有极大关系,一发千钧,但愿能得胜利也。”[40]“一发千钧”,正说明宋子文此次赴美借款对于国民政府抗战的重要意义。1940年11月,宋子文向国内传递了美国将提供5000
万美元平准基金借款的大好消息。12月初中美双方开始讨论借款的详细条件。[41]在这紧要关头,马寅初不断批评孔宋套取外汇、大发国难财,无疑损害了国民政府的声誉,将影响政府获得国外援助的进程。蒋指责马寅初“造谣惑众,破坏财政信用”,确属有感而发。

②红契,是经过国家验税的民间动产和不动产典押和买卖契约,又称“官契”、“税契”、“赤契”、“朱契”。张晋藩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法律史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值得注意的是,马寅初对孔宋套取外汇的指责基本上属于无的放矢,不过对通货膨胀和孔宋在外国银行拥有巨额存款的批评,不仅引起社会舆论的积极响应,还在政府内部引发了众人对孔祥熙的强烈质疑。据翁文灏记载,1940年10月28日纪念周上,“孔庸之报告政治及财政:‘有人谓中国要人有外币存款二万七千万美金,不应屡借外债。实则财政部长付款及外币汇兑均有法定手续,决不能捞钱……有人怪通货膨胀,故物价奇贵,其实钞票确已加多至六十万万元,但货币并未膨胀。且钞票系银行发行,并非财政部发行。’……其言似辩,而实太幼稚。”[42]孔祥熙对于中国要人外汇存款和通货膨胀问题在纪念周上公开回应、解释,说明这一问题确实引起时人关注。而听众对于孔祥熙的辩护“皆笑”,以及翁文灏认为其辩护太过幼稚,反映出孔祥熙在政府中的尴尬处境与不良声誉。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要人是否真有2.7亿美元的存款?其中孔宋家族又有多少?鉴于孔宋来自富商家族,他们的存款多少是战前拥有的?多少又是战时通过发国难财取得的?马寅初与金融界关系颇深,有很多学生在银行做事,他认为宋霭龄、宋美龄和宋子文三人共有1800万美金存款,应将这些钱拿出来用于抗战。[43]当代学者汪朝光在张嘉璈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日人所做的国民政府高级官员银行存款调查表。1939年,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张静江、孙科、何应钦等20人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总额,按照不同的计算口径分别为9576万美元和2.0409亿美元。[44]若此份调查表属实,那么中国要人有2.7亿美金存款的说法确非空穴来风。

③抱呈,《六部成语》注释为“遗族属,家丁代为告官也”,也就是由别人代为告状。《大清律例》也有规定:“生监、妇女、老幼、废疾,无抱告者不准告诉”,“凡官吏有争论婚姻、钱债、田土等事,听令家人告官对理,不许公文行移,违者笞四十”。《大清律例会通新篆》“越诉条”附例;《大清律例》卷三十《刑律·诉讼·听讼回避》。

11月18日,翁文灏又谈到:“纪念周,孔庸之报告,又提及周恩来、张西曼所言中国存积外汇一万七千万美金事……监誓员张继训词:‘汉奸有二类,一为大众共知,彰明昭著的汉奸,如汪精卫;一为后方服务,常言抗战建国而行为实多害国之人。许多坏行为,使社会崩溃、政事纷乱而实大官包庇,甚至其家太太、小姐、少爷种种妄行,法律不加处治。’其意明系指孔辈而发。”[45]张继是国民党元老,他在纪念周上的这段话引起蒋介石的极端不满,斥之为“狂言”。[46]但联系上述傅斯年致胡适信中对孔祥熙的批评,他包庇家人、公私不分、贪污腐败等行为,是当时很多人的切身感受。而周恩来、张西曼所说孔宋等政府要人拥有巨额外汇存款之事,显然与马寅初的批评一脉相承。不管是2.7亿美元,还是1.7亿美元,其数额确实太过巨大,容易引起民愤。当时的国民政府高级官员不可能公开财产,类似的指责和猜测也终将无法平息。

