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50年,孙中山与共产党

要想完整地说明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很难把目光仅仅局限在1937-1945年这八年时间,因为这八年之所以能够有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特殊形态的国共关系,是从1936年国共两党秘密接触开始的,而这种关系的结束,又是到1946年才最终结束了的。这也就是说,谈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必须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整个过程。当然,既然是国共关系,就不完全等同于“国共合作”,因为合作一词实在无法完全涵盖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所有重大问题。正是基于上述想法,本文概述的研究时限当从1936年起到1946年止,讨论的对象则是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泽东的这段话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靠谁革命?革谁的命?要搞清楚这个问题,看起来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然,对于某些社会阶级或社会政治势力,共产党人比较容易确定它们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但是,对于另外一些社会阶级或社会政治势力,这样做就要困难得多。特别是对于中国资产阶级这一极大地影响着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社会政治势力,由于种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人们的认识及其策略不能不经历了一个极其曲折的变化过程。

众所周知,孙中山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经由当年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再由孙中山作主,将共产党人引入国民党,授予重要职务,而逐渐形成的。在两者关系中,俄国的因素显而易见。问题是,俄国的因素对孙中山与共产党的关系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他的“容共”究竟是“联俄”的诱饵呢,还是确实看重了共产党人的才干?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好坏,是否也是受到他与莫斯科关系的影响?或者说,是俄国因素的影响多些,还是中共自身政策的影响多些呢?提出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孙中山在世时对共产党问题发表过不少态度大相径庭的谈话,共产党人当年对孙中山的看法和态度也是时好时差。如果我们不注意事情发展变化的经过情形,不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只是出于一己之角度,抓住一两条线索,对孙中山的言论各取所需,就只好听任立场各异的研究者在那里自说自话,而无所适从。[1]鉴于过去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缺少有针对性的探讨,本文试图依据已经公开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就此做一系统的梳理和考察,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国共关系的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起源于80年代。记得最早看到的有关国共关系的一个小册子,还是日本学者波多野善大写的《国共合作》。但那里面对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包括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问题,几乎没有多少新鲜的史料,更谈不上深入的研究。[1]当然,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并形成一部著作,日本学者还是开了风气之先。

敌乎?友乎?

“合作”问题的由来
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就个人而言,历史上早有交往与合作。[2]只不过,最初两部分人主要是意气相投,不存在组织之间的问题。正是由于意气相投,当中共最初成立时,国民党中的个别骨干或国民党前身老同盟会的成员,还积极协助,甚至参予其间。[3]因此,即使中共初创,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并未改变,相互交往、合作的事情也仍有发生。如1920年中共在上海建党后,国民党人即诚邀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陈独秀也欣然赴任,即是证明。同样的情况,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甫告成立,就配合共产国际代表,主动邀请国民党人与中共等各个革命团体的代表一起,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共同策划东亚的反帝革命运动。[4]孙中山对此也慨然同意,指定张秋白为国民党代表,且授予正式委任状。[5]说中共成立后即排斥国民党,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6]
从中共“一大”及其会后的表现看,中共内部对国民党的态度一度确实不尽一致。“一大”曾有决议主张“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甚至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7]然而,由会议报送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却清楚地解释说:多数与会者相信,依据中国的现状,“我国的军阀就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8]共产党需要与其他党派共同行动,以反对共同敌人,这“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因此,与国民党合作的想法,实际上又是共产党方面主动提出来的。这是因为,1921年中共成立时,只有区区50余人。一年之后,即当中共二大召开时,也仅有不足200人。力量如此弱小,又处于秘密状态之中,要想切实推动中国革命和谋求自身组织发展都极端困难。曾经在爪哇从事过工人运动,有过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一大”后一听说共产国际有召集中国各个革命团体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很快就萌生了联合并依靠民族主义力量的设想。他几乎马上就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取得了联系,并积极谋求会见孙中山。1921年12月,马林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在那里停留了9天,与孙进行了三次长谈,并广泛接触了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9]随后,马林又进一步赴国民党的根据地广州访问,与更多的国民党人进行了沟通。此次就近对国民党进行考察,使他最终确定了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列宁也向在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表达了同样的意愿。[10]这种情况清楚地显示,就共产党方面而言,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实在是大势所趋。
有关这时孙中山对马林建议的态度,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但孙中山对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充满自信,无意与共产党联合的情况显而易见。在桂林,孙中山明确告诉马林:他与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作法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11]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赞成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他直率地告诉为马林做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12]在几年后马林公开回忆的这些只言片语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之后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各种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激进小组织的看法。而他在这里特别批评的所谓小集团,无疑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
孙中山的数次长谈,以及国民党当时所显示出来的力量,显然对希望能够像在爪哇那样大干一场的马林,产生了影响。回到上海之后,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不已。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他对国民党的状况做了一番热情扬溢的描述,不仅强调在国民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接触过社会主义,自称社会主义者”,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断定“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的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强调国民党的军官和士兵都非常响往俄国,说国民党虽得到少数华侨资本家的支持,但国民党在政治上从未反映过资产阶级的要求。他的结论是:共产国际应当与孙中山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全力去帮助中国共产党。至于力量弱小,又与工人运动毫无关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因为在那里他们才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他看来,国民党的“纲领为各种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13]
马林是如何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具体提出这一建议的,还不得而知。但首先提议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无疑是马林,而不是孙中山。已有资料显示,他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接连同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商谈。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在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张继等人看来无疑是一件好事,因此他们明确表示欢迎。但当马林转过来建议中共中央移往广州,“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时,却遇到了阻力。得知马林将转而前往莫斯科做游说工作,陈独秀在4月6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维经斯基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详细说明了他们的不同意见。内称:
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永无发展之机会。
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14]
尽管陈不愿在孙陈之间做出选择,但50余天后,即1922年6月16日陈就炮轰总统府,发动了武装叛变,中央不得不很快督令依靠陈炯明活动的广东共产党人站在孙中山国民党一边,甚至不惜为此开除了不听命的广东党的负责人。注意到越飞、马林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代表正在积极谋求与孙中山的合作,中共中央支持孙中山,赞同与国民党合作,实乃大势所趋。[15]
中共中央赞成国共合作,但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他们坚持在这种合作中两党至少要平起平坐,并且理应由共产党来负政治指导之责。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来开展工作,这或多或少损害了共产党人的阶级优越感。马林刚一返回莫斯科,中共就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白提出:以目前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扶助民主派起来共同打倒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确是必要,“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他们坚持,对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应由自己“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16]
但是,在了解到国共两党力量相差异常悬殊的状况之后,俄共中央政治局还是接受了马林的观点,要求中共“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17]8月12日,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上方宝剑急匆匆赶回上海,马上拉上张太雷会见了张继,说明了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精神。然后即开始做陈独秀等人的工作。为了等待北京的李大钊和张国焘到沪一同讨论,中共中央的会议被迫延至月底举行。在此期间,孙中山恰好因军事失利由广东退回上海,马林遂向孙中山转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与孙中山和张继等具体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及改组国民党的相关问题。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做国民党的党员,孙中山当场表示赞成。故马林立即与李大钊、张国焘、翟秋白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个别交谈,再做说服工作。28日至30日,马林与中共领导人更集中到杭州西湖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与国民党

严格地说,中国学者并非没有研究过国共关系史,只不过,它从来都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内容之一,因为任何中共党史著作和中国革命史著作几乎都离不开对这一关系变化的说明。只不过,在80年代以前,这种说明通常只是作为毛泽东英明决策产生的背景和实现的对象而附带出现的。甚至,就连抗战期间是否存在着“国共合作”的问题,中共党史著作也语焉不详。它们提到了红军改编,但对红军为什么要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不做任何说明;它们强调说蒋介石“阴谋地计算在抗日战争中假手日本军阀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势力”,为此“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去担负最前线和敌人后方最严重的作战任务”,但蒋介石为什么竟然能够指挥共产党的军队,他是如何“假手日本军阀”的,以及所谓最前线和最严重的作战任务是什么,也没有做任何解释。[2]

对于早期共产党人来说,资产阶级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共产党自宣告成立之日起,它就开宗明义地宣布:共产党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引导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2]
第二,人们这时对于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明显地还抱以某种怀疑的态度。一方面强调自身的使命是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另一方面怀疑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这是否有点自相矛盾呢?其实,它们之间并无矛盾。问题仅仅在于,早期共产党人这时对于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还不十分清晰。

合作问题”。尽管与会者中仍有人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一点持有异议,但当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再“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18]会后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19]
在说服了中共中央之后,马林相继与张继和孙中山等再度进行了具体讨论,孙中山很痛快地表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入党。在孙中山委托张继等与在沪各负责人商议,并通电国民党相关支部后,国共两党终于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达成了协议。9月初,经张继介绍和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了国民党。[20]随后,根据与马林商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很快指定陈独秀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参预国民党的改组工作。[21]他同时还任命与吴佩孚来往较多的李大钊,和张继一起担任同吴佩孚联络的代表。当李大钊等向他说明自己不能退出共产党的情况时,他则明确表示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22]
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初衷
孙中山为什么愿意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其一,与孙中山这时对党的认识有关。长期以来,孙中山始终认为,党不过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比较孙中山以往动辄宣布接受整队整队的军阀军队的士兵入党,而毫不在意这些士兵实际上仍在军阀势力指挥控制之下的做法,不难想象他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会有同样心理。其二,与孙中山的现实需要有关。孙中山当然不会改变对中共的轻视,但他却不能不看到陈独秀这些人背后存在着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支持。孙中山接纳陈独秀等人入党的时间,恰好在他再度遭受地方军阀的排挤,被迫退出广州之后。自1917年依靠西南军阀在广州另立政府以来,这已是两度遭遇排挤或叛变,被迫退回上海了。还在广州率海军舰艇坚持抵抗叛军之际,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契切林,明言苏俄“是我唯一的朋友”。[23]这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两度严重受挫的孙中山这时对苏俄的援助会抱以怎样一种期望。一方面想要得到苏俄的援助,另一方面从列宁开始,一直到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都再三提议国共合作,孙中山当然明白这里面的轻重关系。而联合苏俄,首先理顺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中共的关系,也确属必要。毕竟,在这个时候的孙中山看来,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受其约束,至少要比让中共置身于国民党之外,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来得有利。[24]
十分明显,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就孙中山而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容纳”问题。它与俄国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两度严重受挫之后,孙中山也已经深切地感觉到“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必要了。[25]他接受共产党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少含有想要借助于俄国革命的经验,振兴国民党的意图。这正是为什么他不仅“容共”,而且一上来就赋予共产党人相当职务和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从俄国人介绍的成功经验和自己革命的种种教训中,他不能不意识到,单靠政治和军事的手段还不够。要振兴中国,就必须振兴国民党;要振兴国民党,就必须在组织和宣传方面下功夫。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国民党自身的干部显然没有可能。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正是孙中山试图利用共产党,以汲取俄国经验的一种尝试。毕竟,在宣传组织方面,共产党人更具奋斗精神,更有才干些。[26]孙中山后来在解释他将共产党员谭平山引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要职时就说过,他看重谭就是因为谭“有能力和有才智”。[27]用他的话来说:“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28]引入共产党员为我所用,理所当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当马林建议说,国民党应仿照俄共的形式,召开全国性代表大会,建立建全组织机构,通过决议和纲领,集中并贯彻党的意志时,他马上表示了肯定的态度。[29]
自9月初起,孙中山就开始了改进国民党组织的各项准备工作。4日,孙召集在上海的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和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陈独秀等举行谈话会,一同讨论改进国民党的具体设想。6日,他指定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九人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一个半月后,党纲及总章草案形成,交孙中山审阅后,再交国民党本部集议审查。11月15日,孙中山召集范围更大的第二次谈话会,讨论和审议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党纲与总章。12月16日,他再度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和修改宣言草案。在随后任命的国民党本部重要干部名单中,共产党员陈独秀被指定为参议,林伯渠被指定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则就任宣传部干事。[30]
经过几个月时间反复讨论修改,并经由孙中山正式批准,《中国国民党宣言》及《中国国民党党纲》于1923年1月1日公开发表。其中扼要地阐述了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和革命目标,明确提出:国民党是以谋求实现民族平等、民权平等和民生平等的三民主义为目标的革命政党。[31]这是中国国民党自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以来,第一次公开具体说明自己的奋斗目标。[32]孙中山就此解释说:
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现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来改造国家,还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必。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古人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宣传便是攻心。又说:“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我们能够宣传,使中国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了。……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我们要晓得宣传这种武器,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传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军队夺了城池,取了土地,还是可被人推翻的,还是很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对宣传切实来下番工夫。不如此,这目的就难以达到。[33]
汲取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扩张组织,扩大宣传,折服一人算一人,传入一地算一地,这就是孙中山决定吸收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来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思想背景。
但汲取俄国经验也好,吸纳共产党员也好,在孙中山看来,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中国国民党宣言》中阐明的三民主义。而它无疑与共产党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大相异趣。其民族主义只注重改正条约;民权主义只追求人民直接权力的行使;民生主义只强调限制私营经济之规模。[34]实际上,孙中山所期望的未来中国,仍旧是一个能够与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相适应的国家,而不是苏俄式的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国家。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虽然全力争取苏俄的援助与同情,并且不惜吸纳共产党员,却坚持不同意在中国另搞共产主义和试行苏维埃制度。就在其接纳共产党员并通过宣言、党纲仅20多天之后,他就在上海与苏联政府的外交代表越飞签订了《孙文越飞联合声明》。他在声明中坚持写上了“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等字样。[35]可见其必欲区别于苏俄态度之坚决。尽管孙此举多少含有想要避免刺激列强的成份[36],但以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之热衷与坚持,和他以往对共产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之怀疑,此举绝非单纯为了掩人耳目也是可想而知的。
孙中山对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看法,言论很多。但最能典型地反映出他这时内心看法的,还是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之际他在广州与达林(A.
S.
Darlin)的一段谈话。在达林详细地说明了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优越性,以及共产党人为何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自由是相对的等问题之后,孙中山表示了他的意见。他认为,俄国实行的,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均平主张,或者说更接近于太平天国洪秀全搞的那一套。他怀疑,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这样一种方式多半会与现代人的理念背道而驰。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三民主义起源于美国,与林肯(Abrabam
Lincoln)总统所谓“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的口号意义相通。而中国的问题更与西方不同,外国是患不均,中国是患贫,因此,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还不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问题是如何用温和的和建设的方法,预防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问题,而不是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用苏维埃制度去实行阶级专政。鉴于达林等再三宣传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好处,他的建议是如果俄国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也只能到容易接受均平思想的落后地区去,而不要在城市里直接做试验。他慷慨地表示:“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的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在这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37]
共产党对孙中山的态度
孙中山的目标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努力创造一个比西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平等一些的改良的社会。他与共产党人的相同点,主要在于他们当前所面临的主要敌人和决心用激烈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权的观念是相同的。而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孙中山没有特定的依靠对象,因此也不存在固定的敌人,一切取决于人们是否赞成和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共产党人却是坚持以阶级划线的,他们相信社会上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有产与无产等相互对立的不同阶级,他们是被压迫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代表,只能依靠被压迫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在革命中实行真正反映被压迫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策,坚决与压迫阶级和有产阶级为敌。从他们的角度出发,他们当然不会接受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政策主张。恰恰相反,在理论上以及内心深处,他们充其量不过把孙中山国民党看成是俄国二月革命的领袖及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相信或迟或早,他们都要发动十月革命,造成自己的政权。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阶级的代表,是人类的未来命运的主宰,最具远见卓识且最能反映全体人民利益,因而具有强烈的阶级优越感和政治使命感。[38]由此不难想象,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根本上只是基于实力原则的策略考量,是为了便于推进革命和自身力量的发展状大。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关系,自然会存在矛盾甚至冲突。
陈独秀已是中共党内这时比较看重孙中山和支持加入国民党的一派领导人了。即使是陈独秀,刚刚加入国民党,也明白提出:对国民党既要联合,也要斗争。他在写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文件中这样写道:
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得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在国民党为民主政治及统一政策斗争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此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更要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政党。若国民党与最反动的黑暗势力(如张作霖、段祺瑞、曹锟等)携手,或与帝国主义者妥协时,吾人即宜反对之,绝不容顾忌。[39]
在莫斯科的俄国领导人,毫无疑问比陈独秀等更具政治上的优越感。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当然上级,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自信已经革命成功的社会主义俄国,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思想源泉和力量源泉。特别是刚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战胜了十四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他们中许多人明显地对推动中国革命也充满热情。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按照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他们相信应当帮助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但他们中许多人理所当然地把在中国发展共产党视为他们情感上和政策上都必须争取的目标。更何况,他们在理论上也深信,国民党终将随着中国阶级分化的加剧而走向分裂。推动这种分化,迎接这种分裂,就成为他们对国共关系的一种理所当然的期待与政策。共产国际再三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把促进中国阶级斗争作为他们在国民党内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实在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40]而推动阶级分化,促进阶级斗争,国共关系纷扰不断自不可免。
就在马林1922年夏天从莫斯科拿到共产国际支持建立国共“党内合作”关系的八月指示不久,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就通过了一个明显有些不同的较为激进的决议,以强调共产党的独立地位。决议告诫说:“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屈从于中国资产阶级所建立的”任何一个中心,不论是张作霖的中心,吴佩孚的中心,还是孙中山的中心,都是一样。“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要以在民主基础上实现中国统一的倡导者的身份开展活动。”要在建立统一国家和争取与苏联结盟的斗争中,“支持那些给予工人阶级以发展和建立组织的充分自由,并拒绝与内外反革命势力联合的集团。”“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41]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无论是共产国际内部,还是中共中央内部,对马林不满的倾向迅速升高,甚至很快就出现了指责马林右倾的声音。[42]这种批评自然使马林的工作遇到阻力。
为了证明自己的方针正确有效,马林于1922年12月23日再度返回莫斯科申诉意见。他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来四个月时间两党关系的情况,做了十分乐观和充满希望的描述。在他看来,不仅中共从此有了更便利的宣传条件,而且他们可以经常性地自由批评国民党的某些缺点,这种方式已经在国民党内得到了认可。他坚持,任何试图修改几个月前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关系的指令,“希望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群众性共产党的人,在我看来是完全不顾现实情况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像在其他地方那样,“把我们的在中国的策略建立在我们的一般方针和我们的一般立场上”。而应当采取“革命的机会主义”的态度,因为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即使存在,也只有与民族主义运动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发展。而他在中国与国民党人密切接触后所得到的切身体会是:“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和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即使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共产主义团体的活动只有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进行才可能得到发展。”[43]
马林的报告明显受到部分与会者的质疑。维经斯基坚持必须根据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中的要求,把教育落后国家共产党开展对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斗争,和发展无产阶级运动作为共产国际特别重要的任务。而在以往的指令中,对此强调得不够。加入国民党之后,中共有丧失自身独立性的严重危险。马林对此坚决否认,他坚持过去的指令没有修改的必要。他断言,在中国,应当把革命民族主义,而不是把共产主义作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应当认识到:“全部问题只在于如何调整同民族主义政党的关系。”只有民族主义运动取得了顺利的发展,才有可能“在将来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44]
对于马林与维经斯基等人的争论,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这时采取了“和稀泥”的策略。这是因为,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的前两天,俄共中央政治局刚刚开过会议,作出了赞同越飞关于“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建议的决定,并且要求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里支付援助国民党的费用。[45]在这种情况下,刚刚参加过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布哈林,自然必须努力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中贯彻“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决定精神。但即便如此,他也十分清楚共产国际不能单纯从苏联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因此,他既不反对维经斯基提出的建议,也不反对马林的观点。他的说法是:在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中国的民族革命”,但“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任务是成立工人政党”,二者不可偏废。[46]会议最后形成的文件事实上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决议肯定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强调国民党由四种人组成,工人运动尚不强大,中共党员应当留在国民党,这大都符合马林的看法。[47]而指出国共党内合作“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却无疑是维经斯基等人的意见。[48]而只要有了后面这种意见,马林在中国的工作就注定会遇到不少麻烦。
一方面强调“全力支持国民党”,赞同越飞和马林关于“必须立即着手把中国最大的、真正的政党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49]的观点,准备向国民党提供大笔援助;一方面却坚持要独立地开展共产党的工作,强调共产党要大力组织和争取工人群众,争取“建立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这明显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任务。如同莫斯科对越飞与孙中山签订声明,只承认它所想要的有关孙中山承诺的那一半,却不支持越飞承认的孙中山想要的另一半一样[50],它所带来的麻烦难免造成莫斯科政策本身的紊乱。因为,从苏联自身利益的角度“全力支持国民党”,着手将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的努力,必然导致国民党中心地位和发展势头的迅速增强。与此同时,又让本来就坚信代表最先进阶级,最反映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也把争取建立强大群众性政党作为自己“重要而特殊的任务”,结果必然会使国共两党因争夺群众而陷入纠纷,以至出现相互抑制的情况。
对于这种情况,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也或多或少地有所意识。马林离开莫斯科后不久,维经斯基等人就开始隐晦地批评“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方针。他们对马林把中共中央搬到孙中山身边去不以为然,断言中共中央设在广州“可能造成我们党对孙逸仙党的过多依赖性”,并不得不通过政治上的种种让步而交换国民党政府所给予的种种“好处”。他们甚至明确主张,绝不能无条件地支持孙中山,除非孙声明赞同中共中央提出的政治原则,并与张作霖等军阀划清界限。在此基础上,他们强烈地希望共产国际明令马林:“指示他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逸仙提出条件”。[51]
事情很明显,孙中山为争取苏援而接纳共产党,想要借此发展壮大国民党,便利革命。而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却更指望中共自身迅速发展,对要不要“全力支持国民党”意见冲突。这种情况难免不会对本来就极其微妙的国共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马林路线”的失败
虽然共产国际向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提出了发展群众性政党的目标,但这样一种目标最初距离中共毕竟还十分遥远。马林对此更是不以为然,声称:“我们的团体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政党。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党组织只是在一些大城市的工会里与工人有些联系。党员人数还不足250名,大部分是学生。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许多问题,组织得不到发展”。中国如此之落后,“要在当前建立一个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52]
1923年2月7日,被中国共产党人引为骄傲的京汉铁路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遭到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武力镇压,一度颇具声势的北方工人运动一朝倾覆。这种情况对那些一心希望独立发展的共产党领导人震动极大,他们因此开始意识到孙中山国民党及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价值。于是,马林的观点终于在党内得到了广泛的同情。正因为如此,马林回到中国不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共产国际一些人“想入非非”了。他异常坦率地宣称:“在中国建立群众性政党,今后许多年内都只是一种幻想。”“如果要在中国采取建立独立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政策,既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这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当前,在中国唯一重要的工作,只有国民革命运动,也“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53]
1923年6月,中共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负责指导会议工作的马林与中共部分领导人之间再度发生争论。开始赞同马林观点的陈独秀,在他起草的决议案中承认:因为中国产业落后,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功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但负责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蔡和森和负责工会组织工作的张国焘,以及北方工会组织的代表则持不同意见。他们坚持:“在中国没有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能与工人力量的发展相比,海员和铁路工人的罢工显示了他们的重要作用。”“在许多地方我们可以控制工会工作,那里没有国民党的影响”,“我们完全有机会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而“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帮助他们,不能扩大他们的影响”。无论如何“不要把工会运动从我们手中转到国民党手中”去。[54]
问题是,“二·七”惨案发生之后,党内的情绪已大为改变。蔡和森和张国焘等人的主张没有能够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马林的理由很有说服力,既然中共几年之内很难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等到中共有条件发展壮大之后再来进行国民革命。既然国民党有充足的政治资源,又具有国民革命的明显倾向,苏联也决定全力支持国民党,中共当然责无旁贷的应当加入国民党,利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协助苏联帮助国民党改组并推动它走向反帝革命。总不能因为“怕加入国民党有危险,而留在党外”。更没有必要担心工人群众会因为加入国民党而被扼杀了革命精神,恰恰相反,要想推动国民党走向革命,就必须在国民党大量充实革命分子,培养强有力的国民党左派,从而克服国民党的种种错误倾向。马林最终促使中共三大作出决议:不仅正式批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且没有直接提到任何旨在争取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实际目标。[55]
马林对通过共产党来发展、推动国民党充满了热情。他为此甚至不惜写信给共产国际领导人,尖锐批评那些对他说三道四的人。他说:“我不懂,为什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策略是阻止国民革命的发展?”“莫斯科的意向是让党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吗?”实际上,中国“党是个早产儿”,“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它的“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等几乎没有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鼓励同志们到国民党中去,并把用这个办法支持国民革命看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不应凭想象去工作”。“绝对不要为此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能在工会的宣传中利用这面旗帜”。因为,第一,许多人“害怕共产主义”;第二,它会“削弱俄国同中国国民党人的合作”。“那些希望我们集中全力去建设群众性共产党的人”,恐怕“是完全忽略了事情的实际情况”。[56]
问题是,马林的热情并未能够得到孙中山的配合。在1923年初,广州克复,孙中山回到广州设立大本营,重新埋头于军政事务之中,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因此逐渐停顿下来。这不能不让马林倍感沮丧。马林到底还是一位共产党人,在他的观念中,革命只能是像法国以及俄国革命那样,在中心城市宣传和组织群众来进行。为此,自与孙中山接触以来,马林始终都在强调党的组织和宣传的意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利用军阀夺取地盘的革命方式。为此,他甚至不止一次地在中共的刊物上化名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只会使自己日益背离下层民众的意愿和需要。[57]在孙中山丢掉广州的情况下,马林的这些批评意见确实很少引起国民党人的反感。但在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之后,他却无法再用过去的方式向国民党提意见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5月6日山东临城发生土匪抢劫火车,打死一英国人,劫掠26名外国人。事后,孙中山委任负责外交事务的伍朝枢起草电报,以国民党中央名义致电北京外交使团,要求各国撤销对此事应负责任的北京政府的外交承认,以予中国人民另行建设全国公认政府之机会。对国民党请求列强帮助的作法,马林极感不满。他除了写文章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公开批评这一作法以外[58],还当面向孙中山提出异议。结果,他发现孙中山不仅无动于衷,而且对他重提加紧改组国民党工作和加强政治宣传的问题,干脆也一口回绝,坚持一切必须等到军事问题基本上解决之后。[59]
对孙中山态度的变化,马林十分焦虑。他终于不能不转而开始注意到中共的作用。他提出了用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去“引导这个政党执行国民革命的政策”的想法,提出“只有像陈独秀这样的人物才能通过在国民党内部展开宣传去促进国民党的新生。”[60]马林据此推动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决定,以中央委员会诸委员的名义联名致函孙中山,要求他在华南停止军事行动,到上海去,组织工商学的国民会议,把现有的各联合会组织成为自治政府。[61]他建议,如果孙中山不能接受这样的建议,“李大钊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其他同志就要着手去把国民党的地方支部争取过来,采取党的这个新策略。”[62]
按照马林的建议和中共中央的决定,陈独秀等五名中央执行委员起草并向孙中山提交了他们的建议信。信中强调,由于曹锟逼走黎元洪,试图取得总统地位,遭到上海乃至整个北方民众的强烈反对,上海各马路商会已经公开要求组织国民会议解决问题。国民党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公开站出来领导民众的斗争,并乘机宣传自己的主张。为此,“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结束广州的战事,这样我们才能在国家政局危急之时去胜任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不能囿于一方的工作而忽略全国的工作。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以便争取在国民会议的基础上,组成一个新的政府,进而建立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国革命的新军队。但在与陈独秀等人的谈话中,孙中山明白表示,他既不会与曹锟等人合作,也不会按照各方建议把国会召来广州,同时也不会支持上海商人的行动,因为他看不出这会有什么结果。他坚持,当前关键的问题,还是要争取建立一支自己的革命军队。据陈独秀报告说:当他向孙中山提出,在国民党尚未成功地改组并扩大自己阵地之前,如何能够建立这样一支军队的问题时,孙中山的回答是:“党只有到紧急关头才能一马当先。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我们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靠这些力量的协作将使革命取得胜利。召开国民会议是不可能的。”[63]
关于在西北或东北建立一支军事力量的设想,是孙中山久已有之的一个梦想。为此,他坚持与张作霖保持密切关系,同时极力劝说苏联政府的代表支持他在西北地区,如新疆和蒙古边境等地建立军事基地。随着1923年5月孙中山得到莫斯科同意提供200万金卢布援助,并愿意与他的代表讨论西北军事计划的消息后,他明显地对坚持广州根据地和发展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给予了更多的关注。[64]在极力协助苏联外交代表越飞为孙中山争取到俄国的援助之后,马林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注意到孙中山在军事上的进展,广州根据地的巩固和苏联的支持,马林开始失去耐心了。在他看来,只要孙中山仍然身在南方,他所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控制广东。而军事上越有利,他就越会满足于政治谋略,“而更不乐意与我们接近。”他在给越飞的信中承认
:“现在,我对他毫无办法。”因此,他尖锐批评越飞不该为孙中山争取到200万金卢布财政援助,断言“以前拿钱支持国民党是不负责任的”,“从经济上支持孙在南方的军事计划并无益处,那些计划其实并没有革命意义。”因为过去这200万元对孙中山也许至关重要,但对一个已在广东立足并能驾驭局势的统治者来说,就远不是那么重要了。如果莫斯科继续“让孙保持控制权,那对于整个运动将是有害的。”与其为了帮助孙中山控制广东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的腰包,真不如用2万元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的宣传,看看他们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作为。[65]
但到这个时候再来鼓励共产党进一步展开对国民党的批评与竞争,已经太晚了,它反而会让正在期待苏联援助的孙中山怀疑共产党人蓄意拆台。7月18日,在马林最后一次与孙中山等人进行谈话时,孙中山突然用英语愤愤地说:
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66]
据马林后来报告说,孙中山当时说到这个问题时情绪显得非常激动,以致廖仲恺和胡汉民等人一个个噤若寒蝉,都悄悄地溜走了。只有马林还留在那里努力为陈独秀做些辩护。但无论如何,孙中山坚决维护国民党,不允许身为国民党员的中共领导人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态度,是再清楚不过了。为此,中共中央在第二天就紧急召开会议,讨论这一严重情况。根据各方汇集的情况可知,不仅孙中山对中共的批评强烈反感,而且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人都表现出同样的情绪。他们甚至怀疑陈独秀等人只是想利用国民党,孙中山委任他为大本营宣传委员长,他却在利用这一职务做同国民党决裂的事情。面对这种情况,不能不留在国民党的中共领导人深感为难。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共产党自身的立场,他们无法不批评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问题,否则就不足以显示其组织上的独立性;但基于共产国际必须留在国民党内的决议,他们又不能轻易破裂与国民党的关系。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的决定是,继续过去的路线,在批评上避免激烈词句,同时加强有利于国民党的宣传。[67]这样一种方针,显然不可能解决问题。
其实,国共关系中的麻烦,也并不仅仅是国民党人的感受问题,中共自身也困惑不已。仅以中共中央驻地问题为例,马林千方百计把中共中央弄到广州来,经过几个月的时间,连马林自己都发现这是一个馊主意。在孙中山身边,任何与孙中山意见分歧的言论都难免会引起纠纷,孙中山严厉批评陈独秀,就是因为得知香港英文报纸不满国民党在广州不能管束陈独秀等人言论的消息所致。而与此同时,把中央搬到广州来,原本来是马林想要更有效地通过中共中央来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进行。事实上几个月来中共领导人在这方面几乎无事可做。相反,北方政治出现危机,中共反而没有力量去领导和组织强有力的政治宣传。

