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向蒋介石铸献九鼎的流产与非议,梅屋庄吉

《孙中山与梅屋庄吉:推动辛亥革命的日本人》,[日]小坂文乃著,吴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25.00元

蒋介石在命人编辑《困勉记》等五书之外,又命同乡孙诒等编辑《事略稿本》。这是年谱长编性的著作。全稿按年、月、日收录、排比与蒋的生平有关的各种资料,如文告、函电等,其中也大量摘录蒋的日记。该书上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自1927年始,止于1949年。同样,它对蒋的日记有删选,有压缩,有加工。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编者为了维护蒋的形象,对日记手稿本中的部分内容有所讳饰。有些地方,编者还曾根据后来的历史环境对手稿本的文字作过删改。例如,抗战后期,蒋介石与美国冲突时,曾经多次在日记中痛骂”美帝国主义”。这些激烈语言,在《事略稿本》中就找不到了。《困勉记》等五种稿本现藏于台北”国史馆”。《事略稿本》也藏于该馆,近年来陆续刊行。不过,由于该稿卷帙庞大,刊行速度较慢,全部出版恐尚须时日。秦孝仪主编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可以视为《事略稿本》的简本。其中所引蒋的日记未作说明,也有修饰,个别改动甚至距手稿本较远。该书印数很少,属于内部资料性质。由于该书仅编至1949年,近年来,台湾学者刘维开教授等正在续编,已出1950年、1951年、1952年三册。此外,20世纪50年代,日本产经新闻社以日文出版了《蒋总统秘录》。为帮助该社编辑此书,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派专人摘抄、提供了包括蒋介石日记在内大量文献,因此该书在叙述蒋介石生平时曾部分引录蒋的日记。后来美国学者黄仁宇写作《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即根据《蒋总统秘录》和《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此后海内外学者研究蒋介石的著作,所引日记不少出于此书。其实,黄仁宇本人并未读过任何蒋日记的手稿本、仿抄本或类抄本。《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事略稿本》,《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蒋总统秘录》等书不以公布蒋的日记为目的,其主体部分也不是蒋的日记。勉强分类,只能称之为蒋的日记的”引录本”。至于2007年初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张秀章编著的《蒋介石日记揭秘》则是一本伪书,笔者已有两文揭露,此处不赘。二、真实性问题日记记录本人当日或当时亲历亲见之事或个人所为所思,不仅比较准确,而且私密度很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蒋介石,是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决策者,长时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从他的日记中,人们能够了解蒋介石的思想、性格、活动以至他的极为隐秘的内心世界,了解蒋介石和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特别是了解那些不见于新闻媒体、政府公报,为局外人所不可能得悉的、深藏的政治内幕。但是,蒋的日记可靠吗?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主要为写给别人看的,这种日记往往装腔作势,把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例如阎锡山的《感想日记》,满篇都是《论语》式的格言,一望而知是教人如何成圣成贤的,没有多大价值。一种是主要为写给自己看的。此类日记,目的在于自用,而不在于示人传世,其记事抒情,或为备忘,或为安排工作与生活,或为道德修养,或为总结人世经验,或为宣泄感情,往往具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蒋的日记大体属于此类。蒋虽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后生活一直比较荒唐,我曾称之为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亡命日本东京,受孙中山之命,加入中华革命党,同时尽力读书,在这一年读完《曾国藩全集》,深受影响。1916年,他的引路人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这件事给了蒋介石以极大刺激。”自矢立品立学,以继续英士革命事业自任。”他决心从此改邪向善,立志修身,每日静坐、反思,按儒学要求克己复礼。此后的一段日记应该比较真实。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他继续用儒学、特别是宋明道学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存天理,去人欲,日记成为他个人修身的工具。他修身的愿望是真诚的,日记自然也有相当的真实性。此后,他的日记逐渐增添新的内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记录,治兵、治国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总结等。蒋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常有反思,他的日记也就相应成为反思的载体。这一段时期,蒋介石还不会想到他将来会成为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要人,他的日记会长期流传,成为历史学的研究资料,因此,没有必要在日记中矫饰作假。等到他地位日隆、权势日重之后,他自然明白其日记的重要,但是,由于他继续通过日记记录每日工作、思想、心得,安排工作日程、计划,提醒应注意事项,并继续用以治心修身,是为自用,而非用以示人,因此,一般会如实记录,而不会有意作假,自己骗自己。例如,他抗战期间的日记一般分几个部分:1.提要。记当日主要事件或主要心得、主要修养要求。2.预定。记一二日内应做之事。3.注意。记对国内外形势的思考和应加注意之事。4.记事,记一日所做主要之事。5.上星期反省录。6.本星期预定工作纲目。7.本月反省录。8.本月大事表。等等。假如蒋在这些项目中造假,等于是给自己造成混乱。说蒋记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有些事,他是”讳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系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又如,1931年的软禁胡汉民事件,蒋只记对自己有利的情况,而不利的情况就不记。再如,抗战期间,蒋介石派宋美龄去香港指导对日谈判,他就绝对不记。蒋自己就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可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同时,他的日记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和立场,自然,他所反对的人,反对的事,反对的政党和政派,常常被他扭曲。有些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样子。因此,只能说,蒋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不是句句真实,事事真实,而且,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看蒋日记会是很大的不足,但是,看了,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蒋的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主要为示人,为公布。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证明。一、蒋身前从未公布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向公众宣传,进行自我美化。当然,他会想到身后立传,使自己的事迹流传的需要,这一功能主要由《困勉记》和《事略稿本》一类著作完成。蒋一般会选择自己的同乡或亲信进行编辑,这些人自然会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删削或修改部分内容,而蒋本人也会逐本校阅,严格把关。二、蒋喜欢骂人。在日记中,蒋骂过许多人,好友如戴季陶、黄郛,亲属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汉民、孙科、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下属如周至柔等,几乎没有人不被他骂,而且骂得非常狠。蒋如果考虑到要示人、要公布,他就不会在日记中那样无所顾忌地骂人。三、在日记中,蒋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例如早年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欲”之间的艰难挣扎,甚至为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自慰”等。此类事,蒋在日记中都如实记录,显然,记这些,决不是为了示人,更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高大与神圣的形象。因此,我的结论是,蒋介石日记是研究蒋介石,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亚洲史、世界史也有相当的价值。有经验的、精心的阅读者从中将会发现很多可以推进或加深其研究的内容,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某些既定的观点,写出更准确、更科学、也更丰富的历史著作。