④⑤《畿辅通志》,卷95、卷94。转引自于德源:《清代北京的旗地》,《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

可见,马寅初对于孔宋的批评,如保管外汇之人套取外汇,未必准确;他提出的征收临时财产税,从税收征收的技术要求与国民政府的态度而论,也不太可能实行。但他批评孔宋利用权势贪污腐败、拥有大量外汇存款,以及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等现象,切中时弊,引发了舆论风暴。对蒋而言,孔宋是他信任与仰仗的财政左右手,特别是孔祥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孔宋之间尽管矛盾重重[47],但此时都是蒋的亲信,自然也是蒋的保护对象。蒋介石是孔宋主持的战时平准基金的最高决策者,对于借款之艰难、谈判之艰苦与平准基金实行过程中受到的种种阻碍与制肘,了然于胸。在巨额美元借款即将达成的关键时刻,蒋自然不能容忍来自马寅初等人的批评,加上孔祥熙的催促[48],最终于12月6日下达了让宪兵队“请走”马寅初的决断。不过,蒋做出这一处置决定时,国民党高层内部并不赞同。[49]他自己对于这一处置是否过于严厉也有反思,在次日日记中以“监视马寅初不法言行,似非过当也”[50],宽慰自己。与马寅初交往较多的冯玉祥,认为蒋的处理并不恰当,“这总不是好办法,马先生弟子遍天下,反对者当更多,最好是委员长专请马先生当作老师,研究这些问题,并施行之,才见你的容人伟大”[51]。确实,将马寅初软禁之后,“反对者更多”,蒋介石面对的是全国的汹涌舆论与中共的积极应对。作为政府首脑、抗战领袖的蒋介石,这件事情上确实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容人伟大”。

⑥诚郡王为康熙皇帝第三子胤祉,诚郡王系并非世袭罔替的爵位,因此子孙在承袭爵位的时候按清朝规定每代递降一等,如奕果之父绵策为奉恩辅国公,传给奕果就只能是不入八分辅国公,但到此不再递降。

三、得失之间:中共与国民政府的后续应对

⑦田庄的管理人。清代之庄头最早出现于皇庄之中。

马寅初被捕后,他任教的重庆大学师生首先予以声援。12月8日,马寅初由宪兵陪同到重庆大学商学院移交工作,其商学院院长一职暂由校长叶元龙代理。因马寅初是以去第三战区考察经济的名义失去人身自由的,所以重庆大学的师生告别会,也以“去前方战区考察经济”为名。会后,马寅初与全校师生合影。这张照片被保存下来,数量众多的学生密密麻麻、表情严肃地拥簇着马寅初,可以想象当时送别会的盛况与气氛。

⑧揽头为包揽某事项的人。

12月9日,商学院学生撰写了《陈情书》,准备送给国民政府,同时酝酿草拟《罢课宣言》,准备以罢课的方式表达愤怒之情,这些都是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进行的。[52]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马寅初的案子,成了沙坪坝的学潮,由商学院扩大到了全校,由重大扩大到了中大。共产党从中鼓动,因为最近国共关系的恶化,已由学潮变成了政治上的斗争。”[53]唐纵“共产党从中鼓动”之说,也表明中共参与了马寅初被捕后学生运动的策划。此时国共关系趋于紧张,不久之后的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使国共合作面临巨大挑战。处此敏感时期,马寅初被捕事件,自然成为中共向国民政府发难的一个缘由。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学生罢课活动未能正式开展。