把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也叫做“国共合作”,似乎是1980年以后的事情。因为,是邓小平在这一年从和平统一台湾的角度公开讲:“我们和国民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的历史”,因此完全可以再有第三次合作。[3]邓小平的讲话不仅肯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个概念,而且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研究的展开。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以来,中国进步思想界已经开始普遍使用“阶级”的概念分析和说明社会经济上乃至政治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区别了。这种情况导致一部分激进的倾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迅速开始模仿共产主义的理论,把世界上的人根据劳动与不劳动、无产业与有产业、被压迫与压迫等等标准,截然划分为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于是,即有所谓“劳动阶级”、“无产阶级”、“平民阶级”、“第四阶级”、“被压迫阶级”与“资本阶级”、“有产阶级”、“中产阶级”、“第三阶级”、“财产工商阶级”、“绅缙阶级”、以及“征服阶级”、“压迫阶级”等对立的阶级概念。尽管,人们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按照共产主义的理论,无论“劳动阶级”也好,“资本阶级”也好,都应当是资本发达即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而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极端落后,但是,人们显然相信,这样一种阶级的对立,在中国也同样存在。因为,“中国的资本家虽然没有欧、美、日本那样发达,但不能说中国产业界没有纯粹资本作用(如地租、房租、债息、股票之类),不能说中国社会经济的组织绝对不是资本制度,不能说中国各都会各商埠没有财产工商阶级,不能说中国那一省那一县没有大地主,不能说中国没有多数无产劳苦不堪的人”。[3]

到1923年7月,马林不仅自己灰心丧气,而且也失去了共产国际的信任。眼见在马林的影响下,中共中央转而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自身的发展宣传工作受到影响,共产国际东方部对这位荷兰人有理由强烈不满。一位在北京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报告尤其能够反映出他们的这种不满情绪。报告称:由于党员全部加入了国民党,“党的工作这里进行得很少。本来它的规模就不大,而近来由于这个倒霉的国民党奸党,工作几乎完全停止了。大家都被套在孙逸仙的马车上,对其他的一切都不屑一顾。”[68]马林成了东方部官员嘴里的“右派”的代名词,自然不足为奇。当得知马林终于要被调离中国之后,一位东方部工作人员忿忿不平地表达了这些人的心情:
但愿任何贯彻越飞的观点或外交人民委员部其他代表的观点的马林们,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外交人民委员部需要这样,但不要把党牵连到这种事情里去。即使国民党目前确实是所有党派中最优秀的,更接近于国民革命运动,但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做它的尾巴,同它一起经受种种冒险、病痛、阴谋、欺诈等等。[69]
孙中山的希望与两难
马林在1923年7月下旬离开了中国。步其后尘,莫斯科很快派来了另一位“马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莫斯科给这位名叫鲍罗廷(M.
M.
Borodin)的新代表的指令当中所提出的要求,与马林路线几乎毫无区别。在这份由中央书记斯大林签署的指令当中写道:“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70]这意思明明白白,就是鲍罗廷的工作还要像过去一样,以孙中山国民党为中心。如果鲍罗廷只是像越飞那样,纯粹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倒也说得过去,问题是鲍罗廷同时也受命担任共产国际在华南的代表。过去马林只因为帮助越飞做了一些外交性质的工作,就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强烈批评,如今鲍罗廷本身就是苏联驻华外交使团的正式成员,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仍旧不得不接受他为自己的代表,其地位之尴尬显而易见。当然,对于共产国际来说,鲍罗廷与马林还是有所不同的。这首先因为他是俄国人,16岁就参加了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1903年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站在多数派一边,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因而不仅政治上可靠,与包括列宁在内的众多俄共领导人也都有很好的关系。鲍罗廷所以被莫斯科看重并派往中国,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英语很好,曾长期在美国从事社会主义运动达12年之久。而且自从共产国际于1919年成立以来,他就一直参予共产国际的工作,并负责指导过英国共产党加入英国工党的联合战线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私交不错。当加拉罕被受命前往中国接替越飞担任驻华全权代表之后,加拉罕立即就想到了鲍罗廷,把他推荐给斯大林,建议由鲍罗廷担任孙中山的首席政治顾问,以便于他能够全面掌握中国南北方的情况,灵活协调对华外交。鲍罗廷8月经由中国东北进入中国,先后到达北京、上海,并在上海与张继及陈独秀交换了看法。10月6日,他持加拉罕的介绍信到达广州。鲍罗廷到达当天,孙中山就接见了他。而这个时候,恰值孙中山因为军费所累,试图强行截留广州海关的关税余款,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各国开始发生冲突之际。且几个月来,“广州几乎无日不在叛逆势力的围困之下与骄横军人的蹂躏之中”,“财政困难达于极点”[71],这不能不让孙对广东根据地危急形势和争取苏联援助的必要性,更增添了紧迫感。与以往在广州时小心翼翼地不愿与莫斯科扯上关系的情况相比,孙中山这时的态度变得异常坚定。而他格外重视鲍罗廷,还因为他注意到鲍罗廷与马林有很大的不同,鲍罗廷不仅是老布尔什维克党员,在莫斯科有良好的人缘,而且是苏联驻华外交使团的正式成员之一,受到曾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现任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的高度信任。对鲍罗廷给予高度礼遇,将有利于对苏联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孙中山久经政坛,深知欲寻求外援,实现政治抱负,非要有所凭藉不可。他在1922年11月24日给蒋介石的信中就明白地表露了他的这种心态。他告诉当时急于取得苏联援助的蒋介石说:要想取得苏援,“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凭,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有凭藉不可,欲得凭藉,则非恢复广东不可。”[72]如今凭藉在手,又有苏联外交使团成员到来,他自然会不失时机寻求援助。他不仅要求苏联由海参崴通过海路向广州运送援助物资,而且明白告诉鲍罗廷,只要他还能守往广州,他就一定会与苏联建立起直接的联系。[73]一方面孙中山需要苏联的援助,另一方面内外交困的局面,也促使孙中山再度对俄国人的组织宣传方法发生兴趣。而在这后一方面,作为俄国布尔什维克老党员,鲍罗廷的现身说法尤其具有说服力。他用亲身的经历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显然极大地触动了孙中山。仅仅接触了短短的两三天时间,孙中山就对鲍罗廷有了很好的印象,并对鲍罗廷所介绍俄国经验深以为然。鲍罗廷到后第四天,孙中山就在双十节举行的国民党党务会议上首次公开以俄国革命为借鉴谈论起国民党的问题来了。次日,他即下令重新启动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他公开承认:“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关键就在国民党缺乏组织、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基础,“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为此,他明确提出:以后当
“效法俄人”,“以党治国”。[74]马林在孙中山身边数月不能实现的目标,鲍罗廷到后几天便顺利推动,其个人魅力之大不难想见。鲍罗廷显然擅于发现问题所在。过去,每有外人问到国民党时,孙中山都会以10万乃至20万之数告之。[75]鲍罗廷一来就发现,情况远非如此。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党员3万,缴纳党费者仅有6000,待重新登记时,来登记者才不过3000。即使这3000党员,与党也缺少联系。党“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孙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特别是同陈炯明的斗争目标。”它偶尔发表的由孙中山签署的有关三民主义目标的宣言,多半只是作为新闻刊登在几家报纸上,然后就一切照旧,党丝毫不能因此而得到发展。事实上“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再加上持续战争,或因军费巨额开支造成滥征捐税,或因战争需要大量强制征兵、征夫、征粮,致使“广东人民对孙的政府持强烈反对态度”,广州政权甚至得不到民众的支持。[76]当鲍罗廷把这些问题一一分析给孙中山听之后,孙中山也承认问题之严重,因而更看出加强党的工作,以扩大群众影响的重要。[77]
必须集合有献身精神的党员个人的力量,革命才有希望,这是孙中山在与鲍罗廷交谈后得到的一个强烈的印象。受命前往上海的廖仲恺在解释孙中山所以必须改组的理由时,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他说,孙先生在广州已经历三次失败,“三次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过去虽曾组织集体入党,但“当时以团体加入之党军即为后日攻总统府之人。可见入党者须以个人,不可用团体也。假使广州方面有相当数目之党员,何致得历次失败之结果,党员本在民众之内,果有多数党员,庶足制伏军队,因为徒恃军队必至为兵所制,不能制兵也。”
[78]
党员多,则民众多;民众多,则足以制伏军队。这也是孙中山在与鲍罗廷谈话后所得到的一个重要的结论。而要有效地发展党员,聚拢人心,扩大宣传,实现以党治国的目标,也只能借助于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也就是为什么孙中山很快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并下令成立了包括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和共产党员李大钊在内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的根本原因。显然,孙中山这回是真正下决心要模仿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开始全面改组国民党了。
既要改组国民党,扩大宣传,发展组织,共产党员的作用自然又显露出来。10月25日,孙中山召开会议,正式宣告改组决定之后,马上就在鲍罗廷的建议下,指定了包括中共领导人谭平山、李大钊在内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着手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和建立各地区党部的工作。有鲍罗廷的推举和孙中山的批准,更多的在广州的共产党员投身到改组工作中来了。鲍罗廷不仅成功地争取到了孙中山的信任,同时也成功地与中共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的领导人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他不是像马林那样毫不隐晦地贬低中共的作用,否定中共理想的目标,而是向中共党员反复解释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决定性作用和壮大国民党就是为了壮大共产党的道理。他一边不断地与中共党、团领导人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充分发挥共产党人的作用,一边经常提醒党团领导人说: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使国民党的工作面向群众,面向人民”,使所有的工人、学生都迅速觉悟起来,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但这不妨碍我们同时把最革命的人吸收到共产党内来。只有我们才能把国民党变成革命的大熔炉,“从这个熔炉中提取我们自己的党所需要的材料”,为将来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打基础。[79]当然,他坚持共产党人必须步调一致听指挥。他明确提出:“党中央必须把关于纲领的准备好的发言稿发给它的代表,而为了不使我们的计划落空,我们的人必须有组织的发言。没有中央的书面指示,发言甚至不应有任何修改”。[80]
当然,鲍罗廷对国共两党同时具有影响力,并不意味着他能够使孙中山与共产党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孙中山这时的一段批示中得到清楚的印象。11月29日,华侨出身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邓泽如领衔上书孙中山,指陈鲍罗廷时与陈独秀等共产党人集会讨论国民党政纲政策,似可见此“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这显示“为苏俄政府所给养”的共产党,正在“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81]
孙中山这时确实在委托鲍罗廷代为起草制定国民党的政纲及党章等重要文件。他也清楚鲍罗廷与共产党人之间有来往甚至会议。但是,整个政纲党章的讨论和修改,很大程度上是由孙中山指定的委员会在负责,最后还要经孙中山亲自审定批准,所谓“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自然纯属子虚。因此,孙中山对此明白解释说:政纲草案等“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矣”。但“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这句话,却清楚地反映出孙中山对共产党的不满。十分明显,注意到鲍罗廷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一心希望得到苏联全力帮助的孙中山,难免会对中共与俄国的关系心存芥蒂乃至醋意。他严厉地指出:以陈独秀为首之“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当然,孙中山并不认为这是俄国人的问题,他反对把俄人与中共相提并论,且因此愈加相信有吸收中共党员入党之必要。他为此特别解释说:“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遇〈遏〉,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且要彼等必参加国民党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且又为我晓喻之谓民族主义者正适时之良药,并非过去之遗物,故彼等亦多觉悟而参加吾党。”“不能以彼往时反对吾人,而绝其向善之路。”但他最后仍旧强硬地表示了他绝不会听任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自行其事的决心,声称尽管陈独秀等已加入本党,但“陈如不服从吾党,吾亦必弃之”。[82]
从孙中山的上述表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多少有些无可奈何的味道。他之所以会接受俄国人的干预和劝说,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虽然有欣赏共产党人能力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却还是由于“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因为一方面允许共产党保持自身的组织独立性和批评自由,另一方面又要求共产党员像所有国民党员那样服从自己,这实在过于困难。如果说他开始时还没有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的话,那么他这时显然早有领教了。他之所以能够对马林脱口而出地表示:“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就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陷入到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当然,在孙中山看来,事情还没有发展到必须做出抉择的地步。万一逼不得已,他还是能够做出壮士断腕的举动的。他曾经明白告诉共产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83]
共产党人处境尴尬
孙中山对中共态度两难,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同样也使自己到陷入两难的境地中。1924年1月下旬,中国国民党召开了它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就其形式和规程都是仿照俄共党的方式来的。事先起草了大会宣言和党章,组织了宣言、党章、组织宣传、党务等议案审查委员会,成立了大会主席团,最后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从此开始了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事一决的议事制度。其党的总章关于会议制度、上下级关系、组织设置、各级职权范围及纪律制裁等项规定,几乎照搬了俄共党章的内容。[84]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了与共产国际近乎一致的解释。共产国际在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根据与代表团讨论的结果,通过了一项决议,全面阐述了共产国际对于在中国实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民主义革命目标的理解。其民族主义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本国军阀,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同时承认国内各民族的自决权;其民权主义坚持区别于“天赋人权”说,强调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自由权利;其民生主义主张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把土地直接分给农民。[85]国民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宣言,除了在民生主义的解释上坚持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观点以外,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解释明显地与共产国际决议的解释相一致,对民生主义的解释也突出强调了依靠工农和工农利益等问题。[86]这种情况让俄国人极为满意。
接到鲍罗廷的报告后,加拉罕在写给契切林的信中,不无得意地说:大会宣言“关于民族主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而且还发挥了关于民族斗争的两个方面的思想,即一方面是同压制中国民族独立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是通过赋予中国境内各民族以自决权的办法实现各民族的解放”。“其民权主义也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自己的根据”。“至于民生主义,它也是以共产国际决议为依据的,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87]包括大会通过的国民党党章,也“与我们党即共产党的章程接近”。加拉罕感到尤为庆幸的是,那些年轻的共产党员表现“十分出色”,他们“有高度的纪律性,没有用任何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言论给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整个组织工作和给党纲、党章的制定制造麻烦”。显然,包括加拉罕在内,莫斯科的一些人对此曾经相当担心。[88]