九鼎是古代中国特有的器物,寓有神圣之意。有关九鼎的记载最早出自《史记》,据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继之,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宋徽宗崇宁三年,也曾先后铸九鼎。自宋徽宗之后,此项记载便淡出史籍,九鼎逐渐成为古老的历史故事,仅仅在词典上留下一个并不常用的名词。

茫茫人世间,有一种人可遇不可求,那便是知音。

然而,时至公元1943年,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这个早已绝迹的器物竟又一次现身。这一回铸鼎的一方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几个下属党部,而献鼎的对象则是该党总裁蒋介石。这个绝迹之物的重现,也使九鼎的故事跨越时空,从上古延续到近代,从禹延续到蒋。
1943年1月,在蒋介石的直接督导之下,中国与英美分别签署平等新约,据此,存在于中国约百年的不平等条约被取消,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至少在形式上得到解除。废除不平等条约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主题之一,由于此举具体经由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完成,为此,官方的刻意宣传与民间的自发情绪交汇在一起,在重庆掀起一轮对蒋个人歌功颂德的浪潮。
正是在这样—个背景与氛围之下,向蒋介石铸献九鼎的拟议被提出。拟议及操办者,为组织部下属大学党部与工矿党部,而出面牵头的则是组织部长朱家骅。
铸献九鼎的消息传出之后,蒋本人并不制止,等于默认,由此招来人们私下异议。3月22日,军令部长徐永昌日记记载:“晚饭后王芸生、曹谷冰来……王、曹对委员长允准各大学铸献九鼎表示不应当,并云鼎文为顾颉刚拟,鼎式为马衡办(此事全出人意料之外)。”王芸生时任《大公报》总编,曹谷冰则任该报董事,王、曹、徐三人的反应至少都不是正面的。
这九个鼎后来尚未对外展示即被封存,亲眼见过其实物的并不多,时任组织部秘书的庞镜塘记载:九鼎“经中央大学美术系和美术学院两位教师画出几种图样,最后送朱家骅审定为圆形三足的一种,并决定用最好的铜合金铸造成坯,然后饰以浮雕,花纹略仿三代彝器的旧图案”。据称:“九个鼎的形制大小和花纹完全相同,器高约30公分,重十几市斤。”据前述王芸生所云,鼎式的设计出自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
九鼎铭文全文如下:“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此九鼎,宝于万古。”几句空话,形式大于内容。
当年10月30日,中国与美英苏一道签署《四国关于普遍安全之联合宣言》,据此,中国的四强地位得到确认。年初,基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铸鼎的拟议被提出,年末,随着四强地位的确认,献鼎的时机已然水到渠成。
11月3日,中央社报道:“全国工矿暨学校党部铸九鼎奉献总裁致敬,闻于本月七日在某地举行隆重奉献典礼。”“并悉奉献九鼎筹备会恭请组织部朱部长家骅为主献人云。”
3月间徐永昌初闻此一消息,或许因为还只是一个传闻,其反应仅仅是出人意料,但当此事被证实之后,11月6日,徐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闻明日各界将献九鼎于蒋先生,此亦可纪之一□也。”“余向主努力求己,不重视向国际求体面,即个人亦然。今日献九鼎,蒋先生应却而不之却,徒损其大,献者不以德爱人,徒增国家之陋。”
九鼎之铸与献,均缘自在国际上获得“体面”,徐的意思是不应过于看重这些表面现象。徐对九鼎的献受两方均表不满,认为献者不以德爱人,受者则应却而不却,结论:国家之陋。
11月7日,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第28期举行开学典礼,按照预定安排,献鼎典礼一并举行。不料事到临头,献鼎忽遭蒋氏严拒,急令叫停。