⑨⑩顺义县档案馆藏《镶蓝旗载公府与嵩祝寺喇嘛互控地亩案》,档案号:1—1—6,第55、57、68、30、44、47页。

中共对马寅初事件最积极的因应,还是在舆论方面。延安中共机关报《新中华报》成为当时报道马寅初事件的重要平台。12月29日,《新中华报》于头版发表社论《要求政府保障人权释放马寅初氏》。该文驳斥中央社消息所称“马寅初奉派赴前方研究经济状况,业已首途”后,指出马寅初事实上是被宪兵逮捕,放逐贵州,重庆大学的师生都感到“悲愤莫名”。[54]2月13日,《新中华报》择要发表了马寅初1940年11月24日在重庆大学的演讲稿。其中有“我们的抗战,中等人出钱,下等人出力。至于有钱的上等人呢?既不出钱,也未出力,反而发了国难财……可是现在更有上上等的人出来利用政治力量做生意,大发横财,伤天害理,莫过于此!”编者还添加了按语:“马氏为我国著名经济学者,历任财政立法要职,于12月24日在重庆大学经济研究室演讲,对抗战时经济问题提出许多正确建议,并对发国难财者严加斥责,但不幸被当局逮捕,至今仍未释放,全国痛愤,纷纷抗议。”[55]可见,《新中华报》的报道,为的是向大众公布马寅初被国民政府逮捕的事实,揭示其被捕原因是抨击以孔宋为代表的上上等人发国难财的行为,从而达到激发舆论、引起公众关注的目的,给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在国民政府封锁马寅初相关消息、其他报纸均不予报道的情况下,唯有《新中华报》因在中共辖下,可以毫无保留地道出“真相”。不过,《新中华报》毕竟地处延安,对于国统区的舆论影响有限。因此,中共在重庆的努力同时展开。

租税地。

由于受到政府的新闻检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揭示马寅初被捕的真相,显然至为困难。中共便借为马寅初庆祝六十大寿,巧妙地使公众持续关注马寅初事件。马寅初生于1882年6月24日,为尽快形成声势,他的六十大寿于1941年3月30日在重庆大学提前举行。3月24日,《新华日报》刊载了马寅初的祝寿启事。[56]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联名赠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57]“桃李增华”指马寅初学生众多,“坐帐无鹤”则暗示寿公马寅初不能到场,而“琴书作伴,支床有龟”传达了马寅初羁押生活的清苦,并祝愿他健康长寿。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公开表达对马寅初的支持。祝寿会当日,莅临宾客有邹韬奋、张西曼等中间派人士,《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和塔斯社记者也到场。[58]显然,从《新华日报》的启事和祝寿会的莅临嘉宾,可以判定祝寿会是在中共有意安排下,与重庆大学师生一起召开的。3月30日的《新华日报》还特地登出“重要声明”:“本报纪念马寅初先生六十寿辰之稿二篇,奉命免登。”[59]重庆的其他报纸,自然也未被允许发表祝寿会相关消息。

顺义县档案馆藏《镶蓝旗载公府与嵩祝寺喇嘛互控地亩案》,档案号:1—1—8,第14、26、13、6、3页。

被捕后的马寅初,成为国民政府的封杀对象。除中共延安《新中华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外,其他报纸极少有马寅初的相关报道。中共此时的策略是,蒋介石越是不想让马寅初走进公众视野,中共越是要支持马寅初。从揭示马寅初被捕的真实去向,酝酿学生罢课,到发表马寅初的文章,再到举办祝寿会,事实上都在扩大马寅初被捕事件的影响,提醒大众国民政府逮捕了一位批判孔宋豪门的经济学教授。不过,中共的种种舆论宣传并没有改变马寅初的处境,祝寿会后,中共对马寅初事件的关注度也暂时降低。事实上,马寅初的最终获释,还是取决于蒋介石的态度与后续处置。