从文革后到80年代初,整个中共党史的研究重心基本上都还集中在党的创立到红军长征这一段,与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关的种种问题,包括抗日战争的研究,都还处于起步阶段。至少在1985年以前,即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到来之前,无论是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研究,都很少有比较成熟的成果产生。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是有关的档案文献资料尚未开放。能够根据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的研究者太少。结果,这个时候能够做出一些成绩的,只有几个部门的人,一是全国政协研究室的相关人员,因为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有着密切关系的西安事变的研究,按照规定是由全国政协直接领导的,大部分相关的资料和相关人员的回忆录,都保存在政协,因此他们那里具有一定的优势。其次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研究人员,因为按照规定,他们所在部门保管着一些内部出版的成套的党内资料,如《中共中央文件汇编》、《毛泽东著作资料汇编》等。另外就是中共中央档案馆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他们自然有近水楼台之利。这段时间能够发表一些有史料内容的研究成果者,大都是在这些部门工作或曾借调到这样的部门工作的人。如最早披露出部分具有相当价值的西安事变档案文献资料的申伯纯、丁雍年等;最早发表有关1937年国共和谈文章的李良志、杨圣清;最早系统介绍皖南事变前后中共中央工作方针的曹雁行、蔡霆光等。[4]

相信世界上实际上只有两个阶级,即“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信世界上只有两种国家,即“资本家的国家”和“劳动者的国家”,这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最初受到来自俄国的阶级斗争理论影响后所形成的一种基本看法。[4]这种看法使他们开始时很容易只从劳动与不劳动、有产与无产,以及被压迫与压迫这些表面现象上来理解阶级之间的区别,很容易简单地把除了苏俄以外的国家统统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和苏俄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接触,渐渐改变了人们把中国的社会阶级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阶级混为一谈的情况,但这些来自苏俄的共产党人多半同样相信:“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这导致新成立的上海中国共产党组织一开始就认定:“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的”。[5]因此,尽管人们根据中国工业极其落后的现实,开始怀疑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但是他们仍旧相信自己的任务是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开战。所不同的是,他们注意到,“中国的资本阶级,是国际的。资本家差不多都是欧洲人美洲人日本人”,只有最少数的中国资本家在内。[6]