关于拒献的原因,蒋在当天日记中这样解释:中训团开学典礼,“本拟准予同时举行党员献鼎典礼,以志本党取消不平等条约之永久纪念,惟见报载,该鼎耗费金钱二百万元,为时一年有余,且需用数人抬杠,殊甚骇异!今晨到党训班时,正实习献鼎典礼达二十分钟之久,此种耗钱费时,无益于党国抗战与民生之事,在此战危时困,军民穷乏之际举行,可谓无聊已极。乃令作罢,故仅举行开学典礼而已,至对于为献鼎而来之五百余人,在开学致词时,乘便训导,并说明作罢之理由,使一般党员亦能多得一层教训,并使之务实而不尚虚文也。”
此一记载表明,献鼎一事本已获准,而蒋所以忽又拒献,是因为得知耗钱费时,故而斥之为虚文无聊。总之,在最后一刻,蒋总算保持了一分清醒,没有让这个无聊之举成为最终的事实。
拒献的消息迅即传开,再次引来人们私下热议。任职于侍从室的唐纵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上午中训团开学,组织部将举行献鼎典礼。委座以工料甚贵,典礼隆重,大怒。责备朱部长不是。此时前线将士浴血抗战,何能如此耗费,作此无益之事。时贤多赞委座英明。”
此一记载可以这样理解,既然时贤对于拒献的反应是正面的,反过来,对于铸献的看法肯定是负面的。
唐纵仅仅记载了人们的一般反应,但是,此类“无聊”之举为何能够发生,唐并未深究。时任铨叙部次长的王子壮探讨了这个问题。11月12日,王子壮在日记中对事情的经过记述如下:原拟中训团开学典礼与献鼎典礼一并举行,但蒋“见鼎为正式之铜鼎,即召朱部长至主席休息室,高声斥责不应如此。谓作事须有意义,符合时代潮流,而此举既无意义,又未合潮流……殊为不当。旋出而行开学礼,言及党员应知耻,则指献鼎为不知耻,并声言不用再献,我接受各位的意思好了。此事予朱骝先部长以当面责斥于大庭广众之中,至使人难堪,故朱氏有不愿干之表示。”
蒋对朱家骅的斥责及中训团开学典礼讲话,国民党官方文献未见收入,王子壮的记载可以聊补此一缺失。
那么,发生此事的原因何在?王子壮这样认为:“总裁以雄才大略,本不免英雄自喜之心,近年以总裁身旁至少诤言,且往往蒙蔽事实以饰非……献鼎之动机实难逃此种责备。”所谓英雄自喜之心,指好大喜功,这是蒋自身的弱点,而另一原因则是蒋的身旁缺少诤言,铸献九鼎正是两方面的原因互为作用的结果。
另外,关于献鼎的具体经办,王子壮认为责任并不全在朱家骅,蒋亦应负一定之责。王写道:“朱氏之出此,事前曾有报告请示,献鼎时则指定于训练团开学之时,彼并未有何反对之表示,在签呈上批一‘阅’字。其意盖谓‘知道了’,何以突然来此打击?谓其心绪不好亦不应前后判若两人……”此言意指蒋出尔反尔。
王子壮探讨了献鼎的成因,较之唐纵那样的一般性记录有所深入,但王并未抓住问题的核心,此即献鼎的性质。徐永昌提出了这个问题。11月18日,徐在日记中这样表示:“蒋先生在中训团却朱骝先等所献九鼎,此事关系太大。”为何关系太大?徐继续写道:“民四初闻筹安会之名词,以为袁总统会将赫然震怒……不意其渐至于自谋之。张勋复辟前,余亦以为断不会再有此胡涂事,卒至龙旗通衢,方觉果有此笑话出现。九鼎固微,然献者之心至危。”徐称蒋之拒献大快人意,结论:“谁曰我中华民国未进步。”
在这里,徐把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与铸献九鼎联系起来,作为同一类问题一并提出,从而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与核心。向蒋个人铸献九鼎,其实质并不在于耗钱费时,也不在于虚文无聊,而在于它是一项封建性质的活动。正因为徐的视角摆在这里,因此,徐把蒋之拒献视为国家的进步。
围绕九鼎而引出的争议,蒋是其一,朱家骅是其二,而第三个遭物议的则是九鼎铭文的作者之一,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顾颉刚。
关于撰写九鼎铭文一事顾氏后来予以否认。此事本身并不复杂,只需做一个简单的清理。1943年1月11日,顾颉刚日记记载:“中英、中美另订新约,废除百年来之不平等条约,是抗战以来第一可喜事也。”这是背景。1月28日顾又记载:大学党部与工矿党部欲向蒋献九鼎,“而以鼎铭属予,因就起釪所草,加以改窜”。