“退圈地每亩科银一分至三分不等,豆四升三合至一斗不等”。《清通典》卷七,食货。

1941年7月,马寅初由贵州息烽转至江西铅山鹅湖书院,过半自由生活,处境大为改善。时任第三战区司令的顾祝同对马寅初较为友善,战区政治部主任李寿雍曾是北大经济系学生,也时来看望。[60]1942年3月,马寅初夫人王仲贞拜访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朱家骅,希望朱家骅设法将马寅初“调回重庆,最好能在中央图书馆看书”。[61]朱家骅在1917-1926年间曾任教北大,1927年又在浙江省政府与马寅初共事,两人颇有私交。1942-1943年间,在马寅初安置问题上,朱家骅成为与蒋介石沟通的重要桥梁,保存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朱家骅档案,为重建这段历史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料。

周秋光编:《熊希龄集》,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760页。

朱家骅接受王仲贞的托付后,几经斡旋,终于取得进展。马寅初于1942年8月获释,回到重庆歌乐山家中。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刘大钧是马寅初多年好友,立即联系马寅初,希望其能回校重掌商学院,为马所婉言拒绝。[62]原因是马寅初此时并非完全自由,对蒋介石也有所承诺。1942年12月,朱家骅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转述了马寅初的原话:“此次返渝以来,深自韬晦,绝无片言涉及政治财政,此后亦决不再有已往之情事发生。今外间设有传说,则必以讹传讹。委座之尊敬,尤竭挚情。”[63]此时,朱家骅的侄子朱国璋在重庆大学商学院任教,扮演着与马寅初具体联络与监视的角色。他对马寅初言行、态度的观察,也与马的自述相符。[64]这说明,马寅初在获释时答应过蒋介石不再公开评论政府的财政经济举措。蒋介石根据马寅初获释后的“表现”,对马寅初做出了“移住北碚,在立法院内担任具体工作,如研究战后经济问题等”的安排,并允诺每月给予1000元的经济补助。[65]朱国璋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后,马寅初以北碚交通不便、缺少可利用书籍等为由,拒绝移住。蒋介石随后允准马寅初仍留在歌乐山家中做研究,并从1943年2月起,主动按月拨付1000元,请朱家骅转交并问候马寅初。[66]可见,蒋介石虽限制马寅初与外界交往,但对他的工作安排、经济补助与意见尊重,均体现出安抚之意。从贵州息烽到江西鹅湖书院,再到重庆歌乐山家中,马寅初处境逐渐改善。从1942年10月开始,除定期参加立法院会议外,马寅初在家潜心著述,未再抨击时政。

嘉庆《大清会典》卷十,户部。

此时,马寅初与朱家骅的关系亦较为亲密。1943年2月22日,马寅初拜访朱家骅,委托朱家骅为女儿马仰曹介绍工作。朱家骅欣然答应,托人在一星期内将马仰曹的工作安排妥当。[67]1943年8月朱家骅生病,马寅初致信朱国璋,担心自己亲自前往探视会给朱家骅带来不便,特请朱国璋代为问候。[68]可见,马寅初对朱家骅的营救、联络与相助,怀有感激之情,在朱家骅生病时流露出友朋真情。

凡入官房宅地亩及岁租敛给之数,悉以咨之。雍正十二年置。《清朝通志》卷六四,《职官略》一。

1944年11月,马寅初经过20个月的囚禁生活和27个月限制自由的生活后,完全获得行动自由。12月,时任重庆大学校长的张洪沅请示朱家骅,希望马寅初能返校授课,得到同意。[69]1945年1月始,马寅初重新受聘为重大商学院教授。显然,马寅初重获自由与返校教学,并非朱家骅个人所能决定,而是来自蒋介石的授意。从1940年12月至1944年11月近四年的时间中,形势已经发生极大改变,蒋介石认为对马寅初的制裁可以结束了。曾被马寅初批评的孔祥熙已逐渐失去蒋的信任,不久之后便离开国内政治舞台。抗战胜利在即,作为抗战领袖的蒋介石自应不计前嫌,与马寅初握手言欢,使其以经济专家、中国经济学社社长身份,贡献于战后经济建设。