比较马林走前中共方面对国民党的激烈批评态度,不难看出共产党人此时对两党合作抱以怎样的期待。他们这时无疑对鲍罗廷的努力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并尽力与之配合。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一大前后都极力保持低调。即使在内部,他们也明确地规定了避免引起纠纷的方针。这包括对会议期间的人事安排,为了避免嫌疑,确定了“共产党员不应该在各委员会中谋求职位”的原则,和尽量不采取推荐自己人担任各级职务的办法。对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最初也只计划由鲍罗廷推荐两名自己的同志。在选举代表问题上,他们也采取了消极的做法,“拒绝当候选人,大家都选孙为代表,他们在选票上只写‘孙逸仙’,别的什么都不写”,“以便不给如此热衷于保护每个席位的国民党右派提供说闲话的任何借口”。[89]共产党人的这种做法自然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它反映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刚刚加入国民党不久的中共党员虽然尽力保持低调,其所得地位仍显得十分突出。中共及青年团这时总人数虽然只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百分之二,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却占到了全体代表人数的百分之十。代表大会上新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跨党的中共党团更占到了将近百分之二十五[90]。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与对代表产生和推举委员拥有指定和最后决定之权的孙中山的态度有关。同样,在会后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跨党的中共党团员在一个秘书处和六个部中占据了两个部长和三个实际为副部长的秘书(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的席位[91],同时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里还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发言权[92]。特别是同意把秘书处和组织部交给中共党员来负责,虽然或多或少可能会有鲍罗廷建议的成份在内,它能够得到孙中山的首肯,也足以反映出孙中山有利用中共发展组织的想法。改组国民党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要让国民党人理解自己引进共产党员的良苦用心。因此,为了消除对引进共产党人的疑虑,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曾做过两次发言来做释疑工作。大会开会第二天,他就专门发表民生主义的讲演,说明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其实并无不同。说过去“北京一班新青年非常崇拜新思想,及闻俄国共产之主义,便以此为世界极新鲜之主义,遂派代表往俄,拟与之联合,并代俄宣传主义,认定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为不同之二种主义。我们老同志,亦认定民生与共产为绝对不同之二种主义,于是群起排斥,暗潮便因之而生。然揆诸民生主义之真谛,双方均属误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故俄人极力称赞国民党所主张之三民主义,而中共亦悉心研究并认定救国非此不可,“于是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93]然而,对于孙中山的说法,与会的国民党人仍旧表示怀疑。称:既然共产党员服从本党三民主义,为何不退出共产党?来自上海的代表何世桢就明确提出应当禁止国民党员跨党的动议。对此,中共方面基于内定的原则,的反映十分温和,回答亦力求诚恳。其党团会议委托李大钊于28日的会议上说明了跨党的原因,解释说中共不能解散是因为它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并非纯粹中国人自己的组织,其党员要加入中国国民党自然只能以个人名义,而不能解散这一国际的组织。况且中国革命也需要这样的组织在国民的组织与国际的组织中间做联络。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基于国民革命的共同目标,并非想要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李大钊还郑重地保证说:“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94]孙中山要的就是服从,有了中共的保证,国民党领导人廖仲恺、汪精卫和胡汉民都自动为容共的办法辨白,此事才不了了之。但中共组织新立,党员数量寥寥,却能利用国民党在各省组织欠缺又急谋发展的机会,在众多地方党部中取得支配地位,同时一举取得国民党中央重要职权,因此虽有孙中山的坚持,和李大钊在大会上的保证,国民党内反对中共跨党的声浪依旧一波强似一波。国民党一大后广州几位国民党老党员甚至组织秘密小团体以抵制共产党,各地的老国民党人也纷纷拒绝与跨党人员合作,或拒不到任,或分庭抗礼。北京、上海、广州、汉口等地的国共两党人员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并导致受他们影响的工人和学生组织形成相互对立的不同派别。对此,力图巩固现有成果的中共中央不能不更加小心谨慎。它在国民党一大后专门召开了三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进一步告诫党员:“本党所以必须与国民党合作,因就中国眼前之经济状况,必须经过民主主义的国民革命,这是国民党对中国的历史使命”。“今以国民党明达领袖的决心,我们素所期待的改组国民党的理想,竟一一开始进行,这实是中国革命前途的幸福。我们在国民党改组以后更当以努力扶持他们,不可因他们以往的缺点,预存嫌恶藐视的心理”。“对他们中间极腐败的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对于国民党比较不接近我们的分子,应多方加以联络,以逐渐改变他们的态度”。而“为求本党同志与国民党能圆满的合作”,尽量避免国民党内发生左右之分歧,“我们的同志,应站在国民党立脚点上”,“以扶助督促其党务之进行,自为应尽之职务”,不可勉强援引我们的同志担任国民党内各种职务,尤不应包办其党务,以免“使国民党党务,及国民党对于本党的信任,俱受不良的影响”。甚至,会议还特别提出,在发展本党组织时,亦须十分慎重,不应使国民党“误会我们有意拉去他们的党员”。今后一切工作均“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只有“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95]
事实上,在国民党各级部门的中共党员最初也确是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去做的。自国民党全面开始改组工作之后,中共的组织发展就已经受到影响。谭平山就报告说:我们在广州的干部总共只有30多人,国民党一大前,广州12个区只组织起12个支部,而现在已成立了9个区委,64个支部,拥有党员7780多人,我们在5个区委和13个支部中担任重要工作,而干部人数却没有增加,结果他们总是忙于大量事务性工作,抽不出时间做群众工作,使我们失去了同工人群众的联系,党员的发展几乎停顿。国民党一大召开后,据阮啸仙4月间的报告,广东的共产党人已经完全淹没在国民党的组织宣传工作之中了。在国民党内,虽有许多人害怕我们怀着什么阴谋来利用国民党,看见我们努力的成绩暗生嫉妒,或因我们影响其升官道路而向我们攻击,我们都以“忍辱负重”之精神,“为革命家唯一的信条”,不与之纠纷。以至于今天,一般工人、农民只知我们是“好国民党”、“新国民党”,而不知有共产党。鉴于国民党内状告中共的案件日渐增多,尤其众多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一大轻易取得其中央及地方高位不满,经中共中央批准,谭平山和林伯渠等还主动请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部长等职,以示诚意。[96]
不过,国共终为两党,中共中央虽有不可勉强援引我们的同志担任国民党内各种职务,尤不应包办其党务的规定,贯彻起来到底十分不易。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后,以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伦为常务委员兼组织、宣传部长等,日常工作实际上均由组织部秘书毛泽东、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等跨党人员负责处理,他们要想在上海执行部分管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4省1市顺利开展党务工作,较多援引自己同志在所难免。北京执行部管辖范围更多达15省,从组织、教育宣传,到青年等各部部长及秘书、助理等,大半也都是李大钊、蔡和森、朱务善、于树德、张昆弟、王尽美等跨党人员。国民党原来在北方多数省份就缺少基础,唯一有些基础的北京地区的国民党组织又与共产党人格格不入,分庭抗礼,李大钊等要想进一步在各省筹党部和开展工作,亦只能选派其熟悉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以及其他自己的同情者。汉口执行部管辖湖北、湖南、陕西三省党务,原委派老资格国民党人覃振、张知本主持,二人均因汉口执行部跨党人员太多而未到任,最后不得不改由中共党员林伯渠主持,结果汉口执行部自然也就成为中共人员及其同情者的阵地。这种情况只会进一步加剧两党人员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国民党人不了解的是,如此大量地将为数有限的中共党员投入到国民党的组织发展中去,其实也并非中共中央所乐见。国民党在一大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区、省、市、县各级党部,大量开始了发展党员的工作,仅北京执行部一年时间就发展国民党员上万人。但与同时,中共组织的发展却陷于停滞。1921年7月中共一大时,党员50余人;1922年7月二大时,党员195人,一年增加近4倍;1923年6月三大时,党员432人,一年增加两倍多。此后至1924年5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召开,即国民党改组前后一年时间,党员基本上没有增加,一些地方还明显减少。[97]各地报告党员不见增加的原因:“一因同志现注意国民党的工作,所以对于一般人,都介绍进国民党去了;二因介绍本党同志,务在严极,故新党员人数自然不易骤增;三是同志宣传自亦有不曾用力的地方。”[98]在这里,后两项原因过去就存在,并没有太多影响党的组织发展,因此受国民党工作影响导致中共自身组织发展停滞,无疑是这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了。
共产党、孙中山泾渭分明
以牺牲中共自身的发展为代价,求得国民党的发展,这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看来,显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他们甚至或多或少地相信:“国民党所以必需共产党者,以其可以藉手共产党对于广大群众得以组织之、操持之”,“盖国民党之发展,纯恃共产党于其工作之中予以各种之协助也”。[99]但是,以共产党发展的牺牲为代价,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看来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明确提出:关于工人阶级究竟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成为民族革命力量,还是应当直接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应当尽快得到解决。[100]注意到中共代表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的公开声明,维经斯基更是感到不安。他并非不知道李大钊此举乃是中共党团为对付国民党内反对势力的一种策略,未必真有若何意义。[101]但在紧接着发表的文章中,他仍旧批评了鲍罗廷在这个问题上的指导和态度。有什么必要为国民党制定严格纪律和集权化的章程呢?他为此写道:考虑到国民党内存在着各种阶级的分子,包括部分地主、工业家和商业资本家的代表,“过于使党集权化的章程,可能在将来对国民党左派不利,如进一步发展,则可能使国民党变成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而“我们中国共产党同志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国民党内争得更多的民主,俾使国民党左派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毕竟,共产党不是国民党,它需要实现无产阶级的具有不同于其他阶级的特殊使命,它不仅要促使国民党走上反帝和民主化的道路,而且还要担负共产国际所赋予的阶级斗争的任务,幻想在国民党内保持绝对的统一,而不发生左右派冲突,是不可能的。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刚刚发生的土耳其革命的教训,维经斯基明确认为,中共必须“善于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国内的民族运动结合起来”。[102]
不难看出,共产国际东方部内部始终存在着一股反对让中共服从于国民党发展任务的力量。这些人过去强烈地反对马林路线,如今进一步发现鲍罗廷其实也在妨碍中共发展。过去苏联大力援助土耳其凯末尔民族主义运动,结果凯末尔取得政权,共产党成为阶下囚的历史,时刻刺激着他们必欲在帮助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同时,迅速壮大共产党的力量,以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只是,在加拉罕等人看来,维经斯基等人实在是有点庸人自扰。他声称:这些同志“被土耳其的牛奶烫过以后,在中国见到凉水也要吹一吹”。考虑到对孙中山的援助力度远大于当年援助凯末尔,并且有鲍罗廷等苏联政治和军事顾问直接介入和参加国民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人又在国民党各级组织中占据重要地位,加拉罕根本不相信在中国会存在类似的危险。他坚持说:“国民党在中国的运动根本不同于土耳其,越飞当时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土耳其的民族革命运动把共产党投入监狱,或者干脆将他们暗杀,它宣布共产党非法,还指责我们支持共产党,因此我们的关系十分冷淡。我们同国民党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对土耳其,我们只提供了几万支步枪、大量火炮、机枪和1000多万元的金卢布。“在这里我们的顾问参加这个国民革命运动党的中央,我们在这里享有极大的威信,而我们的指示和建议对于党具有特殊的意义,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它在广东境内,在国民党执政的地区完全合法地开展自己的活动等等,等等。”“差别是不寻常的”。[103]
像任何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一样,尽管在莫斯科所有的一切,无论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还是共产国际的政策,最终都是由俄共中央政治局里的那几个人做出最后决定的,但基于不同利益的不同工作系统之间,从来都难有有效的沟通机制。抱着各为其主的心态,每个工作系统内部的工作人员都难免从自己部门的角度考虑问题,并固持己见,除非最高决策层会做出有别于自己部门判断的决定。对中共比较有利的情况是,这个时候,由于苏联在外交上还受到大多数列强的孤立,无法施展自己的拳脚,因此,即使在政治局内部,也很少有人能够轻视共产国际的作用。这种情况自然加强了维经斯基等人发言的力量。不管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说些什么,维经斯基等人还是照样我行我素。1924年5月,维经斯基受命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支持孙中山,肯定国民党一大重要意义等问题上,维经斯基没有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根据维经斯基的观点,会议对国民党的性质,以及国民党内的矛盾,得出了相当激进的结论。这包括:第一,国民党就其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它必然趋于妥协,不能奋斗到底,故其内部的左右派斗争不可避免。“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而我们的同志实为左派的基本队伍,“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第二,为巩固国民党左翼,减杀国民党右翼势力,必须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的作法,并设法改变自己在国民党改组问题上过于强调集中与一致的缺点,必须了解:“国民党依他的社会成分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因此,应努力在各种场合开展对右派的公开斗争,“迫令国民党全体左倾”,绝不能“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第三,“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帮助国民党组织上渗入产业无产阶级“是一个狠大的错误”,它不但使先进的无产阶级内心搀入混乱的种子,而且使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斗争要发生很大的困难,因此,只能将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用国民党的名义加以组织。在工会运动方面,必须由我们自己组织纯粹阶级斗争的工会,而不能帮助国民党设立各种工会或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全体加入到国民党中去。第四,鉴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必须将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因为“民主主义的政党内,阶级利益的调和不但不能增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而且足以使之减少”。[104]
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是中共放弃自我约束的谨慎政策,重新开始采取积极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虽然会议并没有否认继续扩展国民党的必要性,并且肯定孙中山与共产党人同属左派,但反对盲目扩大国民党,反对在工人中发展国民党,主张在国民党内开展左右派之间的斗争,这些都必然会使国共两党之间已有的隔阂与矛盾更加加剧。再加上中共本身的干部资源就十分有限,又要肩负国民党的工作,又要把重心转到发展共产党方面来,结果必然会顾此失彼,引起国民党人更多的猜疑。其实,国共两党因共产党员跨党所引起的矛盾,早在1922年底就已经显露出来。上海、北京、汉口等地都有相当多的纠纷发生。以北京为例,国民党人早就结社拒绝“二重党籍”者加入。李大钊被委为北京支部总干事后,依照国民党改组计划设立“青年国民俱乐部”,结果反而形成新的纠纷。至国民党一大推选代表,到北京执行部成立选用干部,中共中央虽有明文要求避嫌,真正要想做到也相当困难。毕竟派往周边各省市组建党部的同志,大都是自己人或同情者,遴选范围十分有限。而愈是这样,就愈会造成壁垒森严的局面,双方的隔阂也就愈深。[105]
对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纠纷,孙中山通常总是扮演居中调停的角色。他的治党原则就是要求下属服从。他对党内任何担心和怀疑共产党作用的意见从来都是一句话:我自有办法。他最反感党员对他的决定提出异议,包括对接受共产党员入党一事,其态度也是:“本总理受之在前,党人即不应议之于后”。[106]只要“我及汪精卫、胡汉民等可称为综合派”者居中调和掌握,“定可支配大局无疑矣”。[107]这一心态,多少与他在思想上将人分成“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有关。他一向自认革命要靠他这样极少数“先知先觉”者想出道理,想出办法,居中把握,同时取得相当一批“后知后觉”者的拥护扶助,身体力行,最后推动大批“不知不觉”者冲锋陷阵,才能成功。从这一认识出发,孙中山坚持党内一切都要由他独断独行,过去组织中华革命党,要入党者印手模宣誓效忠是如此,如今换了中国国民党,其对下属的要求也无多少改变。他显然对他的国民党充满自信。他曾不无骄傲地告诉那些满腹疑虑者说:“某党不敢公然独行乃假冒本党之名者,足见本党牌子之老而能受人信仰”。即使中共服从三民主义并非真心,也不要紧,只要其用国民党的名义活动,就对我有好处。“我意惟恐其不假冒,君不见今日市上老牌子之巨肆乎?假冒愈多,则彼牌子愈响,如此不花钱之宣传,吾等又何乐而不为哉?”[108]
那么,孙中山就真的毫无戒备之心吗?也并非如此。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孙中山虽然在改组后的国民党内部任命了相当一批中共干部充任要职,他同时也指定明明对共产党人深怀疑惧之心的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和谢持五人充任中央监察委员[109],并赞同严防共产党人不合于本党主义之活动。[110]因此,孙中山这时对那些纷纷告共产党状的老国民党人,不仅从来网开一面,而且每每相当坚定地告诉他们不必过虑。比如,国民党一大刚一结束,刘成禺、冯自由、徐清和、谢英伯等人就私下召集华侨及各省党员数十人秘密集会,商议如何应付共产党问题。此事随即被人告发,鲍罗廷得知消息后坚决要求孙中山对四人予以申斥。孙为此召四人于士敏土厂,当面询问。据鲍罗廷记述当时的情况说:他们几个在孙中山面前表现得像“胆小鬼”一样,都不敢承认自己有小集团活动。一个说自己是偶然参加进去的;一个说自己原打算向孙报告的;一个“张着嘴,什么也说不出来,话卡在嗓子里,脸在抽搐,脸色发青”;只有一个人表示不满:为什么共产党人可以有自己的党,“而我们这些忠于孙的老国民党员,连开会都不行”?[111]无论鲍罗廷所述是否真实,孙中山对四人显然没有任何惩戒的意思,只是循循开导而已。几天后,孙中山并发出通告,宣称他对四人的解释“甚满足”,“此事当作了息”。[112]不仅如此,因不久后汉口执行部国共两党成员纠纷被令停止活动,孙还特意选派对中共极端反感的刘成禺前往,“全权办理湘鄂豫军政大事”。据刘成禺记述,行前孙中山特别告诉刘说:要他去,就是因为知道他“与共产党人水火”,故让他远离党务。对刘成禺强调共产党跨党居心不良的问题,孙当场表示:不必在意其真心与否,“只问我诚不诚”。“共产党能守吾党范围,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处理之法。”[113]
孙中山这里所说的“默化之”,指的就是希望能够使共产党人最终服膺三民主义的意思。将其概括为“溶共”,也并非不可。毕竟,孙中山从来相信只有他的三民主义才是最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主张,其他一切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凡有符合三民主义内容的地方,都可概括于三民主义之内。其虽有“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的说法,却并不等于他相信二者毫无差别,否则他也就不必坚持要越飞公开声明承认“共产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了。他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很快就全面阐述了他的三民主义思想,其中详细说明了二者的区别。从中可以了解,即使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即使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多少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一些说法,其基本理念却并未改变。孙中山明确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都以解决人民生计问题为中心,在这一点上二者没有不同。不仅没有不同,而且还应该是“好朋友”。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强调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民生主义则相信“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因为人类要求生存,便要为大多数谋利益。因为人类不断地基于生存的原因而努力使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相调和,才发生了社会进化的问题。在这里,阶级战争只是社会进化过程中发生的一种“病症”,并非社会进化的原因。马克思“倒果为因”,甚至断定资本制度一定要消灭,因而主张用农工专制和革命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结果许多事实与预想不符,造成无数纷争,这是二者的区别。所以,讲民生主义,也讲共产,但“我们所讲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更不会用革命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
孙中山在谈到中国的情况时说得更明白。他说:在中国,“今天讲社会主义,极时髦的人是赞成马克思的办法”,尤其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那般青年志士”,更希望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来实行,因此“便极力组织共产党,在中国来活动”。而他们不了解,中国现在的问题首先是贫穷,不能照共产党主张的那样马上来均贫富,而是应该在吸取欧美贫富悬殊的教训的情况下,一方面采取措施节制私人资本无限膨胀,另一方面却要赶快用国家力量来振兴工业,发达资本。孙中山特别举出俄国来做例子,说明落后的中国绝不能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来均贫富。他明确讲:
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这个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国实行马克思的办法,革命以后行到今日,对于经济问题还是要改用新经济政策。俄国之所以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程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的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俄国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国、美国,我们中国的社会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又怎么能够行马克思的办法呢?所以照马克思的党徒,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114]
孙中山详细阐述其主张与马克思主义之异同,目的很清楚。一方面是要消除国民党人对共产党人的疑惧,说明无论俄共,还是中共,他们的主张里面都有和三民主义相通的地方。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因此,三民主义实际上比共产主义还要彻底。而另一方面,孙中山也是希望人们都能了解,他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既不赞同阶级斗争,也不赞成社会革命。不仅如此,他显然想要让中国的马克思党徒明白,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观点是错误的,其强调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社会进化问题,尤其错误。不仅在欧美不适用,在俄国不成功,马上拿来解决中国问题,就更是南辕北辙了。中国距离欧美的发展水平几乎是天上地下,即使与俄国相比也差得甚远。俄国革命后都因经济程度太低而不得不转而改行新经济政策,中国又怎么能够照马克思的方法来进行呢?中国的病症根本上是一个穷字,故解决中国的问题,首重发展实业。他虽然也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那只是防患于未燃的措施,与共产党人主张夺取人民已有财产来实行共产或收归国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115]
孙中山与弹劾共党案
知道孙中山内心的信念与愿望,就不难了解他在面对愈演愈烈的国共两党纠纷时为何会采取调和的立场了。事实上,无论是鲍罗廷,还是陈独秀,也越来越清楚地注意到孙中山其实并非他们所认为的那种“左派”。随着各地国共两党之间的组织人事纠纷越来越多,特别是5月31日苏联外交全权代表加拉罕不顾国民党人的一再抗议,坚持与北京政府正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相互承认对方政府为一国之合法政府之后,鲍罗廷更明显地看出孙中山与共产党人距离之大。因为,无论是苏联政府正式承认北京政府,还是双方谈判过程中围绕外蒙古地位问题的讨论,国共两党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完全相反。中共基本上以苏联的立场为立场,而国民党人却多半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而尤其让鲍罗廷感到不安的是,围绕着《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的签订所发生的一系列国民党人公开抨击苏联政府的言论,其实是得到孙中山某种程度的认可的。这种情况清楚地显示出,孙中山不仅不可能走到共产党人这边来,而且随时可能与苏联的民族利益立于相反的地位。[116]鉴于此,作为身负苏联外交使命的人员,鲍罗廷不能不利用孙中山还需要苏联援助的现实需要,设法抑制国民党内这种对立的情绪继续发展。据此,他很快开始压制那些敢于公开发表反对苏联政府言论的国民党人。当然,这仍然要以国民党的名义来进行。鲍罗廷的策略是,在国民党内鼓励派别之争,逐步造成事实上的分裂,以便最终把右派赶出国民党。6月,国民党人从上海得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抄本,并找到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等中共党内文件。他们发现,中共不仅在国民党内为党团活动,而且有在国民党左派中发展党员,扩展自身组织的明确目的。严格地说,国民党人这时得到的这些中共文件,正是中共极度小心谨慎,努力自我约束,注意避嫌与团结,力主发展国民党时制定的文件,对国民党并无明显不利的言论。但由于众多国民党人从根本上疑虑中共跨党之目的,必欲排斥共产党员,因此此等文件的发现,仍旧让一些人如获至宝,造成强烈反响。身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张继与谢持,马上从上海南下广州,一面与邓泽如等联名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党案,一面找上门去与鲍罗廷理论。在鲍罗廷寓所中,张继等直截了当地提出:“俄国对中国革命,究取何种态度”,是只支持国民党,还是同时坚持扶助共产党“双方并进”?在他看来,中共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全为苏联指挥,因“俄国对中国革命政策,将由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操纵左右也”。对此,鲍罗廷毫不含糊地解释说,国共两党原本即“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至于党团问题,完全是由于国民党自己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不起来,又有许多右派分子加杂其中而引起的,并非蓄谋如此。事到如今,“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有左派右派之分”。党中分派,“诚可致国民党死命”。但“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他强调:“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117]
这时,国民党内向中监委控告共产党人的案件已有20件之多,连署党员将近2000人上下。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乃至农民团体,都因共产党人和排共的国民党人相互对立,而出现分裂对抗的局面,国共纠纷已呈愈演愈烈之势。面对这种情势,鉴于中央监委正式提出弹劾案,一向力主调和的孙中山,也不能不考虑对共产党人有所惩戒。故不顾鲍罗廷的反对,决定在8月前后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弹劾共党案。由国民党来讨论裁决共产党的问题,这对刚刚通过决议要求加强独立自主和阶级斗争的中共中央来说,无异于当头闷棍,顿时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当中激起强烈不满。他们深信,对孙中山此举只能反击,而国民党很可能会借机要求中共党员退出,两党关系难免破裂。因此,中共中央迅速发布党内通告,强调:虽然“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但鉴于国民党右派对我们的攻击和排挤日甚一日,今后态度上必须更加坚定,不仅要公开谴责右派,在国民党内展开派别斗争,而且凡是表示左倾的分子,都不应再介绍其加入国民党。为预防万一,现在应努力争取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可能时即发起国民对外协会,以便不得已时取代旧国民党而做“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118]
自从加入国民党以来无穷无尽的纷扰,早已让陈独秀对此种政策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孙中山决定受理弹劾案的态度,更进一步使他对孙中山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他明确讲:所谓国民党内的右派,其实都是些反共分子。如果说还有一些左派,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过去认为孙中山和一些领导人算是左派,现在看来,他们也都只能算是中派,并非左派。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支持国民党,只能是支持国民党的中派乃至右派,因为他们控制着国民党的全部机构,在他们的国内政策中有许多反劳工的东西,在他们的对外政策中则有许多反苏联的东西。他断言:继续这样支持国民党,必将给远东地区的革命带来严重影响。他强烈地“希望共产国际据此制定新的政策”,再“不应当毫无限制地支持国民党了”。[119]
陈独秀的反应不论在哪一部分俄国人看来,都是过于激烈了。甚至,几天前还在国民党中监委面前表现出强硬态度的鲍罗廷,都对孙中山的决定感到惶惶不安,担心继续对抗下去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120]因此,他立即对中共中央准备破裂的态度提出了异议,并推动中共广东区委通过了一项反对中央态度的决议。[121]为缓解国民党人的疑虑,考虑到孙中山等人的主要担心是中共企图借助于垄断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来垄断中国革命,因此,鲍罗廷开始考虑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中提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处理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之间的有关事宜。据此,鲍罗廷开始缓和态度,并频频与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进行商谈,将上述建议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讨论,主张以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联络的办法来解决国民党对中共的不信任问题。应鲍罗廷之邀来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瞿秋白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通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自然不能接受让国民党来监督自己与共产国际关系这样一种措施。因此,它迅速作出决定,强硬地提出:
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
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国共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
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122]
8月19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始讨论弹劾共党案问题,相关提案达34件之多。与会中执监委总共20人,中共党员占五分之一。在摘要宣读相关提案后,张继首先说明了两党纠纷之情况。他分别从“共产派在党中为党团活动之实事及其刊物”;“海内外党人与共党派分子冲突之真象”;“共产派分子加入本党之始源以信义为指归,现在发生纠纷,应负其责”;“第三国际、共产党是否适宜于中国社会情形”;“革命党人应有自尊精神。以俄为挚友则可,以俄为宗主则不可”;以及“主张实际的协同工作,名义上跨党益滋纷扰”几个方面做了冗长的说明。由于20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已经最后内定解决方案,故21日国民党领导人决定迅速结束争论,就政治委员会的方案达成协议。会议主席胡汉民明确提出:“这次党内纠纷主要原因即在发见团刊之后,情感愈形险恶,但细察团刊内容,用语不当处固多,而内容确无其他恶意,不能即认为有一个阴谋的党团。现在惟一的解决方法比较的照政治委员会草案甚为适当。”[123]结果,在8月23日的会议上,二中全会最终通过了政治委员会拟定的《国民党内共产党派问题》和《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联络问题》两项决议草案。决议同意共产党员对于与中共之关系,及其与共产国际之关系,仍“有守秘密之必要”,但决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要求共产党人将其所进行的有关国民党之活动通报于该委员会,以便能为国民党人所了解。[124]
一届二中全会的结果,显然不是国民党中监委所期望的,甚至也与孙中山原先的设想有相当的距离。这也就是为什么,“决议案一通过,中派(指孙中山等-引者注)显然感到陷入了自欺欺人的境地,于是向全会提出还应该发布关于这一问题的训令以‘教育党员’。”结果,围绕着这个训令稿,又发生激烈争论,最终“中派”还是不得不做出妥协。所以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果,十分明显地是因为会议召开时,正好出现了极端不利于国民党的严重局面。这次大会开幕之际,恰好是得到港英支持的广州商团为要求释放因走私入境被扣押的军火公开准备全面罢市之时。广州的形势在会议进行期间相当紧张。会议闭幕当天,商团已拒绝孙中山的告诫,提出了一系列强硬要求,随时可能爆发严重事变。显而易见,这种严峻的形势对孙中山的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再加上苏联的军火正在运往广州途中,会议自然不便通过公开谴责共产党人,和明令约束共产党员言行的决议。为了表示不偏不倚,孙中山甚至还发表演说严辞训斥了那些继续鼓噪的老国民党员,并下令开除了不听劝说,坚持公开组织反共活动的国民党老党员冯自由。[125]
不过,即便如此,中共中央还是不能满意。听说国民党二中全会仍旧通过了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决议之后,陈独秀当即召回了瞿秋白,斥责其“擅称代表”。瞿秋白虽依据鲍罗廷的解释再三说明这种做法实“为哄骗右派之一种方法,事实上该项工作,殊难实现”,但中共中央仍以此为耻辱,并坚持认为瞿秋白等理应利用这种机会公开地向国民党右派展开进攻。[126]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报怨说: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给了我们以沉重的打击,孙中山和其他领导人继续保持中派态度,他们既不能开除我们,又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动派,反而利用反动派的压力和宣传来压制我们,鲍罗廷却要求我们向这种压力屈服,接受国民党的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两党关系问题。我们虽然为此致电鲍罗廷,说明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以及我们的坚定态度,不幸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仍旧这样决定了下来。陈独秀显然对鲍罗廷最感失望。他在信中说:“象我们这样年轻的党,很难把工作做好。我们经常需要共产国际的好的建议和指示”。因此,我们“请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127]
孙中山的去世及影响
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对共产党的伤害,毕竟只是形式上的,因此,中共中央的不满很快就告一段落了。但共产党人对孙中山国民党的批评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因弹劾案导致感情恶化而开始变得更尖锐了。在共产党人看来,尽管召开了国民党一大,决定了一些激进的政策,事实上孙中山的主要精力依旧是用在了军事和政治方面,一切还是以武力推翻北京政府为中心。中共中央重新注意到当年马林的那些意见,进而开始强调革命不能依靠军阀,诉诸武力,而要发动组织工农群众,一切以宣传和组织群众为中心。他们因此把自己领导下的工农运动受到压制的情况,也都归结成是孙中山为维系政权、军队和北伐所造成的结果。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后,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国共两党人员之间的关系更加趋同水火。先是邵力子在上海遭右派国民党人痛殴,进一步又发生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黄仁被国民党右翼打死,并使另外数人受伤的更为严重的情况。在广东方面,国民党掌控的机器工会与中共领导的工会之间,也是无日不斗。国民党县长、工厂厂长乃至公安局长随意拘捕工农、阻禁罢工、妨碍成立工会或农团军等情况,也是经常发生。面对这种情势,眼见孙中山进一步公开支持军阀之间的江浙战争,再度开始准备北伐,五月中执委扩大会议后决定要加强自身组织,并在国共合作中引入阶级斗争的中共中央,明显地认为已经到了非把自己与孙中山国民党之间的分歧公开不可的时候了。
共产党人对孙中山政策的不满,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在国民党内动辄得咎的亲身经历有关。在共产党内部,广东的共产党人对鲍罗廷的意见应该说是最信服的,但谭平山也明确讲:只要共产党员仍然和国民党捆在一起,共产党就一事无成。他举例说:国民党的工人部长参予镇压工人罢工,农民部长在工作时大抽其鸦片,你叫我们在工人部和农民部的党员怎么工作呢?我为此向中共中央多次报告过这种情况,中共中央的来信说得很坚决:共产党员无论如何不得同国民党中派一道去镇压罢工和压迫工人。当国民党中派领导人执意反对工农的时候,共产党员可以退出工人部和农民部,同工人农民一道进行反对中派的斗争。而事实上,不要说退出国民党,就是要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又谈何容易?他在10月举行的广东区委联席会议上向鲍罗廷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马上就遭到了鲍罗廷的反对。因为事情很明显,在俄国人看来,他们在中国工作的最主要成就,就是成功地树立了苏联在国民党中的巨大影响。而他们很清楚,这种影响的造成,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众多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起作用,而不能只靠几个苏联顾问。因此,鲍罗廷明确表示:只要退出一个部,那就意味着退出国民党。而退出国民党,意味着共产党已经取得的大量阵地都会白白丧失掉。但问题是,这些阵地是否真的具有实在的价值呢?谭平山对此颇表怀疑。他强调,包括在黄埔军校,虽然有不少共产党人在里面担任职务,但都没有巩固的阵地,因为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为了反抗商团,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曾前往韶关希望能够领到武器,但孙中山什么武器也没有给他们。因为孙中山和国民党人根本不愿武装将来可能成为国民党左派,即共产党人的力量。他抱怨说:
孙博士同我们的韩麟符同志谈话时公开讲,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面前破坏国民党的威信,说什么国民党是一个不好的党。博士说,列宁本来是想要他当共产党的创始人的,因为陈独秀在民众中没有多大的影响,而他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大影响。可是,中国共产党人破坏了国民党的威信,结果陈独秀成了共产党的创始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的还能够继续同国民党共事吗?博士曾对国民党人说,中国的共产党完全不值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不值得重视,让他们去闯,不要管他们。国民党人,包括博士本人,都看不起共产党,根本不想同共产党人一道工作。这些事实表明,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很难同国民党再继续合作下去。我要说,我们最终只有两条路:要么消灭反革命的右派,根据国民党的纪律把他们开除去,要么建立一个新的国民革命党。不这样,反动势力,即国民党右派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会日益壮大,会拖着国民革命向后倒退。即使国民革命能够取得成功,也会出现土耳其那样的局面,那里的民族革命顺利地实现了,但是共产党也垮台了,因为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压迫并不比资本家好些,可以说是毫无区别。[128]
谭平山的说法,反映了相当多数共产党人这时对国共党内合作内心的困惑与不满。
中共中央的态度远比广东共产党人更为强硬。在注意到鲍罗廷总是站在孙中山一边,或明或暗地支持孙中山的做法之后,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对策。他们几乎一致认为,要想改变孙中山和国民党目前的错误方针,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要求苏联停止在军事方面为国民党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因为,只要孙中山继续坚持他的军事方针,继续从与军阀的各种形式的联盟中寻找出路,他就绝不可能真正左转,国民党也不可能走向革命。到头来,苏联的“军事援助等于是在武装右派和中派来反对工人、农民和我们”。在参加了中共中央的这一系列讨论之后,瞿秋白悄悄写信告诉鲍罗廷说:一些中共领导人甚至激烈地要求中共中央正式向共产国际控告您,“因为您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更主要的是因为您一向不把中央放在眼里”。[129]
为了设法抵制鲍罗廷的“错误路线”,中共中央于9月下旬专门派高尚德前往广州坐阵,以便全面贯彻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同时还要瞿秋白打电报“召请鲍罗廷同志前来上海进行政治磋商,如果鲍罗廷同志认为这是必需的而且他做得到的话”。[130]只是,中共中央的这一系列决定来得颇不是时候。由于这时广州商团公开向国民党政府宣战,原本不赞成维系广东政权的共产党人马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也不得不站到国民党这边来。商团事件的发生,本与广州商界乃至相当多数市民对广东政府为维持庞大军政开支而征收苛捐杂税的积怨有关。再加上港英当局的挑拨和地方军阀作祟,广州商界领袖陈廉伯等由自行组织商民武装自保,渐至走到与政府公然对抗的地步。自其走私武器被扣之后,商团与广东政府之间的冲突更不能不日趋白热化了。面对广州政府可能被推翻的严重危险,共产党人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鲍罗廷说得好:“现政府尽管依靠的是军阀,但它比以沙面、香港和伦敦为靠山的陈廉伯政府要好些。在许崇智支持的现政府下面,我们仍可以继续进行我们既定的必要的大量合法的工作。陈廉伯上了台,工会就将被消灭,我们的组织就将被消灭,我们自己也得转入地下”。[131]于是,要不要退出国民党的问题,有没有必要维系广州政权的问题,统统都成为次要的了。在得到首批苏联武器[132]之后,鲍罗廷立即推动孙中山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将已经落入右翼军阀势力手中的广州政权夺回来,同时任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为联合的军事力量总司令,迅速发放武器武装工人和农民,随即展开了对商团的进攻。
在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与警察部队,和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的配合下,商团事件被一举平定了。这大概是孙中山去世前国共两党之间最值得提及的一次合作了。孙中山对此相当满意。事件的平定也缓和了鲍罗廷与国民党领导人之间已经开始紧张的关系。过去,在政治委员会上,鲍罗廷提出的每一项激进的反帝反军阀的主张,几乎都会受到反对。国民党领导人很明白地告诉他,苏联许诺援助武器,至今未曾见到一枪一弹,既不援助武器,又怂恿国民党去到处得罪列强和国内各派势力,让人无法接受。而如今,这样的意见不见了。国民党不仅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队,第一次凭借自己的力量消灭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商团武装,而且由于苏联公开提供武器来装备国民党的学生军,使广州附近心怀鬼胎的各派军阀一下子变得恭敬多了,孙中山第一次感到扬眉吐气了。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兵变”,成功地把曹锟赶下了台。他进而发出通电,呼吁孙中山、段祺瑞和张作霖共同进京,成立全国和解政府。面对这一突发性事变,一向希望孙中山能够在北京发挥作用,一举成就中苏同盟关系的加拉罕力主孙中山应该接受邀请。鲍罗廷因此极力劝说孙中山北上进京。对此,中共中央的态度却依旧是反对的。即使在商团事件发生以后,他们的观念也丝毫没有改变,依旧公开批评国民党,不相信任何政治路线或军事路线可能达成革命。他们声称:坚持军事行动和广州政权,只能不断地造成“战争、苛税、杂捐、开赌、拉夫……等等恶政”。“革命党不拿政权则已,要拿便得拿一个全的,部分的政权不仅于革命党无益,而且有害,前前后后的广州革命政府便是铁证”。[133]在得知孙中山准备应冯玉祥之邀前往北京共商国是的消息后,他们的看法依然是:北京发生的一切并无特别意义,那不过是帝国主义美国决定抛弃吴佩孚,代之以冯玉祥,孙中山不应当到北京去与军阀们搞在一起。[134]总之,中共中央的心目中,革命只能按照俄国的方式,即通过动员宣传民众,最后以群众暴动夺取全国政权,任何通过政治妥协或依靠军队逐步打败对手的办法,都不能算是革命,而且必然带来腐败和对群众运动的反动。
当然,中共中央的这种观点无论如何都过于机械了。孙中山对此不屑一顾,鲍罗廷更是积极推动孙中山北上。就连维经斯基也不同意中共中央的看法。毕竟,能有机会把革命的影响迅速扩散到全国范围来,这总是有利的。[135]随着维经斯基在1924年底再度来到中国,中共中央的这种机械的论调开始消失了。但更让维经斯基不能满意的,则是国共纠纷愈演愈烈,共产党却仍旧处于被动状态,半年多来党的组织只发展了400余人[136]的这种状况。在1924年12月初举行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再三解释说,这是因为鲍罗廷总是一味地向孙中山妥协,妨碍了中共积极进攻。维经斯基却毫不客气地批评说:问题的关键不在鲍罗廷,而在于中共中央自己。因为不管鲍罗廷是否注意这些问题,中共自己都要能够坚持独立的阶级面貌,打出自己的旗帜。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只知道国民党在反抗帝国主义者,甚至在俄国,在莫斯科的许多群众大会上,听众也只知道国民党是中国的革命的党,孙中山是中国唯一的爱国的革命者,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却没有人问:中国是否有共产党,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我们共产党自己不能在反帝斗争中公开登上政治舞台呢?[137]
受到维经斯基的鼓动,在紧接着于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的主张更加充满革命性,也更具有战斗精神了。它开始更加突出地强调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密切联系,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参加民族运动时保持独立地位与阶级斗争目标的极端必要性,甚至更一步提出了要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主张。据此,会议检讨了自国民党一大以来党所犯的各种“错误”,再度指出最危险的错误就是:“以为我们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集中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以为我们既然加入多阶级的国民党做国民运动,便只好采取劳资调协的政策,不便鼓动阶级争斗”;“以为我们应该帮助整个的国民党,不必助长左右派之分裂。”会议决定新的方针是:反对国民党内部的阶级调和倾向,加强阶级斗争观念;承认国民党的重要作用,但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的作用,并揭露国民党中派领袖的游移态度;加强国民党左派力量,扩展工农成份,推动中派左倾。[138]
让国共两党领导人都意想不到是,中共四大结束不久,孙中山就突然去世了。在此之前,国民党一切事务均由孙中山一手操持。对共产党员跨党问题,虽有众多国民党人再三再四地控告,孙中山也坚持他定的政策,下属无权置喙。特别是到1924年底,他已注意到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组织、宣传等各级部门中工作勤奋,成绩斐然,因而更坚信引入共产党员确有必要。他为此严辞斥责持异议者称:“尔等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彼等破坏纪律,吾自有办法,与尔等何干?”那意思分明是想说:“十三年来,民国绝无起色,党务并不进步,皆由尔等不肯奋斗之过。”若尔等当初肯奋斗,我又何必引入共产党员呢?[139]不难想见,以孙中山之独裁和他对共产党员工作的印象,只要不发生共产党方面公开挑战其权威并威胁到国民党基本利益的情况,他就能够把两党关系继续下去。在他的权威震慑之下,国共两党中的敌对情绪都不能不受到相当约束。如今孙突然撒手尘环,两党间的制约力量顿时不复存在,国共关系自然会陷入到一种极其微妙并且危险的境地中去。
还在孙中山病重之时,已被孙中山开除出党的冯自由就联络一批坚决排斥共产党员的国民党老同志,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拥护国民党同盟会”,并在明知孙中山不会同意的情况下,坚持提出七项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部会的共产党员一律免职;与共党有关的党内印刷所、学校、杂志的津贴一概停止;有关一切现阶段的政治问题,请在共产党员以外指定三人处理并经办之;派往各省的宣传员,属于共产党籍者,一律撤换;二全大会应在北京召开,时间越早越好,剔除共产党员之代表;各地党员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件,应由纯粹国民党党员组织特别裁判委员会予以裁决;本党一切事情,今后不许外国人干涉。[140]不仅如此,鉴于孙中山已进入弥留期,他们更进一步成立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打出了排斥共产党的旗号。冯自由等人的做法,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势必会因为共产党问题而发生分裂。
国民党正在出现的这种危机,同样也引起了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面对开始陷入群龙无首的国民党,鲍罗廷甚至颇为兴奋地报告莫斯科说:“我们还没有把孙逸仙送进坟墓,实际上在我们同国民党直接接触的整个时期已经不可避免的分裂就开始了。而且是国民党右派率先挑起的。”“当分裂真的发生时,国民党内的力量对比会是怎样的呢?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一种回答:将对我们有利。”只要清除了右派,那么就“可以大胆地说,国民革命运动整个战线的实际工作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掌握在左派手中。”[141]受此影响,中共中央也迅速行动起来,明确主张立即“公开的征求党员”,“乘此时机将左派扩充有力”,以便“压迫中派使其必须与我们合作”,并争取“在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和右派竞争选举”。[142]
一方面国民党内排除共产党的倾向急剧发展,另一方面共产党内争取全面控制国民党的愿望与日俱增。十分明显,孙中山的去世,使国共两党间原有的矛盾与对立都进一步得到释放和发展。国共两党最终走向关系破裂乃至全面对抗,再所难免。