刘起釪当时是中央大学的学生。这就是说,撰写九鼎铭文这件事由顾接下,再由顾交刘起釪起草,最后经顾“加以改窜”而上交。所谓改窜,既是修改也是定稿。整个过程的确由顾经办,因此本文称顾为作者之一,这个定位应当可以成立。但由于顾的名气大,当时人们只知顾颉刚而不知刘起釪。
中共建国之后,这件事一度被视为顾的政治污点,对此,顾曾这样自辩:大学党部等决议向蒋献鼎:“因为我在中大,所以由中大的同学邀我撰鼎铭,适有历史系学生刘起釪曾作文言文,我交给他做了……我把刘君所拟的送去,说明不是我做的,但过几天报纸上登出来,仍写了我的名字,这是他们要引我的名以为重的意思。”这个记述,完全回避了“加以改窜”的事实。
顾氏继续写道:“哪知隔了六年,忽然旧事重提,说我献鼎。我哪里来的铸鼎的工料钱……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决裂,共产党尚喊‘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而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未始不是共产党该庆幸的事,这鼎即使是我做也并不在今天犯罪。”
顾之自辩归结为两点:其一,铭文出自刘起釪;其二,中共当时亦拥蒋。的确,在抗战时期说几句蒋的好话并不为过,中共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认为: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中共的此一说法,此一承认,较之“我士我工,载欣载舞”几句空话,肯定可以为顾做更为有力的政治开脱。
顾氏对九鼎铭文的下推与上挂,无非是政治压力下的无奈的反应,问题在于:这些其实都不是事情的核心。顾颉刚曾亲身经历五四洗礼,但却回过头来参预这种与五四精神完全背离的活动,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也是引起当时的知识界侧目的原因。
1943年12月18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重庆造访俞大维与陈寅恪,竺记载:“寅恪对骝先等发起献九鼎,顾颉刚为九鼎作铭惊怪不止。谓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
如前所述,根据《史记》记载,九鼎为禹所铸,而顾颉刚最为著名的学术论点之一,就是否定禹之存在,此即人们通常所说:禹是一条虫。既然禹不存在,那么,就逻辑而论,由禹所铸的九鼎当然也不存在,因此陈寅恪表示不解:顾颉刚不信有禹,却信有九鼎。
但是,真正引起陈寅恪“惊怪不止”的,并非禹与九鼎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是献鼎所表现的与时代精神的背离。接下来竺可桢记载:陈寅格“作诗嘲之云:‘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日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陈诗所指与所嘲,正是问题的核心与实质。
既然被蒋拒绝,铸献九鼎也就没有成为最终的事实。本文所以把这个半途而止的问题提出,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一种较为典型的不对称的精神现象。
不平等条约的取消至少在形式上解除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这肯定是历史的一个进步。然而,向蒋个人铸献九鼎,则又是一种封建性质至少是半封建性质的拟议,这肯定是历史的一个退步。以封建或者半封建的方式,纪念半殖民地的解除,等于以退步纪念进步。一句话,以一种反时代的精神风貌,而面向时代的前行。本来,从理论上讲,进步与退步两者似乎互不相容,然而在实践上却可以被人们合为一体。既是不对称的,又是可以平衡的,此即铸献九鼎所留下的一个可供思考的问题。
最后,那个期待“宝于万古”的九鼎去向何方?据庞镜塘记载:遭蒋拒献之后,“朱家骅即刻派人把这九个鼎送交中央图书馆暂行代为保管,以后便不知下落了”。看来,其命运与夏禹、武曌、赵佶所铸之物,大体相同,都被吞没于历史的瀚海。