顺义县档案馆藏《镶蓝旗载公府与嵩祝寺喇嘛互控地亩案》,档案号:1—1—7,第23、3页。

但是,重获自由的马寅初,未能改变他二十多年来密切关注现实经济的习惯。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对他四年的制裁,使其与国民政府大为疏离,而与中共、中间势力日益接近。从1945年开始,他对官僚资本、政府外汇政策、黄金政策、关税政策进行了全方位的责难,经常在演讲中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蒋介石和主管财政的宋子文。从30年代中期马寅初批评财政部的白银、货币政策,到1940年抨击孔宋大发国难财,再到国共内战时期全面否定国民政府的财经政策、号召打倒官僚资本,马寅初的批判力度在不断加强。但其中也有不变的学术理念坚持,如对国家权力的扩张保持警惕,反对权贵资本与维护民营资本,痛恨财政官员以权谋私等。虽然马寅初的批评未必都言之成理,但他坚持不懈的发声,为民国时期的经济界与舆论界带来一道别样的风景,也是他自身政治态度变化的一个真实注脚。

1912年5月本为蒙藏事务处,隶属内务部,嗣又为重视蒙藏事务,于同年7月24日改为蒙藏事务局,直隶属于国务总理。

中共在马寅初被捕后的舆论造势与重获自由后的积极争取,无疑对马寅初的左转起了重要作用。蒋介石虽然在马寅初被捕后给予适当优待,又有朱家骅在其间斡旋、转圜,但对性格倔强的马寅初而言,蒋介石的打压只能加深他对国民政府的失望。更何况,国民政府的财经政策在抗战结束前后并未有所改善,马寅初继续加大抨击力度,自然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

名为巴彦济尔噶勒,诞生于光绪十七年,转世于唐克托地方。光绪三十年九月初九日抵京,驻锡嵩祝寺。参见释妙舟:《蒙藏佛教史》,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196、196—199页。

四、从“亲国”到“亲共”:一位经济学家的政治选择

《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辑:1840—1949》第一辑,西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1985年编印,第58页。

马寅初是国民党资深党员,早在1913年留美时就加入了国民党。不过马寅初回国后任教北大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经济学研究与传播,较少参与国民党党务活动。马寅初与国民党接近,始于1926年。这年夏天,他偕上海工商界王晓籁等人,专门赴广州考察广东国民政府新政,还于7月9日受邀参加了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及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典礼。[70]1927年6月,蔡元培、蒋梦麟等人邀请马寅初赴浙江省政府任职。[71]马寅初便偕北大教授谭熙鸿南下杭州,从此离开北大20多年,直至1949年才重返北大任校长。此时的国内形势是,蒋介石在南京刚刚建立国民政府,北伐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马寅初的南下,与蔡元培等北大同人的私人交情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北京政府,他显然更倾向于支持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

该规定对于清廷及清朝官吏财产执行区别对待政策,规定前为清政府官产,现入民国势力范围者,应归民国政府享有;前为清政府官吏所得之私产,现无确实反对民国之证据,已在民国保护之下者,应归该私人享有;现虽未清政府官吏,其本人确无反对民国之证据,而其财产在民国势力范围下者,应受民国政府保护,俟该本人投归民国时,将其财产交该本人享有;清政府的官产和现仍反对民国政府、虐杀民国人民的清朝官吏的私产一律没收。王存河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4页。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马寅初在政治上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源于他对中国尽快发展资本主义、走上欧美民主国家道路的强烈愿望。他希望政府尽快结束军阀纷争局面,废除不平等条约,保护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1926年和1927年,马寅初多次发表文章或演讲,指出中国缺少真正的资本家,应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他对中共所持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了批评。他指出,马克思学说在美国等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国家未必适用,在生产落后的中国更不可能采行。[72]他批评了马克思的价值论,认为价值不仅仅由劳动产生,还包括技术、管理、经营等很多无形资产。[73]马寅初的观点引来陈独秀的批评。陈以“撒翁”为笔名发表《马寅初又来出博士的丑》,毫不客气地指责马寅初不懂马克思价值论。[74]事实上,马寅初从经济理论出发,对马克思价值论的批评切中要害。