1984年《文献和研究》杂志发表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海文的《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接触和谈判的历史过程》一文。[5]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过去人们只是通过吕振羽1980年和谌小岑1981年发表的回忆录,以及在此前蒋介石、陈立夫、邓文仪等人的回忆录中,约略知道一些支离破碎的情况。[6]此文第一次利用了中共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部分珍贵档案,披露出国共两党1936年秘密接触的一些细节。几乎同时利用了相同的档案资料进行这一研究的还有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李坤。[7]李海文和李坤在这个问题上的突破,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史研究的发展。

自信立于向全世界资本家统治挑战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地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自然不会把“本国的几个可怜的资本家”与外国资本家区别对待。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前山的老虎要吃人,后山的老虎也要吃人”,何况“中国已经兴起了的几个资本家,和将兴起的资本阶级,不过为五大强国资本阶级的附属罢了”。他们直接或间接的都“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因此“是扶不起的懒狗,教训不好的坏小子”,“决不配行使中产阶级的德莫克拉西政治”。有谁想“只〖指〗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7]

[1]
涉及到这一问题的不同结论,可比较以下两种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台湾方面者为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奖助委员会1966年版),大陆方面者为马齐彬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为代表。

受到政治上加强对台统战工作的需要,80年代下半期到90年代初中国现代史学界明显地形成了国共合作研究的一个高潮。仅全国性的国共关系研讨会就接连举办过四次之多,在此期间发表在学术研究刊物上的涉及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问题的文章就在百篇以上。而捷足者更在1987-1990年间就接连出版了几部国共合作史的著作[8],李海文、李坤的上述研究成果对这些著作的完成无疑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为这些书中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酝酿过程的说明,有相当多的细节都来自于她们的文章。不过,80年代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基本上还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尚未形成一套良好的研究传统和学术规范。因此,研究者们不仅比较多地喜欢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不大考虑相关专题研究的条件和水平是否足够形成专著,而且往往习惯性地拒绝在自己的著作中注明自己在哪些地方利用或转引了他人的研究成果。尽管,对于那些撰写这些大部头著作的研究者来说,几乎没有谁能够占有他所要探讨的专题的全部公开史料,并一一做出具体的研究,却没有谁在利用或参考李海文等人的研究成果后,按照学术研究的规范,一一做出注释予以说明。而1985年《文献和研究》第4期发表了李海文等利用的部分重要文献[9],似乎也便利了大家这样做。殊不知,这样简单照搬已有研究成果又不加以说明的作法,不仅在学术上缺乏负责精神,而且这种简单照搬也容易因为良莠不分以讹传讹,使整个研究流于低水平重复,无助于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事实上,有关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秘密接触和谈判的经过,李海文和李坤当时的文章在不少问题上还没有弄得很清楚,特别是以吕振羽和谌小岑的回忆为参照之处,很多情况根本就搞错了。比如关于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王明、潘汉年等接触谈判的时间和结果;中共北方局与南京政府代表秘密接触谈判的时间、经过的情况;关于董牧师、张子华等担任联络的经过与接触的内容;关于潘汉年受命与国民党谈判的时间和经过,甚至关于双方历次所提谈判条件的时间、经过和内容等,二李的文章都未能做出清晰和准确的说明。[10]在这种情况下,过快地形成专著,简单地照搬前人的说法而不加以深入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重复类似的讹误。

但是,作为一个清楚地了解中国现状的中国人,不论他们怎样看待中国的资本家,他们事实上都很少可能把后者看成是中国当时的首要敌人。他们或者断言“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五大强国的资本阶级(本国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附属于其中)”[8],或者直截了当地告诉国人:你们的重要仇人,第一是官僚,第二是军阀,第三才是资本家,因为资本家只是“附属在国际资本主义上面,卵翼在军阀官僚势力之下”来“作恶”,而实际上“中国社会的资本已集中在最少数的武人官僚手里”了。[9]甚至,到了1921年,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一些中共代表已经开始得出这样的看法,即:“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因此,共产党“应该联合其他阶级打倒共同的敌人”,包括联合“那个将要夺取政权的阶级”,因为“代替当前统治者的那个统治阶级或许不会象封建老爷那样进行压迫”,这样,共产党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自由,“以集中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革命活动”,最终推倒新的统治阶级。[10]尽管中共“一大”的纲领并没有接受这些代表的意见[11],但毫无疑问,这种认识在本质上恰恰符合列宁这时就落后国家革命所提出的策略思想。

[2]
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早在辛亥革命时就曾与国民党人合作,做过革命后安徽省都督、同盟会会员柏文蔚的秘书长。中共另一创始人李大钊也早就与国民党人张继过从甚密,在李当年好友白坚武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李与张继曾常相来往的情形。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白坚武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3、42、44、54、56、77页。

在80年代末,围绕着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除了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经过的揭示以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进展就是关于美国调处国共关系的研究。在这方面,国共关系的研究显然是得益于中美关系研究的进展,而有所深入,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尤其应当提到的是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第二章(扶蒋反共政策的形成)、第三、四章,和牛军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11]这两部著作,特别是牛军的书,充分利用了美国政府公布的《美国外交文件》、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和相关的中共中央文件这三方面的档案文献资料,以及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比较成功地为我们描述了自1944年至1946年间国共两党关系的状况,和美国政府两度派特使调处国共冲突失败的经过。[12]

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会议代表就列宁提出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有关的决议和补充决议。这些决议的中心思想就是相信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运动还仅仅处于萌芽状态,在这些国家里目前还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因为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多半会具有某种程度的革命性。[12]随着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集的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开始具体贯彻共产国际“二大”的有关决议,中共中央也很快改变前此对资产阶级问题的认识。陈独秀首先肯定了援助国内“别的阶级”进行反封建革命,以取得劳动阶级政治自由的重要意义,并承认中国必须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13]

[3]
如沈玄庐、林伯渠、吴玉章、谭平山等,原本就曾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中共早期组建活动的邵力子、戴季陶等当时就是国民党党员。

80年代的国共关系研究当中,大概没有哪部著作在学术上能够达到牛军这本书的研究水平。严格说,把牛军这本理应列入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著作和他的相关论文[13]列入国共关系史研究,无异于将80年代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提升了一个档次。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遍查这一时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上百篇论文,和读过这一时期出版的几部通史性国共关系问题的著作后,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前述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经过和关于美国调处战时国共关系的研究之外,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无论在史实方面,还是在观点创新方面,几乎再也找不到具有突破性进展的研究成果了。仅以四次国共关系研讨会的论文为例,第一次63篇论文,与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有关的论文仅8篇,无论史实还是观点均无多少新意;第二次53篇论文,与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有关的论文16篇,也只有两三篇文章在涉及国民党抗战准备问题上提出了一点较新的观点,史实研究方面仍无建树;第三次52篇论文,与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有关的论文21篇,第四次117篇,与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有关的论文20篇,两次会议40余篇论文中也只有两三篇论文在选题开拓上略有新意。[14]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些研讨会上,包括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上百篇论文当中,谈经验教训和展望前景的、带有政论色彩,甚至着眼于建议、规劝之类的文章,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他文章和这时出版的相关著作,往往也都会加上如此这般的一些内容。其实,正确的经验教训是建立在最基本的史实研究的基础上的。没有客观、深入和较为系统的研究,不能实事求是地弄清楚长期影响着两党感情的种种历史矛盾和冲突的来龙去脉,仅仅满足于早已设定的政治结论,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尚未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下车伊始,咿哩哇啦”,既不利于学术研究,也不可能正确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1922年7月的中共“二大”显然是中共正式承认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并具有革命作用的开端。“二大”的宣言公开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他们的“初步积累阶段”,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重要的发展。它甚至“已能结合全国的力量,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而国民党此前所组织的广东政府,实际上也正是“中国开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运动”。[14]然而,中共这时对资产阶级力量的估计无疑还有某些保留。尽管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领导人已经在担心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将有可能试图支配或反对中国的工人运动,因此明白告诫中共必须独立进行组织中国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共产主义工作[15],但中共却断言“此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与无产阶级同一幼稚”,以至相信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发生”。[16]因此,它虽然提出了“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和与民主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的方针,却或多或少的把中国这时唯一强大的“民主派”国民党仅仅看成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甚或“不是代表那一阶级的政党”。因而,它的实际计划只是:首先使工人和贫农“环绕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然后“再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着来奋斗”,即“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7]

[4]
张太雷1921年8月回到上海,传达了共产国际邀请中国各革命团体参加伊尔库茨克会议的建议,并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起承担起联络中、日、朝等国革命团体的任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9-330页。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整体成绩不显著,有很复杂的原因。现实政治的影响自然是原因之一,因为要强调国共合作,有关国共关系中的矛盾、冲突和势不两立往往就难于成为研究的重点,从而使学者不得不在政治需要与学术需要之间煞费苦心地寻找平衡。记得笔者当年写《战时国共谈判实录》时,出版社要求书名都要有一个醒目的正题,就很是让人伤脑筋。因为按照历史本身的内容和此书叙述的主旨,战时国共谈判更多地还是国共两党为了维护和争取各自利益的一个斗争过程,因此笔者的本意打算叫“另一种战争”,但出版社编辑更愿意看到统战的效果,于是只好换了一个比较入时的题目:“失去的机会”。笔者最后只能特意在后面加上了一个问号,算是表示某种程度的保留吧。同样的情况,这个时期的多数研究成果,之所以大都要在开头或结尾处加上一些伟大意义或历史教训之类的分析说明,甚或干脆通篇就是指点江山,慷慨陈词,为“第三次国共合作”总结经验,显然也绝不是因为历史研究的需要,大概是众多研究者热心于为现实政治献计献策罢了。[NextPage]

能够说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或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的政党吗?很显然,共产国际最初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有分歧的。就在中共“二大”召开前夕和召开之际,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之一维经斯基至少已两度在莫斯科公开发表文章认定: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反映着“商业资产阶级利益”,并且日益明显地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18]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这时在中国的代表马林却告诉共产国际:不应把国民党看成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他在一份报告中说,国民党只是由四种人组成,即起主导作用甚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广东省和华侨中的积极参加民族民主运动的工人,没有社会地位的士兵,以及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华侨中的资产阶级分子。马林保证说,国民党领导人从未表达过这部分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作为国民党实际政治纲领的所谓三民主义,实际更是“为各种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他明确建议还只有几十个人的“前景暗淡”的中共小组织加入到国民党中去进行宣传工作。[19]考虑到共产国际“二大”有关决议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一再强调的不允许将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派以及资产阶级分子混在一起”[20]的要求,把国民党看成是中国各个革命阶级的联盟显然比把它视为资产阶级政党更有实际意义。于是,共产国际很快肯定了马林的说法,并据此发出指示,断定“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并要求中共加入其中进行工作。当然,它没有忘记提醒中共注意:国民党“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因此中共必须准备应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子间的日益明显的分裂”。[21]这表明,它多半相信,国民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决不会象马林所说的那样无足轻重和软弱无力。

[5]
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现易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o-Political
History),全宗号495,目录号154,卷宗号181,第36页。

80年代国共关系研究存在的不足,除了现实政治的影响以外,很大程度上还有前面提到过的档案文献开放不够的原因。因为,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工作者都热衷于为现实政治献计献策,问题是要弄清史实,必须占有充分的史料。而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大都取决于两党高层的内部决策和相互之间的谈判与交涉。但所有这些反映高层动态的文献资料,大都没有公开。虽然,从8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文献和研究》等刊物陆续刊布了相当数量的有关档案文献,然而要利用它们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把各个环节有机地连接起来,弄清国共关系发展变化的所有脉胳,还是相当困难的。牛军能够顺利成书,很大程度上是研究美国调处国共关系,许多资料可以从美国和台湾已经公开了的档案中得到。如果直接研究国共两党交涉和冲突,条件就困难多了。因此,80年代中能够推动这一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研究者,基本上都是北京那些可以接触到有关档案文献资料的中央机构的研究人员。

确定国民党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党,自然便利了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办法来实现与“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22]的合作,但这并不等于共产党人由此可以排除与中国资产阶级联合的必要。当中共代表在1922年11月间举行的共产国际“四大”上突出强调自己加入国民党只是争取群众,以及把“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合起来”的“一种手段”时,共产国际领导人显然表示异议。他们明确主张中共必须“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客观革命力量采取明智的态度”。[23]这种情况很快导致中共中央公开承认:在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并“须取得资产阶级的充分的援助”,但问题是,当作为“民主派”的国民党失去了具体的阶级性质之后,究竟如何看待和联合“资产阶级分子的客观革命力量”呢?共产党人因此不能不直接向“中国资本家和商人”们发出呼吁了,要求他们也“一律聚集于国民革命党旗帜之下”,并以国民党为自己的“政治领袖”。[24]很明显,他们只能把国民党当作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了。于是,共产党人开始得出结论,即“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何谓“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这就是:资产阶级将以国民党为统帅,而工农阶级将以共产党为领袖,国民党通过自身的组织而与受到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阶级进行“联合”。[25]

[6]
多数中共党史著作依据中共一大通过的文件,均相信初期中共是严厉排斥国民党的。有些国共关系史著作并有专节说明此点。如王功安、毛磊:《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在80年代末,除了李海文等就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秘密接触问题已经发掘出新的重要史料以外,全国政协研究室的张魁堂整理发表的刘鼎在70年代中后期追记的“西安事变笔记”(即《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也属于涉及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重要史料之一。这份史料之重要,关键在于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前到西安事变发生期间,刘鼎作为中共中央派驻张学良身边的联络人员,曾经耳闻目睹了许多重要的情况。笔记中也记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情,不仅详细追忆了刘与张学良历次谈话的内容、周恩来与张学良4月9日晚延安会谈的内容,而且还追忆了“张学良一度要求和红军一起打游击”的情况。这些对深入研究西安事变具有重要意义。[15]不过,作为40年后的一种回忆,这则史料在许多问题上存在明显的疑问与讹误。1990年,邱路撰文对此做了简略的补充和订正,不仅说明周恩来与张学良有过第二次延安会谈,纠正了刘鼎所记安塞会议的时间和内容,而且特别提出:刘鼎所记延安会谈后中共中央接受了张学良关于改变“抗日反蒋”方针为“逼蒋抗日”方针的建议,和张对“中共主张有条件联蒋”十分高兴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因为有资料表明延安会谈后张学良迅速开始转向了“抗日反蒋”,并密谋与中共共同实施以”抗日反蒋“为内容的“西北大联合计划”。[16]

亦友亦敌?

[7]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研究抗战期间国共关系,不能不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经过。但对于这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80年代争论不已。包括中共中央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究竟是从2月开始,5月开始,还是从8月开始,它是否受到过张学良的影响,这在中共党史学界都是争论已久的话题。尤其是在80年代下半期,围绕着这一问题的讨论一度相当热烈。[17]但可以看出,随着越来越多的俄国档案的披露,许多长期坚持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制定出来,逐渐开始承认这一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和转变的过程,曾经受到过共产国际的影响,不能把“独立自主”简单地理解为一定是要与共产国际的的所谓“右倾”进行斗争。可是,一直到90年代初,在涉及到中共中央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是受张学良影响转向“逼蒋抗日”,还是张学良受中共中央影响转向“抗日反蒋”的问题上,中共党史学界还是众说纷纭。

要在理论上承认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因而具有某种革命的倾向,这或许不难;但是,要在实际上承认立于工人头上处于剥削者和压迫者地位的“中国资本家和商人”是自己的朋友,这对于共产党人却颇不容易。1920年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出现的那种争论照样出现于中共的内部。不管共产国际怎样说,总是有些激进的共产党人根本上不相信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直到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之际,仍旧有相当多的中共代表否认中国的资产阶级会起革命作用。他们认为,在中国,资产阶级实际上只有两种,即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指的就是大资产阶级,但大资产阶级实际上是由军阀官僚组成或依赖于帝国主义的国际资本和军阀政府的,因此,“资产阶级不可能是革命的因素”。[26]甚至就是那些对共产国际的指示表示赞同的中共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等,内心深处其实也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极不信任。他们一面承认中国的“商人阶级不但暂时够不上勾结外国资本,而且天天受挤轧;不但受不着军阀的庇护宠爱,而且天天受他的勒索压迫”;一面又断言“中国商人要狗仗人势才敢反对军阀,要土匪碰伤了他们的‘洋大人’,再趁势请外国人不承认北京政府,……这是自然的倾向”。因此,中共“三大”虽然肯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必然会与帝国主义及军阀冲突,但它同时却又不能不断言:“中国资产阶级大部分依赖帝国主义的列强或军阀,极易妥协而卖平民”。[27]

[8]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1991年出版的张魁堂著《张学良传》进一步发挥了关于张学良影响了中共中央对蒋策略的说法。不过,《张传》显然是西安事变研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一部著作。因为它几乎可以被视为是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编写组近30年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的一个学术总结。[18]《张传》利用了许多政协研究室查阅和征集到的西安事变档案资料和回忆史料,特别是对张学良与共产党发生关系的历史经过,进行了相当具体的说明,其中许多情况在过去是鲜为人知的。但《张传》在史实考订上有所欠缺,并且过分依赖刘鼎的回忆,因此仍旧未能完全弄清楚1936年间中共与张学良关系的种种内幕。他一方面注意到张学良与中共和红军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甚至密谋成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一方面却继续坚持说“张学良的联蒋抗日主张促进了中共中央的决策”,“同年5月5日,红军发表的东征回师通电,即已不再提反蒋口号。9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终于最后完成了这个重要的战略转变。”[19]事实上,不弄清楚1936年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统战关系的种种内情,要想实事求是地说明中共与张学良究竟谁影响了谁,是几乎不可能的;甚至,要想实事求是地说明西安事变发生和解决的经过,也是十分困难的。几十年来,西安事变研究一直突破不大,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围绕着对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所展开的争论,无疑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对中国资产阶级作进一步的实际的考察和分析。陈独秀还在中共“三大”召开之前,就已经开始尝试着对中国资产阶级做具体的分析了。陈独秀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即“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它指的是新旧交通系之类官僚买办金融资本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因为素来依靠与外国资本的勾结和利用国家财政与军阀官僚势力的帮助,不能不依附于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它是指那些经营规模极小,没有发展前途的小工商业资本家,他们因为没有政治上的直接的需求,所以往往容易对革命取消极的中立态度;“革命的资产阶级”,它包括海外侨商及长江流域新兴的工商业资本家之一部分,他们因为封建军阀及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多半赞成革命。[28]在中共“三大”以后,瞿秋白显然也试图对中国的资产阶级进行具体的分析。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有革命可能的,和没有革命可能的,前者包括海外侨商、小工业家及商人中稍能自立者,和中国新兴的工业资本家,特别是大批的在外国资本压迫下迅速走向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小农、小手工业者、知识界)”;后者即依赖于外国资本和军阀官僚势力的“大商阶级”。[29]这种认识看起来也是陈独秀所同意的。在几个月之后,陈独秀显然也开始相信应当把那些小工商业家划入革命的资产阶级一边,从而使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即革命的“工商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和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30]

