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宋庆龄何时加入共产党

笔者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请,于2002年10月至2003年1月赴台湾学术访问,期间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查阅档案7周。党史馆馆藏档案中收有大量国共合作(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共领袖文献,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彭湃、杨闇公、杨匏安、李富春、蔡畅等一大批中共领袖的文稿。有关文献主要收藏在环龙路档、五部档和汉口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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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原被俄国控制的中国东北地区被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俄国势力范围以中东铁路横贯连接至海参崴,而南部日本势力范围以南满铁路纵贯至大连。自此,两大铁路作为列强掠夺东北地区资源的主要工具,为争运货物展开了激烈竞争。为削弱中东铁路的经济效用,遏制俄势力的发展,日本通过《间岛协约》获取了吉会铁路的铺筑权,意欲打造平行于中东路的运输路线。随着吉会铁路各区间的相继开通,其更具经济性的运输路径给中东铁路以沉重打击,致其接连出现亏损。经济功能的衰退是中东铁路被出售的主要原因,加之其政治、军事功能也逐渐衰微,苏联最终决定将其售予日本。

1981年5月14日晚,因患慢性白血病已经卧床一个多月的宋庆龄病情突然恶化。得到通报后,彭真、邓颖超、王光美等于15日一早就赶往宋庆龄住处探望。据说,这时宋庆龄神智尚属清醒,她自知余下的时间不多,因而有气无力地接连三次表示了希望在临终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

笔者在五部档中的国民党农民部档案中发现二封毛泽东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时期的亲笔信函,均为毛笔原件。这两封信函,以前在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未公开发表过。现全文照录如下:

关键词 中东铁路 吉会铁路 大连 海参崴 罗津港

眼看宋庆龄可能不久于人世,彭真等急忙于当天上午10点半将宋庆龄的要求报告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胡耀邦,胡又迅速转告邓小平等政治局领导人。这一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同意接受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定称:宋“过去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最近病重时又一次提出这个要求。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当天下午6时许,即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列席会议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就驱车赶往宋庆龄住处,正式通知宋庆龄这一决定。次日下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也亲自前去探望,并祝贺宋入党。只是,宋庆龄这时病情进一步恶化,已经不大能说得出话来了。

克文兄:

在宋庆龄弥留之际宣布吸收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受到海外个别并不真正了解历史上宋庆龄与共产党关系的人的非议。他们甚至对宋庆龄是否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表示怀疑。其实,众所周知,宋庆龄自二十年代后半期就开始追随共产党。还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前,她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公开地或者秘密地协助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1949年10月以后,她更是中国共产党十分信任的朋友,相继担任过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并多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几十年追随共产党,她不希望加入共产党,那才是咄咄怪事呢。值得一问的到是,宋庆龄何以到临死前才提出入党问题?

陕西办事处特别委员会可以指定下列五人为委员:亢维恪、李维屏、李秀实、王述绩、杜松寿,以亢维恪为书记。

在中共中央1981年5月15日的决定中,明确提到宋庆龄“多次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从已经公布的材料看,只有一份回忆提到,1957年4月宋庆龄曾经向前去探望她的刘少奇提出过入党的要求,当时,由于中共中央认为宋“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没有批准宋庆龄的要求。此外,我们再未见到其他更直接的材料反映宋庆龄曾要求入党。这多半也正是引起海外一些人产生狐疑的主要原因。不过,从新近公开的一份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宋庆龄不仅早有入党要求,而且在事实上曾经加入过共产党。也就是说,宋庆龄并不是在1981年临去世前才初次加入共产党的。她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加入过共产党了。

泽东 十六日[1]

这份文献,是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位代表,在1934年5月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负责人谈话的备忘录。在谈话中,他详细说明了当时在中国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内部的矛盾和秘密工作屡遭破坏的情况。谈话的最后部分特别提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宋庆龄的关系。报告人称:“关于孙新林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指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克文兄:

在这里可以看出,还在1934年春天以前,宋庆龄实际上就已经加入共产党了。只不过,她入党并没有经过当时的中共中央或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机关,而是由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直接发展的。有过这种经历的在当时远不只宋庆龄一个人。共产国际当时直接负责中国问题的远东局成员对她的工作和忠诚评价很高。只是,当时秘密吸收她加入的是共产国际,即所谓世界共产党。而在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很长时间并不清楚宋庆龄的这一特殊身份,也没有她入党的任何记录,这也就是为什么她在1949年以后仍然要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来,并且直到临去世前才正式取得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称号。

云南办事处负责人,学生内可以指定周霄、陈能新二人(原函旁注:书记可指定周霄)。周颇好,陈亦比较的好。其余一人,据新滇社云南同志王懋庭说:宜指定一现在昆明进行党务及民众运动的同志,方足以资联络,据他说有李鑫同志者,北京农大毕业,在滇从事工作,可胜此任,特此奉闻,请酌定。(原函页上注:王君今日来农部奉谒,已见否?)云南办事处简章,学员们已写好,请核准。各省经费不宜呆定,每人发薪三十元,恐怕他们援以为例,事情未做,一点钱都做薪水瓜分了。此点于他们领钱时,兄宜为之说明:要经济的用,可以不发薪水的便不发薪水,不需要发三十元的便不发三十元,三十元是至高度的数目,务宜节出一点钱作活动费。今天无船开,明天大约有一只船开,到明天剩留的便在一百人以内了。路费竟超过小洋三千元,前交政委预算数目太低,除直、察两省外均不够。譬如四川,前只定大洋五十八元,现须加至七十四元,此数据学生说还是很紧张的,因宜渝间上水船价特贵。每人增加十六元之多,四川学员二十五人共增四百元,其余各省均须增加,每人大洋月二元、四元、六元、八元、十元不等,故总数在小洋三千元以上。明日即可做好公文,连同路费增加理由表,请农部转政治会议议决。《农民问题》丛刊已印出十七种,先付上两份,我兄一份,甘先生一份;其余有十种已付印,不久可出;有约二十种尚在编缮中,印出尚需时日。一俟印出,当付若干与我兄、甘先生及农部。甘先生同此。敬颂
日安!

当然,关于宋庆龄被共产国际代表吸收入党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更详实的档案材料可以具体予以说明。我们甚至还搞不清楚她入党的确切年代。不过,考虑到上述备忘录中报告人提到,吸收宋庆龄入党的那位共产国际代表在1933年底以前已经奉召回国,大致可以相信,宋庆龄入党的时间应该更早一些。从廖承志回忆1933年5月初宋庆龄代表共产国际与他秘密接头的情况看,宋庆龄的入党时间似乎还应当再早一点。因为,从廖承志这个每一分钟都记得清清楚楚的片断回忆当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宋庆龄当时不仅已经成为共产国际的秘密接头人,而且明显地受过某些秘密工作的训练,正如上述报告所说:“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

弟泽东上

据廖承志回忆,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5月间,当时他刚刚从英国巡捕房被保释出来。宋庆龄突然神秘地来到他家与他秘密接头。她巧妙地支走了廖承志的母亲,她自己的挚友何香凝,找到了单独与廖承志谈话的机会,明确告诉他说:“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

九月十七日

“最高方面?……”廖承志一时有些惊异地望着宋庆龄。

再江西农运以前成绩太坏,宜由尊处指定学生五人组一农运委员会,在省农民部下做指挥农运的工作。江西不宜设办事处,因已有省党部,然农运委员会则十分必要。江西学员中颇有几个好的,可以任委员。陕西的亦宜设委员会,不宜用办事处,亦因已有省党部。愚见如此,祈酌定。

“国际!”宋庆龄只说了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

泽东又白

“啊!”廖承志几乎叫出来。

云南农运特派员规定符号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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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承志回答说:“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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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打开小皮包,摸出一根香烟,自己点了火,然后站起身子,往廖承志母亲房间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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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承志飞快地在一张纸条上写出名单,只十分钟,宋庆龄就出来了。她接过纸条,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廖承志写好的那张纸条卷成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里,先后同何香凝、廖承志道过别后,就匆匆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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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承志写道:“尽管过了将近五十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