较早时期,或在较小的县衙中,仅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一般认为到民国时期,才慢慢发展到十房。本案所见,至少早在19世纪60年代,即同治初年,顺义县就已设有户盐房。

马寅初1927年夏到杭州后,即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邵元冲,及北大同人蔡元培、蒋梦麟等共事,他还担任了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改名为浙江大学)的筹备员。期间马寅初较为突出的活动是,与朱家骅一起制订《浙江禁烟条例》,积极倡导禁烟运动。1928年浙江省政府改组,蔡元培、蒋梦麟等重新转入文教工作,不久之后马寅初也离开杭州。

参见赵黎黎:《清朝县衙设置与运作制度研究》,河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李艳君:《从冕宁县档案看清代民事诉讼制度》,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1928年12月,马寅初在南京就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委员长是他在杭州的旧识邵元冲。两人一直保持亲密、良好的关系。每当立法院举行会议后,他们经常与同人一起聚餐、谈话。邵元冲作为中国经济学社的理事,也频繁参与学社会议与活动。[75]1932年5月,邵元冲任立法院代院长后,马寅初升任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933年1月,马寅初转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委员有陈长蘅、卫挺生、贾士毅等15人。[76]上述三人也是马寅初领导的中国经济学社的骨干社员。蒋介石此时对马寅初信任有加,多次邀请他为自己讲解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财政经济状况,1932年时还一度考虑让马寅初负全国经济之责。[77]1934年夏,蒋介石又邀请他为庐山军官训练团讲演。马寅初深受军官们精神与意志的鼓舞,感到“中国前途,颇有希望”。[78]

1927-1937年,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治地位、相对和平发展的十年。此时,马寅初作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与中国经济学社社长,虽然对财政当局的部分政策有所指摘,但总体而言与政府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与良好的互动。他对包括废两改元、法币改革、所得税征收等在内的财政金融问题,经常发表意见,成为名满天下的“公共知识分子”。马寅初此时的政治关怀,在1938年的一次演讲中有所体现:

余素来主张研究经济之人,应与事业界有成绩之人互相联络,遇有重要问题发生,可以共同研讨,使双方意见,不致相去太远。中国经济学社,以三分之二之经济学者,与三分之一之事业界巨子,合组而成者,其目的亦即在此。而其有利于国家社会,必非浅鲜。英国所以无大革命发生,即因国内官僚与思想界两阶级,地位不相悬殊,英国执政之人,多与思想界接近,故适于国情之学说一经传布,易为政府采择,革命潮流,遂可阻遏。以我国目前情形观之,有知识之人,往往喜唱高调,与事实离开太远。中国经济学社同人,有鉴于此,故将两类人才,合在一起,交换意见。则读书人之思想不致过于激烈,而事业界亦不致过于保守,社会秩序,始能安定。先求社会安定,而后可以言进步。革命系激烈的,流血的,进步是和平的,按步就班的。循序渐进,不激不随,此进步之真义也。[79]

可见,马寅初有鉴于知识界“喜唱高调、思想激进”的现实,希望通过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加强经济学界与实业界、政界的交流,实现社会各方面精英的合流,达成共识,以协调社会发展的步伐,避免出现剧烈变革与社会动荡,在循序渐进中获得持续、真正的进步。这表明,此时他对社会变革的认识,与当时主流知识界,如胡适、蔡元培、傅斯年等人的观点,颇为一致。同时,也可将30年代中期他与财政部的龃龉,理解为知识分子与政府在争论过程中不断交换意见、希图达成谅解和共识、以避免矛盾不断积累与激化的一种表现。马寅初在批评政府的同时,经常声明自己是国民党员,是真正为党国前途考虑的人,其意也在此。显然,此时的马寅初,并不认同中共的阶级斗争论和革命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