[9]
有关马林与孙中山会面的一些情况,可参见邓家彦:《马丁谒总理纪实》,《革命文献》,第9辑,第203-207页。

对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研究,
1995年终于有了一部专门的著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此书虽然在台湾出版,由于1997年陈铁健在《历史研究》专文做了介绍和评价,作者又接连发表了一些文章,因此对国内研究西安事变的学者也有一定的影响。[20]陈文分“延安会谈:谁影响了谁?”、“张学良‘决心反蒋’辩”、“共产国际影响和苏联援助”、“诛蒋,还是放蒋?”和“悲剧,还是喜剧?”五个方面介绍了《新探》一书的新意所在。据陈文介绍,《新探》一书对1936年间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确实“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同时对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缜密的考证,纠正了一些过去研究中的缺失”。陈文明显地赞同《新探》一书关于中共中央通过延安会谈影响了张学良,而非张学良反过来影响了中共中央的观点,它所怀疑的只是:张学良是否因此就“决心反蒋”了呢?[21]对此,《新探》一书作者随即发表了《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的专文,对张学良在中共中央影响下一度走上反蒋道路的情况做了更加详尽的分析说明。[22]按照此文介绍的资料和分析可以看出,早在延安会谈前,鉴于夺回东北非南京力量所能及,而蒋之安内攘外又遥遥无期,张已对蒋介石剿共政策发生严重动摇。随着东北军与红军作战损失惨重,南京又取消被歼两师番号,张遂下决心联络中共,一来寻求和平,二来试图通过中共接通苏联。3月下旬,得知苏联与外蒙古订立互助协定,张自然更加重视联苏,并赞同东北军内左翼分子联苏联共、组织西北大联合,与苏联结盟的设想。与周恩来举行延安会谈后,张很快即下决心联苏联共,并表示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并取得苏联的支持,他相信:“只要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随后两广事变发生,张立即四出活动,打探消息,有意起而响应,并明确提议中共加派专人帮助其训练干部,甚至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只因两广事变很快失败,蒋又有联苏动作,再加上中共中央也放弃了“抗日反蒋”方针,改行“逼蒋”、“联蒋”抗日策略,张学良才最终放弃了实行西北大联合、成立西北国防政府,与苏联结盟,“抗日反蒋”的计划。显然,只有真正了解这一背景,了解张学良与中共之间继续保持着的那种寄希望于苏联的秘密合作关系,我们才能深入了解西安事变为什么会发生,和为什么会有后来的那一系列结果。

强调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无疑是因为他们同意共产国际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现状的看法,相信“中国无产阶级还‘不是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瞿秋白甚至明确认为:“在目前的中国,仅仅靠如此薄弱的无产阶级,尤其是靠上〖这〗几十名共产党员,是无法完成民族革命的”。
[31]但是,如果无产阶级还十分幼稚,资产阶级就不那么幼稚吗?中共党内围绕着这一点明显地有着极为不同的意见。有人断言:不论无产阶级多么幼稚,毕竟在各个革命阶级之中,最重要的主力军“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32]但也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的“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因为事实上“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33]随着中共领导人日益多地参加到国民党的改组和发展工作之中,人们显然更突出地感觉到自身力量与实际运动要求之间的差距。以至陈独秀或多或少地开始倾向于后一种看法,相信“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在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34]

[10]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198页。

应该说,自80年代末以来,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当中,西安事变研究的进展是极为令人瞩目的。[23]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它成功地揭示了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这一十分隐秘和复杂的历史内幕,而且在于它在涉及到西安事变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共、苏联、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以及其他相关方面,和许多具体的历史情节的研究上,都向前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不过,这样一种情况持续的时间不可能太久。共产党人很快就开始发现自己与国民党人在许多方面格格不入。尤其让共产党人感到困惑的就是,国民党既然是一个“各阶级合作的党”,为什么在劳资纠纷时总是压制劳动阶级?[35]甚至就连共产国际代表也注意到:国民党的社会成份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附于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国民党最终是否能够同他们决裂,如同反对帝国主义分子那样反对他们,并开始转向劳动人民,这就是当前决定中国民族革命使命的主要问题”。可是,“国民党对大商业资本家举旗不定”,其右派在多半代表着这一阶级的利益,而左派领袖如孙中山等却为了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到所需的款项而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36]把与中共几乎从一开始就处于敌对状态的国民党右派定性为大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导致中共迅速开始重新怀疑资产阶级,特别是上层资产阶级的革命性。陈独秀明确说:“我们固然不能武断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然而我们的确知道他们的革命热总是间歇的,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那些财阀以及资本家,“不但不是革命派,而且是反革命派”[37]。至1924年10月广州商团事件发生后,人们更是公开认为:“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革命亦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而且革命亦不得贯彻到底”。至少,绝不能指望它们来做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则干脆在苏共《真理报》上宣布说:今天的中国劳动群众已经越来越清楚,“中国的资本家既是阶级敌人,也是民族敌人”。[38]

[11]
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2页。

自进入90年代以来,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明显地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除了上面谈到的有关西安事变等问题的研究以外,90年代相关论文的数量不仅有所增加,而且学术水平上也有了令人可喜的提高。马仲廉的《国共两党军队协同作战之典型一役-忻口战役之研究》,第一次具体地研究了国共两党抗战初期军事合作的战例。[24]习五一的《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通过对当时大量史料的分析说明,对抗战开始前后一段时间国共两党一度试图实行组织上合作的经过,交待得十分清楚。杨奎松的《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策略的变动》与李良志的《皖南事变前夕中央对委员长估计的失误》,分别深入讨论了中共中央皖南事变前后对国际形势和当时国民党态度的估计问题。[25]金冲及的《抗战后期中国政局的重要动向-论1944年大后方的人心剧变和“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和杨奎松《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争取“联合政府”的斗争》,则从不同的角度详尽地探讨了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的背景、原因和目的。[26]另外,像常家树的《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场对比研究》、章百家的《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27]等,也都颇具新意。

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否定,必然伴随着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积极肯定。陈独秀已经认识到:“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紧接着,中共“四大”更进一步断定:“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与此同时,中共“四大”以决议案的形式正式肯定了前此党内关于资产阶级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看法。决议案称:大商买办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而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39]。

[12]
马林:《和孙中山在一起的日子》,1926年2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73页。

在专著方面,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研究90年代也开始出现了有一定研究深度的学术成果。比如李良志的《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和杨奎松的《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都属于这样的著作。[28]只是,前者全面探讨了将近十年间国共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而后者的侧重点则在于系统研究十年间国共两党的历次谈判的经过。两书都运用了大量新的史料,对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事实经过,做出了新的解释。而研究历史,诚如陈铁健先生所云:“倘能揭示历史真相,有所突破和发展,固然可喜,而能提出新的问题,引起深层思索,则尤其可贵。”[29]两书在这后一方面,也明显地做出了各自的努力。虽然都是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变化的过程,但李书与杨书叙述的主旨有显著不同。前者着重于强调国共合作抗日;后者则明显地侧重于说明两党之间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必然产生的妥协与斗争。当然,如果从较高的水准要求,两书也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后者,尽管有论者评论该书是“内容丰富,结构严谨,体系完整,史料翔实,论证充分”,议论“平易而精当”[30],但由于作者成书较急,书中文字有不少错漏之处,经过第二版修订才有所改观。更重要的是该书对资料的处理,一来是遗漏了一些本应利用的台湾新公布的档案文献和回忆史料;二来是对中共资料也没有做到融汇贯通,不少地方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更深入的背景的说明,以致有时给人以资料堆积和罗列的感觉。[NextPage]

在1925年,中国革命不仅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而且还要打倒反革命的买办阶级,这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共识。[40]随着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因上海总商会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态度而不能坚持到底,更加激起了共产党人对于整个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感。以至陈独秀坚信,上海资产阶级对于此事变之态度,可以说是代表全中国资产阶级之态度,“‘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已经由此得到了“证实”。[41]而更趋激进者则干脆认为:“大商人、资本家、名流、学者、律师、教职员,一切在社会上所谓比较有地位或者自以为有地位的人,常常是反革命的(其中有革命者也是‘少数’且不免中反革命妥协的‘毒’)”,只有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小商人才是革命的势力。当然,就国民党内部的统一战线本身而言,在“大资产阶级”即“官僚及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右派组成了反共的所谓“西山会议”派脱离了国民党之后,至少中共中央这时并不想借机把国民党立即变成一个“工农政党”。陈独秀明确认为,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现在分化,恐怕“还稍早一点”,因为无产阶级与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还不那么严重,而散漫的中小资产阶级由于本国的工业没有发展的条件,因此也还不能形成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42]

[13]
没有证据证明有过“青年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语)的情况。达林在自己的回忆录从未提及此点,且马林此前早已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人表明了希望允许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意见,达林亦难再提此议。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0-71页。

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当数一本本“国家级”的课题的出版了。如马齐彬主编,纳入国家“七五”规划的重点课题《国共两党关系史》;毛磊、范小芳主编,属于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国共两党谈判通史》,以及其他一些具有同样份量的专著,如黄修荣的《国共关系七十年》;田克勤的《国共关系论纲》;王功安等的《国共两党关系概论》,和范小芳等的《国共谈判史纲》等。[31]由于这些著作,特别是马齐彬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和毛磊等主编的《国共两党谈判通史》,理应代表着这一时期国共关系研究的最高水平,笔者在此特略做评析。

“民族的资产阶级”,这是共产国际针对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倾向而提出的一个特定的阶级概念。它是专门用来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从事民族主义运动,试图推进本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些具有某种革命作用的资产阶级的。维经斯基大概是最早肯定中国存在着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并建议中国的劳动群众与他们“站在一起”的。共产国际“四大”更是对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确信不移。但中国共产党人这时却意见分歧。陈独秀不相信中国存在着一个有着独立政治形态的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却宣布:中国的中产阶级“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陈独秀主张把国民党内部那些介于右派与左派之间,试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但其实只是“散漫的中小资产阶级”代表的“中派”或“新右派”保留在国民党内,而毛泽东等人却“毫不犹疑的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留在国民党内,“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无论那一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然也只能划分为大、中、小三个部分。所有“买办阶级”、“官僚”、“军阀”、“大地主”以及“反动派知识阶级”,统统都是“大资产阶级”,他们“乃极端的反革命派”;而那些“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小地主”和“许多高等知识分子”,都是“中产阶级”,对他们固然可从其是否沾上“洋货”“洋气”来区别“右翼”和“左翼”,但他们毕竟都是“站在半反革命的地位”,“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唯有包括“小商”、“手工业主”、“自耕农”和“小知识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其“左派一定参加革命”,“中派可以参加革命”,即右派“也只得附和着革命”。因此,“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其右翼“即现在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固有可与其他阶级合作革命者,也人数不多,且“不是真正的朋友”。与其努力使他们逐渐分化,不如将他们立即“分出去”。[43]

[14]
《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1-32页。

让我们首先来看《国共两党谈判通史》。把国共两党谈判分成中央级谈判、地方级谈判和海峡两岸的谈判,从头到尾地联系起来,贯穿成史,这个想法显然比较新颖。从作者的设想来看,作者是想要由此建立“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门新课题的体系”。但从已经成型的体例和内容看,这一尝试恐怕不能认为是成功的。不要说海峡两岸谈判像作者自己所说明的那样,“称它们为国共两党中央一级的谈判也不很准确”,就是所谓中央级、地方级谈判,从两党关系的本质要求和书中实际归入的五花八门的例子来看,两者之间也缺少可以成系统的内在的逻辑关系。事实上,作者自己也清楚地看出,书中所列举的各种地方性“谈判”的例子,多数根本就“称不上为谈判,只是‘谈心’、‘谈话’”罢了。硬把中共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和兵临城下时对国民党个别将领的劝降工作,都算成是国共“谈判”,充其量不过是为两党谈判添些佐料而已,无助于体系的建立。因此,该书唯一能够成史的内容,其实只有中央级谈判一部分;而中央级谈判中,又只有围绕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系列谈判才可以成史。[32]

既然相信“资产阶级不革命”,陈独秀其实同样对所谓“中产阶级”没有好感,他甚至对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也颇表怀疑。[44]问题仅仅在于斗争策略,在大资产阶级退出革命阵营之后,是否应当紧接着排斥中小资产阶级呢?很显然,共产国际对于采取这种作法深感担心,它明确支持中共关于大资产阶级必然背叛革命的观点,并主张无产阶级必须与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团结一致,但它要求中共保持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以便“设法加深资产阶级和地道的封建势力之间的分裂,不让它们联合起来反对劳动群众”。维经斯基告诉中共中央:“象其他任何党派中的情况一样,中派是背叛者,不要信任他们”,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同他们进行谈判并结成统一战线,因为在目前情况下,革命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抛弃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45]

[15]
吴相湘:《陈炯明与俄共中共关系初探》,转见李云汉前引书,第152-156页。

作为一部立意出新的《通史》,作者除了在体例上应有独到的设计和成就外,尤其必须最大限度地汲收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争取有所创新。而该书对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两党谈判研究水平的高低,关键在于看它是否真正汲收了《失去的机会?》及其此前的其他有关论文的研究成果,并通过自己的综合分析和进一步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出该书是注重汲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弥补前人研究中的不足,并且努力在做更全面的研究,力求有所创新的。[33]不过,做为高校教师共同编写的一部集体著作,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参加写作者未必都是该部分研究的专门家,结果不仅容易造成各部分的研究水平参差不齐,而且会弄出一些研究水平想高反低的东西来。因为一些作者实际上并没有可能在汲收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时做进一步的“深加工”,而为了避免过大量地转引一两个人的著作和论文,只好对各种研究成果和一二手资料做简单的1+1的重新组合,结果是新的反而不如旧的。《通史》一书中就存在着类似的一些情况。

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中共中央在1926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会议过程中贯彻了继续团结国民党“新右派”的策略方针。而这意味着中共必须重新确定联合资产阶级的态度。尽管人们迅速开始公开劝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向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让步,并从妥协政策的迷误中“觉悟”过来,重新站到革命平民一方面来,但他们无论如何不能不对联合资产阶级的必要性感到怀疑。[46]考虑到国民党老右派与“新右派”之间的区别,和共产党与“新右派”之间事实上的敌对关系,陈独秀甚至开始把买办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加以明确区分,断言老右派是代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奸商买办阶级利益的,“新右派”则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显而易见,陈独秀正在试图把“新右派”置于必然叛变必须极力排斥之列。[47]只是,“三二0事件”的发生和随之而来的以排斥共产党人攫取国民党领导权为目的的“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使得这种怀疑和作法很快变得不再有意义了。因为事情很清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既然取得了对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共产党人或者必须根本放弃国民党这一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或者只能承认这一“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势力为自己的联合对象。而事实上,共产国际是不可能允许中共考虑退出国民党的。

[16]
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65—66页。

比如,关于1936年董健吾赴陕北苏区的公开身份问题,1990年即有专文做出考证,指出以董当时的身份和临时任务,南京政府财政部绝不可能给他什么“财政部委员”或“西北经济专员”的名义。关于这一点,当时博古接见了董健吾后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也讲得很清楚,即“董牧师系由宋庆龄介绍见孔祥熙、子文,由孔财部给调查员名义派来”。《通史》一书注意到此文,并有所引注,却不知为何竟忽略了这一考证,仍旧不加说明地根据1981年石肖岩的一篇文章,称董得到了一张财政部长孔祥熙给的“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因此才畅通无阻。不仅如此,《通史》这一部分的作者不知从何处得出印象,断言董第一次陕北之行即被阎锡山发现,告到南京,迫使“宋子文只好收回董健吾的通行证,董健吾的使者使命也就此完结。”此说明显地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董的委任状乃孔祥熙财部所给,要收也是孔祥熙,久已下台的宋子文如何有权去收,而且还是收什么“通行证”?二是作者显然没有注意到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因为即使作者不了解文献资料方面的情况,只要读过《西行漫记》也就不难注意到董健吾并非第一次赴陕就被取消资格,因为斯诺清楚地记述了董第二次赴陕的情况。

从1926年5月开始,中共中央重新强调起“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成立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联合战线”问题了。7月,共产党人更进一步承认“大资本家、小中商人”等“无一不受外国资本和军阀的双重压迫”,因此仍有联合的必要。人们甚至开始宣布说:“商人除买办阶级以外,其余都是很困苦的”,故农工阶级不好提出打倒资本家的口号来,阶级斗争也要不妨碍各阶级的联合战线,“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据中共中央七月全会的政治报告称:“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48]

[17]
《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发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委任书》,1922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1922年8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7-80页。

又比如,关于1936年北方局代表与国民党CC系接触的情况,1990年也有专文依据当年北方局的报告等文献资料做过较详尽的考证,指出吕振羽、谌小岑等1980、1981年的回忆许多地方不准确,一些重要史实完全弄错。但《通史》一书却一面部分引用上述文章中的关键资料,一面不做任何考证和说明地几乎全部照抄两人回忆中的说法,致使不少史实出错。而有些情节,作者则明显是出于主观想象了。如说1936年3月政治扩大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接见张子华,把致董健吾电报中的五点谈判意见“对张子华做了详细交待,指示他在谈判中坚持原则,为早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贡献”;如说张子华回到南京后“将林伯渠复覃振函私下交予谌小岑”;说张子华二次赴陕是因为曾养甫未能从张子华手中取得中共中央的文字凭证,对其所谈难以置信,等等。

中国共产党人真的相信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吗?这的确是真的。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共之所以对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作用的看法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仅仅是因为他们发现过去大大地低估了这个潜在的对手。陈独秀在七月的中央全会上不无遗憾地指出,无论是在中国的俄国同志,还是中共本身,过去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都了解得太少了,“在我们的同志当中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是看不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而把它和买办阶级混为一谈”。以至当人们注意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的时候,广东的革命政权“已经落到民族资产阶级手里去了”。这就不可避免地向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极为严峻的现实问题:“谁将领导国民革命运动?”“谁将领导国民党?”“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也许,“左倾的同志”会主张现在不仅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而且还要直接反对资产阶级,但在民族资产阶级控制着国民党的情况下,这势必导致国共关系的根本破裂,并且势必会把民族资产阶级逼到帝国主义、军阀和买办阶级一边去,而我们是否有力量同时对付如此之多的敌人呢?陈独秀明确地予以否认。他说:我国目前有五百万工人,有组织的工人只有大约125万,而最重要的产业工人,如矿工、铁路员工、冶金工人等,不是没有组织起来,就是在组织上还很薄弱,甚至纺织工人也只是在上海一个地方组织起来了,并且无产阶级的斗争多半还没有越出自己本厂的范围,还很少能够独立地进行政治斗争。考虑到无产阶级的这种情况,和共产党在农民中还缺少影响,他显然认为:“现在即否认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之作用,不能从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资产阶级,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所利用”,势必“使革命运动流产”。因此,“‘打倒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则是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党目前的策略只能是,在“竭力使它成为自己的同盟者,竭力使它脱离买办阶级”的条件下,“将争取中国国民运动领导权的斗争问题提上日程”,以便“夺回领导权”,“排除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领导”。为此,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虽“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以共同打倒国外的敌人和国内的敌人”。[49]

[18]
关于这次会议讨论的情况,马林和陈独秀的说法存在着某种不一致的地方。马林在会后的笔记中和随后给共产国际的口头报告中,都明白地说明“这个问题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反对意见只是来自我们广州的地方组织,该组织支持陈炯明对孙逸仙的政策,因此该组织的领导人被我党开除。”但陈独秀和张国焘的回忆却强调会议当时有过激烈的争论,只是当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马林:《工作记录》,1922年8月12日-9月7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2—83页;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转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张国焘前引书,第241-245页。

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不可能对《通史》一书中的类似史实错误一一指正。但其在具体史实方面讹误之多,确实有点超出想象。这大概也是高校教师集体联合编著大部头著作的一种通病。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该书主编等自80年代就开始着力于研究国共关系史,并且已有多种成果,此成果又列入国家重点资助项目,作者又有意开拓领域,自成体系,本应精心设计、精研细磨,使之一炮打响,具有较高学术水准和权威性。

1926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显然批准了中共中央的这一策略。它提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必然要经过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最主要的动力之一。在第二个阶段,无产阶级作为首要的政治因素登上斗争舞台,并同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在第三个阶段,整个资产阶级将被排除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之外。这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发展程度不高,力量微弱。经济实力较强大的部分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和买办)……从未参加整个反帝斗争。在民族革命运动具有纯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时候,工业资产阶级曾经参加过运动,但稍一有革命征兆,它便要么脱离运动,要么企图阴谋破坏之。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学生、手工业者、小商人等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是革命因素。“但它不能独立行动--要么是跟随资产阶级,要么是跟随无产阶级”。现在,运动处于向第三阶段过渡时期,阶级力量的重新改组正在进行,无产阶级将领导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并共同结成革命性更强的联盟,“把大部分大资产阶级排除在外”。不过,共产国际告诫说:“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整个资产阶级排除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之外。除了中、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的某些力量,也还能在一定时间内成为革命的同路人”。[50]只可惜,共产国际的决议刚刚来到中国,整个形势就已经不同了。

[19]
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1922年11月底-12月初,《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91页。

与《国共两党谈判通史》相比,《国共两党关系史》一书的作者队伍的个人研究实力明显比较整齐,个人所研究的范围也大都与此课题有关。因此,该书无论在结构设计、史实研究,以及在观点论证方面,整体上都明显较前者的水平要高。具体地说,该书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叙述,特别是对十年内战中国共两党关系的介绍稍嫌简略,但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即1936-1946年国共关系的说明则较为详尽,重点及章节的划分也比较合理。最引人注目的是,依照该书前言所说,它讲述国共关系的主旨,意在说明:“国共两党关系中两次合作与两次分裂情况的出现,其原因固然比较复杂,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存在的两大主要矛盾-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共两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两大任务-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彻底性不同所决定”。这也就是说,作者认为,国共两党所以具有合作基础,是因为两党在反帝反封这一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两大任务方面有一致性,只是两者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彻底性上有所不同。这无疑是一个多少区别于以往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新观点。[34]全书开篇也显示出作者的这一意图。全书第一章即从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及其国共两党的形成谈起,点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代表着中国两大新兴的革命阶级,肯定两党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但是,作者的这一意图到此再没有往前延伸。讲过孙中山以后,全书的观点就又回到传统的说法上去了。

从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把国民革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北伐军所经之处,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地迅猛发展起来,斗争矛头直指地主、资产阶级乃至大批小资产阶级。而另一方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军事统治集团也利用北伐迅速摆脱苏联势力和共产党人的影响,日渐羽翼丰满,开始公开准备与受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左派政府分裂了。到1927年2月底3月初共产国际决议传达到中共中央之际,陈独秀已经对继续争取留住“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51]失去信心了。他声称:“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有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才〗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52]但事实上,蒋介石一个“四一二”事变就把共产党争取资产阶级支持革命的计划一笔勾消了。几天以后,共产国际领导人公开宣布: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无产阶级与农民以及城市激进的小资产阶级联盟的阶段,大资产阶级,甚至部分中、小资产阶级正在并且最终都将退出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应当据此改变自己对待资产阶级的策略,今后的共产党人“不仅要同外国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将领们进行斗争”。[53]

[20]
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间,李云汉根据国民党公务部交际日记,断定为1922年2月上旬。但据李大钊自述,当为1922年孙中山在沪期间。因据马林笔记,李大钊8-9月间曾来上海参加讨论决定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杭州西湖会议,会后即有陈独秀等入党之事发生,故此判断李之入党当与陈独秀大约同时。参见李云汉前引书,第157页;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90页。

在讲到南京政府成立时,该书就明白肯定南京政权“是一个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政权”了。作者甚至照搬解放战争期间陈伯达那个“四大家族”的说法,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高级官僚,利用各种特权使自己逐渐成为新兴的官僚买办资本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及陈果夫四大家族就是这样逐渐形成起来的。”问题是,在90年代研究国共关系,必须严格依据史实说话,而不能只是简单地照抄和搬用过去的一些政治词汇。比如,既然谈到蒋介石等“逐渐成为新兴的官僚买办资本家”,甚至形成“四大家族”,就有必要说明:“官僚资本”是什么?为什么说蒋等已成为“官僚买办资本家”?“四大家族”又是如何化公为私,聚敛财富,成为“极少数最大的资本巨头”的?说金融、交通等行业国有化、建设委员会以及资源委员会等国家行业垄断机构的设立,是蒋介石等人凭借其政治权力,直接干预和控制国民经济,但如何从史实上来说明蒋介石等人具体是怎样因此而成为“资本巨头”的?[35]不仅如此,能否一言以蔽之,说南京政府大修国营铁路和公路,完全是“为了发动反共内战”?为何一面说南京政府成立后,民族资本发展严重受阻,一面却又承认民族工商业“在1927-1930年获得了一些发展”,“1935年以后,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事实上,如果只是把1931-1934年间的萧条归结为国家官僚资本垄断的结果,则难免让人有所疑惑,因为这期间的萧条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并非纯然是中国一国之特例。况且作者所承认的那个“1935年以后,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恰恰是战前中国民族工业和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短暂的阶段,因为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经济达到了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最高水平。对此如果不加分析和研究,只是笼而统之地拿“1935年以后”“又有所发展”几个字一笔带过,如何能够让人弄清楚作者究竟是一种什么看法?况且,大概许多人还会进一步提出疑问:既然你说南京政府成立近十年,内战连绵不断,民族工业又大受压制,外寇入侵更使民族陷于绝境,“国家愈加破碎混乱,人心愈加涣散分离”,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蒋介石在1936年底被张学良扣在西安,责其停止内战,抵御外侮,自然应当受到全国舆论和民众的欢呼,为何蒋介石反而还会得到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蒋脱险回京时竟还会受到社会各界和舆论的热烈欢迎?[36]显然,在90年代研究国共关系,如果不能依据史实来解答读者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只是简单地套用一些过去的政治概念,统统“一言以蔽之”,无论如何是不够的。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代表买办地主军阀”的老右派和“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右派”相继退出革命的统一战线之后,所谓“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左派竟也不愿忍受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冲击,很快就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运动分道扬镖了。在一个小资产阶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度里,这样一种变化显然是太大了。

[21]
马林记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1922年10月14日;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4,92页。

其实,不论作者的观点如何,在今天来评论南京政府,确实需要对许多问题进行更深入和更扎实的研究。因为对南京政府性质的认识,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国民党性质的认识。而对国民党性质的认识,至少在形式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的基础。《国共两党关系史》不仅全盘否定南京政府,毫无保留地肯定苏维埃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而且在“对日侵略的两种方针”的标题下,为否定“国民党政府的‘安内攘外’政策”,竟连中共党史学界早已否定了的“九一八”事变后“左”倾中央的口号也一并肯定下来,一概以“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由敌变友

[22]
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第12页。

的号召”视之,实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同样令人不解的是,该书将国民党蒋介石改变对日政策,在客观上仅仅解释成是日军入侵使南京关税、盐税收入受损,在主观上则断言“蒋介石为了适应英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和维护他的半殖民地统治地位,被迫对他的对日政策作出某些调整”[37]。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一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要反对关门主义、重新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为什么在与国民党的交涉和谈判中一步步退让,从最初坚持要首先推翻南京政府,到承认联合国民党,但要打倒蒋介石;从坚持两个政府的合作,共组抗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到同意放弃苏维埃,但要求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全国议会和成立全国国防政府;到最后干脆做出“四项保证”,完全放弃苏维埃革命的方针,承认这个极力维护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宣布拥护蒋介石,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实行苏维埃改制和红军改编?

共产国际当然了解民族资产阶级会退出革命,他们甚至在1922年最初肯定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已经指出他们必然会因为工农群众参加到革命运动中来而脱离出去。[54]但是,共产国际并没有指出,甚至也没有准备小资产阶级脱离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共产国际从来说,中国的无产阶级必须与半无产阶级的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结成巩固的革命联盟。即使到了武汉国民党政权已经注定要退出革命的1927年6月,它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说:“我们不能排挤有可能同我们一道前进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同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因为“斗争的结局要看工人阶级能否把小资产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55]可是结果却恰恰相反。

[23]
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

应当说,《国共两党关系史》一书没有能够真正找到把握国两党关系变化的历史线索。它甚至没有具体地去研究和说明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认识和策略,曾经经历了怎样一种历史性的变化。该书并没有从基本的史料出发,历史地来说明这个问题,而是简单地根据已经修改过的《毛泽东选集》中的几篇文章的论断,不加分析、不按照历史发展线索地到处套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概念。实际上,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说明毛泽东他们对国民党认识的发展变化,是难以说明国共两党为何能够在抗战初期相互合作,难以说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抗战初期为何高度评价蒋介石和国民党,积极支持与国民党进行组织上的合作,肯定国民党在抗战中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居于领导的和基干的地位”,甚至打算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38]自然,该书也就绝不可能告诉读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认识和策略的改变,经过过怎样的变化和反复,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的态度又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与反复?

小资产阶级真的退出革命了吗?或者说,武汉国民党是不是真的代表小资产阶级呢?斯大林看来对此深信不移。当武汉政府刚刚开始实行分共政策还不到两周的时间,他就公开宣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跟着民族资产阶级走了”。他告诉人们:民族资产阶级本来就是“完全不可靠的同盟者”,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本来就是“不大可靠和动摇的同盟者”。换言之,这样的分裂本来就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这种分裂对革命好还是不好?斯大林明确认为这种分裂对革命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一来,“千百万农民群众却因此更密切地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认为无产阶级是自己唯一可靠的领袖和领导者”,无产阶级争夺革命运动领导权的由此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只有正确的政策才能引导到这样的的结果,这难道不明白吗?”于是,根据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的意见,中国革命应当开始准备进入一个更高的革命阶段了,无产阶级则只能以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作为自己的同盟者了。[56]

[24]
李云汉在其书中曾引用于右任的一段谈话,颇能反映出孙中山及国民党中部分领导人这时愿意采取容共政策的一个出发点。针对张作霖对孙容共的疑惑,于右任解释说:“中山先生与你同一心理,但异其手段。有人驱逐共产党,共产党便想法独立存在,中山先生把共产党转变为国民党,即共产党自然不存在。”李云汉前引书,第214页。

不难看出,《国共两党关系史》一书虽然在前言中提出了新的想法,在实际的研究当中却没有脱离传统观念的轨道。结果不仅其内容与前言主旨存在矛盾,而且在逻辑上和史实上都存在不少问题。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在史实研究的方法上也有一些令人不解的地方。比如,该书严格说来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的史实,也没有提出多少新的观点,但该书的引文注释却差不多都是直接来自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和回忆资料,给人印象好像作者很少参考和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39]同时该书对涉及两党关系的事件,资料使用上也有明显的疏漏,经常是大量使用中共一方的资料和回忆,而不注意利用和分析国民党方面的的相关资料。一些史实的说明也明显与近年来已经得到史学界公认的新的研究结论相矛盾,如只谈蒋介石南京政府在1937年前的妥协退让,不谈在国民党当局指挥下的局部抗战和相关的抗战准备,甚至在谈到上海“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等抵抗作战时,根本否认蒋介石南京政府的调度与指挥,而是把它们说成是违背南京政府意志的“国民党内部的分化”。[40]一些资料的使用也缺少考证,如在“国民党的反共策略和措施”一节中,该书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分析说明国民党当时实施的“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政策,如何“凶暴残忍,阴险毒辣,无所不包,无所不入,无所不用其极”,但作者对书中所列举的《限制共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处理异党实施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防止异党兵运方案》等文件,却未做必要的考证[41],以说明这些文件分别是什么人制定的,哪些是正式通过实行了的,哪些只是腹案或少数人的提案未曾实行过。因为,如果不弄清文件由什么人提出或制定,是否实施以及何时,在何种范围内实行,只是不加分析地主观认定这些文件都是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所为,不仅不利于具体弄清国民党内部当时对中共的真实态度与分歧,而且也容易给人以误导。另外,该书的引文注释也十分不规范。许多注释没有注明著作的出版社,或注了出版社却不注出版年;有的甚至不注页码;一些电报信函明明有出处可注,作者却只注电报信函的名称,而不注其出处;更有许多明明该加注,也有注可加,却不加注的地方。[NextPage]

必须立即排斥与打击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当然深信不移。但迅速改变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并立即开始排斥小资产阶级,这却多少有些不合实际。事实上,斯大林最初也多少希望能够留住小资产阶级,因为正是他亲打电报要求中共中央“造成一个革命的国民党”,暂时不要提出苏维埃的口号。据此,中共自然一度尝试着“吸引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到工农群众运动方面来”。他们断言,只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即小资产阶级的上层被反革命派吸引去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还留在革命的道路上”。[57]但是,他们看上去到底还是不能决定足以吸引小资产阶级的具体方法。在他们这时所通过的文件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并非不了解只有确实保护小资产阶级的实际利益才有可能使小资产阶级留在革命阵营里;但他们同样也很清楚,如此必定不能满足那些店员、徒工以及种种城市贫民的平均主义愿望,从而“牺牲”后者的利益。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断然表示,对小资产阶级“不要顾惜”。而大革命失败后,对彻底革命的渴望和由此产生的对“改良”、“右倾”和“妥协”观念的强烈反感,也同样使他们把阶级斗争的深入与否看成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于是,他们不能不寄希望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愈坚决愈剧烈,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愈革命,则小资产阶级愈能转而左倾,愈能站到革命战线上来”。[58]为此,他们竟明确主张:“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杀尽地主”,“杀尽地豪”,“杀尽贪官污吏”,“杀尽农贼、改组委员”,“杀尽一切反革命分子”,并坚决“没收资本家财产”,“没收阔老住宅给工人住”,“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以存着犹豫动摇的心理”以至阻止群众剧烈的革命行动,“不可恐怕冤枉和残忍”,“反动商店尽可没收,小商店有必要时亦可没收,或勒令筹款,不必过于顾虑”。[59]而这种政策执行的结果,自然没有收到吸引小资产阶级的作用。于是,1927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放弃这种努力,把中国革命推上以工农民主独裁为内容的苏维埃革命的轨道。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改变前此为争取小资产阶级而采取的各种政策,如不没收小地主土地,适当保护小商人的财产等等,因为一个多月以来的“经验”表明,“这些分子在土地革命激剧的发展中,必然走到反革命的方面”。甚至,瞿秋白公开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店东小厂主等等以及所谓中小商人,……现时已经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革命的障碍”。当然,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吸引“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革命。[60]但实际上,人们这时所说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群众”其实已经不再是他们这时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那种“小资产阶级”了,它更多地已经变成区别于店东、商人、小业主、手工业主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贫民劳苦群众”或“城市贫民”了,而这种城市贫民本来就是“工农民主独裁”的构成成分之一。[61]

[25]
据李大钊回忆,当时孙中山在接收他入党时曾与他详细讨论这个话题。见李大钊:《狱中自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们目前的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问题研究,大致尚处在一个过渡期中。局部的个别的专题研究是有成绩的,而系统的成体系的研究水平不高。造成系统研究水平不高的原因说起来很多,既有现实政治的影响,也有研究队伍本身的问题,但还有一个不能不提到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众多研究者受传统的党史教学体系和观念的影响很深,还不大能够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利用史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来具体地讨论国共关系问题,往往习惯于从一些概念化的政治思维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能深入到具体的个案当中去,严格地从事实出发,从经过考证的史料出发,实事求是地弄清楚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每一件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就很难在整体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但是,围绕要不要争取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在中共党内依然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事实上,几乎没有人不了解,在资产阶级的加入已经使敌人的阵营变得空前强大的情况下,争取小资产阶级的同情对于中国革命将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甚至共产国际代表也相信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取得政权,因此目前还不应当象俄国革命胜利之后那样拒绝联合小资产阶级,但没有人能够解决小资产阶级对剧烈的阶级斗争的恐惧。在1928年1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人们虽然再度表示“主观上并不反对与小资产阶级同盟”,但他们却清楚地知道土地革命的激烈作法“必吓坏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于是,会议仍不能不决定坚持“工农与贫民的政权”,“候中国本部我们的革命成功,再来讨论小资产阶级问题”。[62]可是,仅仅4个月之后,随着济南惨案发生后群众性反日运动的再度兴起,相当一部分共产党人又重新看到了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热情,进而大胆地提出了“将小资产阶级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拉开”的斗争任务。[63]为此,他们专门发布了告小资产阶级书,表示:共产党的苏维埃革命“决不是抛弃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或拒绝中小资产阶级参加到同一战线来奋斗。反之,一切中小资产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争斗,民权争斗,以至日常利益的争斗,中国共产党是竭力赞助的。”他们保证:共产党将“保障小商人营业”,“废除苛捐杂税”,因而呼吁小资产阶级站到自己一边来。而为了吸引小资产阶级,考虑到苏维埃政权的口号缺乏号召力,他们甚至再度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选举全国政府”和“实行民众政权”的主张。[64]

[26]
孙中山:《与石克士等的谈话》,1924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7页。

应当看到,尽管我们目前个别专题的研究确实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但相对于整整十年的国共关系来说,这种进展仍只是局部的和个别的,个案研究目前仍然是整个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实际上,史学研究者也只有深入到个案研究当中去,才有可能发现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从而真正摆脱思维模式概念化的痼疾。比如,当我们习惯性地使用“亲日派”、“投降派”、“顽固派”之类的政治概念来说明某些国民党人的时候,如果能够深入研究所说这“派”那“派”的成员及其具体的所作所为,我们往往能够发现情况远比这种笼统的概括复杂得多,因而在以后使用这类概念时就会十分慎重和更注意实事求是。再比如,当我们空泛地争论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权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把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在十年中不同时期的所有相关的言论、指示和对国民党的态度,按照时间顺序做一具体考察,大概也就能够清楚当年的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他们的认识经历过怎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和依据是什么,而不会简单化地从只是从政治意义的角度去争论这种问题了。

对小资产阶级策略的这种动摇,反映了中共党内仍旧存在着联合小资产阶级的实际需要和强烈愿望。在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前夕人们向共产国际领导人集中提出的18个问题当中,有关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的就占了三条。人们问道: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的革命政权应当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专政”的公式,现在是否仍然有效?而在工农专政的条件下,我们应当对富农和小商人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能否用武汉时期的具体例子解释一下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65]然而,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除了重申应当区分有雇佣劳动的小资产阶级与没有雇佣劳动的小资产阶级,和强调必须站在店员一边,不能阻碍群众要求的基本原则以外,没有给予中共领导人任何新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试图重提争取小资产阶级的勇敢尝试,自然都只能遭到严厉的批评并归于失败。而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甚至更加明确地规定:“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它表面上虽然并不反对联合小资产阶级,但却明白指出其剥削者的本质,要求“共产党永久应当站在劳动分子的方面,而反对剥削者的阶级”。[66]至此,小资产阶级(即所谓上层小资产阶级)不仅被彻底排除在革命阵营之外,而且被正式地纳入到与地主、资产阶级一样的剥削阶级的行列中去了。

[27]
孙中山:《与〈顺天时报〉记者的谈话》,1925年1月,《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5页。

深入个案研究,就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问题来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谈国共合作,显然不能仅仅把眼睛盯在国共合作形成的经过上面,还应当具体考察国共两党在抗战期间,在各个方面和不同的地区究竟有过一些什么样的合作。记得1995年赴台时,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一位国民党老兵的发言,讲他当年在山东敌后打游击多年,经常与八路军并肩作战,相互间从未发生过磨擦冲突的情况,当时颇感诧异。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认识过于侧重于两党磨擦和冲突的一面,几乎没有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过具体的个案的研究,因而无法想象两党军队之间在敌后竟会有存在着这样的合作。那么,是不是说我们总是谈论两党磨擦和冲突,就对当年两党磨擦和冲突的情况研究得很好了,大多数情况搞得很清楚了呢?恰恰相反。我们如今在谈论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问题时,虽然经常谈到这样或那样的磨擦和冲突,我们的认识往往也只是停留在当年延安报纸所说明的那种水平上,很少对每一个个案做过深入的研究。仅以研究者讨论最多,成果也最多的皖南事变而言,究竟有哪篇文章或哪本著作大量研究过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对蒋介石、重庆政府军事当局和第三战区事前的情报、反应、计划与部队调动配备的实际情况等,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而能够回答众多读者的疑问,即如果皖南新四军不走南下茂林的路线,皖南事变是否仍会发生?同样,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河北、山西、山东、华中敌后等地,发生过许多引人注目的磨擦和冲突,甚至是“惨案”,但有多少文章和著作依据国共双方的各种文献档案和回忆资料,对每一重要事件的发生原因、背景和经过,蒋介石或重庆当局的态度、具体处置等,做过实证性的研究和分析,进而综合一个个个案的分析,总结出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当局在其中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哪些是直接的,哪些是间接的,哪些并无重庆的意图在内,多半只是地方性的事件,从而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变化,究竟是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主要是他个人的问题,还是他周围人的鼓动,他在多大程度上受国际上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他也像大多数其他独裁者那样,很容易受到那些最善于揣摩上级心理、迎合上级需要的下级报告的左右?如此等等。

其实,人们并不仅仅是不了解应当如何正确地制定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策略,他们事实上也并不十分了解应当如何正确认识和对付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敌人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他们这时提出的18个问题当中,相当多的问题恰恰是针对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不了解:我们有些什么样的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几个阶层或派别?它们各自代表什么力量并起什么样的作用?而民族资产阶级的定义究竟是什么?作为背叛了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它是否还能够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作斗争?我们是否不应当没收资本家的企业?如果他们怠工,难道我们也不没收他们的企业吗?如此等等。[67]但布哈林似乎并不认为这些问题具有多大的意义,在他看来,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之最无情最残酷的敌人”,了解了这一点就足够了,至于它的派别、它的定义、它与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的关系,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68]然而,问题真是这样简单吗?

[28]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7页。

还是那句话,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弄清史实,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做些判断历史是非对错和从现实关怀的角度来总结经验教训之类的事情。史实弄得不清楚,或者似是而非,任何主观的判断和总结都可能变得毫无价值,甚至对读者产生误导。回顾50年来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更深感史实研究的重要,但愿今后国共关系研究能够在这方面进一步做出扎实的成绩来。

不错,自国共关系破裂以来,中共中央一再宣称:“民族资产阶级是最不成熟最没有力量的阶级,最不能负起历史上的改造社会制度之责任的阶级”,它“甚至于连造成自己政党的能力都没有”,因此,它永远不能成为反革命的领导力量,只能充当豪绅买办地主阶级的走狗,反革命的领导权只能是在豪绅地主阶级手里。[69]但是,随着蒋介石南京政府在与国民党各派势力的斗争中渐渐得到巩固,和其内政外交明显地与北洋军阀政府有所区别,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这种“与我们理论上差不多,但政纲却不同”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在“突飞地发展着”,“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已经取得了有力的地位,至少在最近的期间以内他成了一切政治事变的主要动力之一”。人们不能不相信,正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晓得制定减租条例、纳税条例,设佃业理事局,办御用的农民协会;晓得实行劳资仲裁,定分红制度,制定劳工法,组织黄色工会,还晓得大谈土地问题,劳动问题,宣传他们的‘以治法律方法解决耕者有其田’,宣传他们的福特主义”;由于他们还“晓得以和平的外交方式哀求列强放弃不平等条约”,同时还保持着“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等的口号,“并且还做一做抵制外货的运动”,乃至一心“想脱离帝国主义而抱着富国强兵的宏愿”,从而使得民族资本的状况“是进步了些”,外交如关税等也“相当的改善了”。[70]不仅如此,他们还注意到,正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相当的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势力,实行关税自主等”,“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和买办地主阶级发生激烈的斗争”,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根本上是与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级相矛盾的”,这种“根本的矛盾,没有方法可以一致”。[71]这也就是说,共产党人这时已经渐渐地开始相信,民族资产阶级正在为独立地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建立统一的中国市场而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显然取得了某些成功。

[29]
参见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1922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2页。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人们自然会提出疑问:“是不是他重新左倾,重新起革命作用呢?”尽管,中共中央这时明确否认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任何革命作用,断言“他是要和封建阶级争反革命的领导权,他是要帝国主义不帮助封建阶级而单独帮助他”。[72]但党内仍旧有些人怀疑:资产阶级是不是完全不革命了?毛泽东就认为:还不能说资产阶级完全反革命了,至少有一部分资产阶级还在斗争。因为他相信:“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领导了去,立即跑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家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中国资产阶级也同样碰着打击”,因此“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反买办豪绅阶级的民族民权运动”,它同样“是中国迫切需要的民主革命之一部分”。[73]

[30] 李云汉前引书,第135-136,138页。

[1]
波多野善大著,罗可群译:《国共合作》,广东档案史料丛刊,1982年。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是想要发展民族资本,它与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地主阶级阻遏民族资本生长的势力之间是不是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显然,在理论上,承认这种情况存在的本身就包含着承认民族资产阶级仍旧可能具有某种革命性。而在现实政治生活当中,任何一种承认资产阶级可能具有革命性的想法本身,又都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对反对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必要性的怀疑。这当然是不能允许的。为此,共产国际不能不迅速发出指示,告诫中共:不论是关税自主,还是一年多来中国经济的繁荣、民族资本的某些发展,只是“主要有利于恢复帝国主义者掌握的工商业”,要想进一步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固然,共产国际不能否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因而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豪绅之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但是,它断言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本性导致资产阶级只能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屈膝投降”。它严厉地批评中共中央“夸大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意志和战斗能力”,要求后者相信民族资产阶级“再不肯为消灭封建残余而斗争”,更“不可能对帝国主义实行独立的民族政策”。中国的革命任务,即统一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只能由工农革命来完成。[74]

[31]
《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党纲》,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5页。

[2]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8页。

共产国际的批评迫使中共开始改变前此的看法,并对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间矛盾的发展采取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间有矛盾吗?有。中国资本主义将来会不会有“相当的发展”?会。但是,“我们不能夸大这一事实的意义”。因为其关税自主和修改条约的主张,只是“使中国更深入殖民地化(更为帝国主义所奴隶报统治)的过程”;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终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控制与其所利用的封建势力的束缚”。至关重要的是,“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完全脱离其买办性和地主性”,因此它最终只会“一步一步的出卖中国民族独立的利益,妥协封建势力”。认为资产阶级还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的要求,“更是极大的错误”。[75]更进一步,当党内托洛茨基派出现之后,为反对该派关于中国已经是资产阶级当政的主张,中共中央乃至共产国际还改变了前此将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主要看成是资产阶级代表的态度,断言蒋介石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南京政府则是“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军阀联合统治的政权”,或称之为“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称现时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并不是前此所谓以桂系和冯等为代表的“豪绅买办阶级”与以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以蒋介石、桂系、冯阎等为代表的军阀、封建地主和土著的大资产阶级与以汪精卫改组派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中小资本家、小地主和城乡上层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后者最终只能与前者“合并成为统一的反革命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76]

[32]
中国国民党改组以来,仅发表过一个组织规约,后于1920年11月做过一次修正,均极简略。《中国国民党通告及规约》,1919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总章》,1920年11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27-131,401-403页。

[3]
转见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670页。

对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这种认识和策略,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之后得到了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尽管考虑到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和苏区经济生活的需要,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人们至少在形式上没有继续采取革命开始时的那种一概没收的政策,保证允许商业自由和一般不没收资本家的企业与房屋。但在政治上,根据共产国际起草的各种正式法律和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有关法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与地主、富农一样显然统统被排除在“公民”的概念之外,“半点政治上自由都不给他”。[77]当然,法律或法令也并不是永恒的,它也还是会随着各种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一切取决于实际的需要。不过,在这个时候,影响中共政策变化的看起来主要还并不是这种实际上的需要,而是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强烈的阶级斗争愿望和来自共产国际的各种理论规定。这种情况决定了共产党人多半并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理论观念出发来考虑自己的政策。尽管人们或多或少地已经注意到:“过左的要求,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是有害”,“过早的消灭资本家的错误尝试”导致很少有资本家敢于在苏区进行投资和经商,从而使得苏区“日常用品减少,商品价格昂贵,给农民的生活以不好的影响,以至引起他们的不满”。但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仍旧使他们要求自己的下级“必须无情的镇压苏维埃区域内一切地主残余,与资本家的反革命活动,并且没收他们的一切土地、企业与财产,从经济上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结果,下级人员出于各种原因,只能“依靠武力与行政的手段”去对付那些资本家和大小商人,就连过路的商船,人们“除了用枪去射击,或没收他们的财产外,也从没有想到……一方面可以征收通过税,同时……还可以发展我们的对外贸易”。[78]事情很清楚,在政治分野高于一切的时代,不论政策上如何规定,敌人就是敌人,人们在事实上是不可能把政治上的敌人看成是经济上的朋友的,即使是“利用”也难以做到。

[33]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的演说》,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7页。

[4]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丁雍年:《关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1期;李良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1-2期;杨圣清:《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两次谈判》,《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曹雁行、蔡霆光:《皖南始末》,《党史研究》1982年第1期。

李立三说过:“革命是要彻底的直线的,改良是修改的弯曲的,因此改良是反革命的”。[79]李立三的这种观念反映了这时相当多的共产党人对革命的理解。为了要彻底,人们只好宁左勿右;为了要笔直又笔直地前进,人们不得不放弃任何一种试图借助于策略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做法。但是,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三省之后,现实的力量对比是不是能够允许中共继续彻底的直线的革命呢?富有经验的共产国际领导人显然是最早注意到中共应当运用策略手段曲折前进的。当然,他们首先注意到在中国东北地区中共有必要重新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来强化中国人反对日本占领的斗争,多半是从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考虑的。但无论如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是根据这一主张,最先开始改变中共前此的彻底革命立场,提出了“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策略方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的颇为大胆的设想。[80]不管中共代表团这时的策略与设想还有着怎样的先决条件,它毕竟预示着中共对资产阶级的态度从此又要发生某种改变。

[34] 前引《中国国民党宣言》。

[5]
李海文:《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接触和谈判的历史过程》,《文献和研究》第7-8期。

1933年10月,中共代表团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应当“尽可能的找到灰色的甚至平时是反动的”,即属于上层小资产阶级甚或资产阶级的“一切名流学者”,来支持中共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81]进而,在11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第一次宣布过去被斯大林断定已经脱离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重新“倾向于革命,倾向于共产党”。他同时并尖锐批评“我们的党和群众组织中的一些同志还在教条地、公式化地、机械地和静止地理解和执行党所面临的这些具体的策略任务和实际任务”,声称他们远没有跟上客观形势的变化。[82]然而,在跟上客观形势变化这个问题上,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中共代表团,都花了很长的时间。尽管人们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提出“反日反蒋”的策略口号,但是,由于人们仍旧只能“教条地、公式化地、机械地和静止地理解和执行”党的阶级政策,因此,他们几乎没有实行这一策略的任何可能。直到将近在两年之后,即1935年8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并正式确定中共有必要实行“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之后,中国共产党才开始意识到在这一方针背后具体的阶级关系变动的内容。他们第一次开始承认:“在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中国小资产阶级是和反革命一直来反对革命的,那么现在的情形大〖不〗相同了,目前中国不俟是小资产阶级被不愿做亡国奴的呼声所警醒,被民族革命战斗〖的战鼓〗所激动,都投入反日反蒋的革命洪流中来了,甚至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及一些国民党的军官政客也鉴于‘满洲国’,‘共存共荣’的借错〖镜〗而混入反日反蒋的革命漩涡中来,因此目前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大大的扩展了”。不论他们参加革命斗争的程度如何,“革命〖者〗都不能拒绝与之联合战线”。据此,中共主张:“不管什么阶级(从工人起〖至〗资本家止)……,不管什么党(从生产党至社会党,民主党,国家主义派止),若果他们愿意做任何反日反蒋的活动,有一点救国救亡的情绪时,中国共产党都愿意很诚意诚恳的与之统一战线以共同担负起救中国的责任”。[83]

[35]
前引《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孙中山全集》第七卷 51-52页。

[6]
吕振羽:《南京和谈始末》,《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谌小岑:《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谈判的片断回忆》,《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陈立夫的《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邓文仪:《从军报国记》,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版;邓文仪:《冒险犯难记》,台北学生书局1973年版。

重新肯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具有某种革命作用,这意味着中共前此的黑白分明的阶级政策正在发生某些重要的变化。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虽然再度肯定工人和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但同时也承认“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可靠的同盟者”,并重提“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认为,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到反日战线中来的可能,就是“地主买办阶级的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有利用的可能。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共开始改变前此的阶级政策。会议第一次宣布愿意给“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第一次表示愿意尽自己的政策与权力给城乡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保护;第一次郑重表示愿意“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欢迎他们到苏区投资开厂设店,答应保证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许诺尽可能的减低他们的租税。[84]

[36]
有关孙中山因担心列强敌视苏俄而牵连自己,不愿与苏俄太过接近的情况,在马林和达林等人的笔记和回忆当中,以及在给契切林等苏俄领导人的信中,都有所记载。比如,孙中山就曾告诉达林说:“请你不要忘记了,香港就在旁边,如果我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将采取行动反对我。”见达林前引书,第113页。

[7]
李坤的研究似乎早于李海文,但文章发表却晚于后者,且只是未刊稿的缩写。见李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略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8期。

有必要指出的是,把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从排斥的对象之一,一步提升到革命的可靠同盟者的地位,这反映了中共党内对联合小资产阶级问题是颇为积极的和一致的。但是,人们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就远不那么简单了。虽然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大胆地提出可以吸收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苏维埃政权的管理工作,以至可以吸收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入党、参军等等,但却并没有宣布给予资产阶级分子以公民权,即便如此,对资产阶级分子的这种宽大,也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共产国际的严肃批评:这样怎么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而且资产阶级“有可能从内部破坏”啊![85]

[37] 达林前引书,第103-108页。

[8]
如林家有:《国共合作史》,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王功安等:《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徐矛等:《国共合作史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张广信:《国共关系史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苏仲波等:《国共两党关系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

毫无疑问,对资产阶级的宽大纯粹是由于共产国际正式批准的那个“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引起的。既然要联合一切愿意“抗日反蒋”的阶级和派别,那当然要区别对待仍旧处于统治地位的各个阶级。比如,人们只能把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提并论的蒋介石集团看成是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把愿意“抗日反蒋”的张学良、宋庆龄等视为有相当革命性的民族资本的代表;而既然肯定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并决定实行联合战线的政策,那么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吸收他们中的少数革命分子参加苏维埃政权管理工作的主张,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当然,在1936年8月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改取“联蒋抗日”方针之后,问题变得相对复杂了。因为联蒋政策本身的提出势必要求人们改变前此对蒋介石集团阶级属性的看法。在理论上,共产党毕竟不可能与地主买办阶级结盟。既然相信蒋介石可以转向抗日一边,那也就是相信蒋介石也可以参加民族革命,这意味着蒋介石实际上应该代表资产阶级而不是地主买办阶级。于是,在过去了几年之后,人们重新又用“资产阶级”的概念来泛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同时用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概念来区分其中的不同派别。进而,考虑到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后逐渐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人们又进一步把蒋介石等看作是区别于坚持对日妥协和对内反共立场的资产阶级中间的大资产阶级“中间派”。尽管,共产党人开始时对国民党的阶级属性的认识几乎是各种各样的,有认为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有说是“买办与资产阶级的”,也有说是“腐败的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代表的政治集团”。但随着1937年国共两党正式谈判解决两党关系问题之后,人们已不能不渐渐一致肯定国民党主要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了,至少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中派的力量现在已开始占有优势”的党。[86]这是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联合已经不可避免,而这种联合与合作理论上只能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而不可能在无产阶级与地主买办阶级之间进行。

[38]
陈独秀等共产党人这时曾多次发表文章阐述类似的观点。参见独秀:《怎么打倒军阀》,《向导》,第21期,1923年4月18日;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1923的4月25日;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号,1923年12月1日。

[9]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关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组文电》,《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统一战线,不能不重新唤起人们对20年代中期他们之间合作经历的回忆,因而提醒他们重视历史上失败的教训。共产国际对资产阶级破坏作用的告诫,更加强化了人们对资产阶级的不信任感。中共领导人很快注意到今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将“主要的是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民族资产阶级将会用一切方法“同我们争夺领导权”。在1937年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更告诫党和军队的领导人:资产阶级只是为了对付日本才与红军妥协的,因此,“防人之心不可无”,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87]

[39]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21页。

[10]
对于李海文和李坤文章中的讹误与欠缺,杨奎松于5年后撰文做了较为详尽的订正。见杨奎松:《关于1936年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经过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与此同时,潘合定在《周恩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第29辑,1989年。)一文中,也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资料。

相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这当然是共产党人的阶级观念所使然。但是,在1937年共产党人最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放弃了激进的苏维埃革命的形式以后,人们同样根据共产国际建议所定立的“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不能不是包含着资产阶级在内的。甚至,在国共两党实力相差极端悬殊的情况下,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共和国,多半还是由资产阶级国民党来唱主角的。很明显,共产国际不再坚持中共必须反对与资产阶级在政权问题上的合作了,即使是苏区政权本身。[88]相反,他们开始鼓励中共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并作更长远的设想。这意味着,中共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应当不仅仅局限于抗日战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恐怕也很难过多地注重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和对立,并不能不在暂时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更多地加以调整了。

[40]
《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1922年7月18日。

[11]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这样一种调整突出地反映在他们新的阶级政策上。在1937年底,随着王明等人带着共产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有关指示回到中共中央来,中共再度改变了他们一年以前所提出的“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开始把资产阶级包括在内了。王明提出:“在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阶段上,革命所要推翻的目标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权。参加这个民族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它一切抗日的力量。革命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切阶层和党派的中华民主共和国。”[89]显而易见,中共中央是赞同这样一种认识的。到了1938年,毛泽东还进一步将“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具体化为“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斗争目标。这清楚地表明,中共已经切实准备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并准备在承认资产阶级国民党居于“领导的与基干的地位”的前提下,承认以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作为这个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旗帜了。[90]这种情况似乎表明,共产党准备把与自己在阶级关系上根本对立的敌人当成朋友了,而且还准备做较长时间的朋友。

[41]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22年12月5日,《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2-163页。

[12] 应当指出,牛军的这本书在研究规范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即很少通过严格的注释来说明自己转引和利用了哪些美国和国内学者提供的文献资料和他们的研究成果。

非友即敌

[42]
转见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拉狄克和萨法罗夫的信》,1923年5月30日,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80页。

[13] 牛军在其专著发表前曾在《近代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过两三篇专题论文,如《赫尔利与一九四五年前后的国共谈判》(《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和《战后初期美苏国共在中国东北的斗争》(《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等,内容均属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范畴。

由上不难看出,在进入到30年代中期以后,共产党的阶级政策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根据一种固定的理论观念和经验模式来决定了,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根据实际政治关系的变动和自身策略的变动来决定的。尽管,在这许多的变动中,共产国际的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这接二连三的策略变动中如何认识和判断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派别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显然多半只是中共自己的事情。由于自1935年以来统一战线策略不断变动,中共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也不得不频频变化,这使得中共在对资产阶级及其派别的认识和判断问题上不能不发生某些困难。以至毛泽东从1937年起就强调认为,应当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作出理论上的说明。然而,直到1938年底为止,由于策略本身的频频变动,导致认识对象本身总是处于一种极不确定的状态,这使得人们几乎难以在一种基本确定的前提下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43]
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1922年12月29日。

[14]
第二次研讨会上在观点上略有些新意的论文是丁雍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酝酿与国民党政府抗日的开始时间》等;第三次研讨会和第四次研讨会中在选题上较有新意的论文分别是王赓唐的《从沪宁路东抗日时期敌后武装的组合和分化看国共关系》,和邵雍的《1939年至1942年国民党利用帮会反共述略》,但上述文章的研究尚不深入。

在1939年,情况有了不同的变化。1939年,从1935年特别是从1937年以来一步步看好的蒋介石国民党开始重新暴露出其必与共产党为敌的真实面目,其“防共”、“限共”文件接连出笼,反共军事磨擦更是步步逼紧,从而使得共产党不得不对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所确定的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方针日渐发生怀疑。终于,共产国际1939年5月间关于国民党的反共可能包含着投降阴谋的指示,促使人们重新开始强调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6月,毛泽东在肯定“国民党是以资产阶级为首干的党,是在资产阶级指导之下”的同时,首次明确指出了“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甚至再度把“地主”与资产阶级相提并论。[91]很清楚,毛泽东再度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表现出极端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又是同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的判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44]
《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月6日,《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资料档案丛书》,第188-190页。

[15]
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时候》,《党的文献》1989年第2-4期。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共产国际关于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指示[92],使人们进一步确信资产阶级是最没有前途的。毛泽东开始相信:“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展开了,“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93]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当然有重新估价的必要。

[45]
《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2号记录》,1923年1月4日,《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资料档案丛书》,第186-187页。

[16]
邱路:《也谈「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时候」》,《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

从1939年秋天起,毛泽东先后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开始系统地研究和论述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他显然坚持共产国际在1929年对中国资产阶级所做出的基本判断,即由于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它不仅“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因此,他相信,资产阶级固然在一个时期可以参加革命,成为革命的动力之一,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但在另一个时期,就要叛变革命,并转过来压迫革命,成为革命的敌人。考虑到这种情况,资产阶级当然要“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看作是不利于他们,而要加以限制,而采取欺骗、诱惑、溶解与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即拿这个政策作为他们投降敌人与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的”。毛泽东断言:“在中国的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原故。在今天,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鉴于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爆发以后,当今世界已经被截然划分成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而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充分暴露出其腐朽性而日渐崩溃,国际资产阶级及其政权已经没有前途,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当然也失去实际意义。据此,毛泽东大胆推翻前此关于与资产阶级共同建立三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设想,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政治主张。那么,今后决定着中国命运并将要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基本构成的,应当是哪些阶级呢?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毛泽东坚信:共产党已经领导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它们必然要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94]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又再度把中国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的动力之外,主张取消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未来命运的发言权,直截了当地主张由无产阶级的共产党而不是由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来领导中国革命。

[46]
《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月6日。

[17]
如金再及:《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杨云若:《简析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与共产国际七大关系问题的争论》,《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4期;李良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问题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5期;刘经宇:《论“抗日反蒋”与“逼蒋抗日”》,《党史通讯》1987年第7期;荣维木、赵刚:《中共“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李义彬:《关于“逼蒋抗日”方针形成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

把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的动力之外,并否认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未来命运的发言权,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国民党就此失去了革命的作用,而成为革命的敌人呢?显然,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在国民党仍旧继续抗日的情况下,笼统地否定整个资产阶级,并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利益。事实上,毛泽东也并没有这样做,他甚至相信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丧失革命作用。为此,他具体地提出:“资产阶级有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买办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的外国资本家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它们和农村中的半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买办阶级决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仅因为买办阶级是分属于各个帝国主义的,在革命主要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可能在极小的程度上与极短的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统一战线。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则本来就是具有两重性的阶级,即有同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有矛盾而成为革命动力的一面,也有依赖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反对革命的一面。而“民族资产阶级中又有大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区别。大资产阶级,那是妥协性很大的很不可靠的部分,而在中产阶级尤其是中等民族工业资本家,则是比较多带革命性的部分”。当然,毛泽东相信,民族资产阶级必有革命性完全使用枯竭而只剩下反动可能性的一天,但他也了解,还不能简单地把仍在抗日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排除在革命的阵营之外。[95]

[47]
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组织内是适宜的”一句,马林曾建议使用更为明确的语言,比如“他们应该留在国民党内”。但没有被维经斯基接受。

[18]
中共中央统战部1961年成立西安事变领导小组,即开始事变史料的征集工作。文革中工作停顿,至1979年恢复。以后只在1986年出版过一部7万余字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几十年征集的大量史料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相信国民党代表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毫无疑问是以国民党参加抗日的事实为依据的。因为国民党抗日,所以相信它有革命性;因为它有革命性,所以判断它主要不是代表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地主买办阶级。但是,笼统地判断国民党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并根据蒋介石的反共措施相信资产阶级正在失去革命性而开始走向反动,这必然要导致有朝一日因为共产党与蒋介石关系的破裂而不得不与所有资产阶级为敌。而事实上,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这种作法不仅对共产党不利,而且也不能适合资产阶级内部的实际状况。实际的状况是,在国民党内部以及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矛盾,它们对共产党以及对抗日的态度都有相当大的区别。经验已经告诉共产党人,笼统地把它们都看成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并有朝一日因为蒋介石的反共分裂活动而将它们统统视自己的敌人,对共产党并没有任何好处。

[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前引《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76—77页。

[19]
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177-185页。事实上,这种说法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定论。因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等,均持同样的说法。

1940年3月,毛泽东开始系统地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主张,和建立“三三制”政权的积极设想,决心把进一步争取地方实力派和中等资产阶级作为孤立和反对蒋介石等顽固派的有效手段,这就使得毛泽东不能不进一步考虑修改自己对于资产阶级的认识。显然,笼统地把必然争取的大批中等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和势必要加以孤立与反对的大资产阶级统统归入“民族资产阶级”,不利于共产党人客观地作出阶级估量和制定政策。十分明显,鉴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共态度日益强硬,毛泽东这时已经断定,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是“妥协性很大的很不可靠的”大资产阶级与“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大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并断言:国共关系“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政之时,不能有彻底的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争取中间势力的原则,他不能不下决心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与那些与蒋介石态度不同的地方实力派和其他中等资产阶级分子区别开来,并据此于1940年7月间提出了“目前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同盟军”的观点。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当然不再是包括蒋介石以及过去所说的“大资产阶级”在内了。[96]

[49]
越飞、马林:《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1922年12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00-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