它始于两个人“恍然隔世的相逢”
,“未识心先许,开襟语便诚”便是对这种情感的高度概括。它是爱与欣赏,专注与容忍,是一种高度的灵性的契合,同时还包含至死不渝的情感。孙中山和梅屋庄吉(1868—1934)便是这样的异国知音。

梅屋庄吉,日本长崎人,早年经营对外贸易,后改操电影业。15岁的时候,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上海看到多数百姓一贫如洗,“中国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在街角林立,中国民众饱受欧美列强的欺辱。而在他的家乡长崎,称中国人为“那边的人”,这个称呼含有对中国人的尊敬和亲近之情,然而眼前的这种反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生就一副侠肝义胆的梅屋庄吉对欧美列强心生愤怒。

看到了中国人的苦难与悲哀,梅屋庄吉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是日本人的朋友加兄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回想起来,这一时期铭心刻骨的感受成为梅屋庄吉日后同情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正是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使这个年轻人从此开始思考亚洲的未来。也许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在孙中山29岁、梅屋庄吉27岁时,二人相遇相知。

他们第一次在梅屋庄吉于香港经营的照相馆见面,便倾心畅谈,引为知己,一致希望能实现中日间的友好、亚洲的富强和人类的平等。为此,二人交换了盟约“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自从与孙中山成为莫逆之交起,他的一生都在为筹集资金支援辛亥革命而奔走四方。

身为富豪的梅屋庄吉是个浪漫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深知革命只靠信念和理想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为了实现理想,必须调动充分的人力。而为了调动人力,资金就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梅屋庄吉在当时最尖端的产业——电影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且始终依靠这个产业支撑着他的庞大出资:筹备革命武器和弹药,发行机关刊物,派遣医疗救援队,创建革命军飞行大队,专心培养中国的飞行员。此外,还对那些为推动辛亥革命运动而奔赴中国的大陆浪人提供资金援助以及军票的制作。关于这诸多项目的支出,其资金总额之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据日本经济学家统计,梅屋庄吉支援给辛亥革命的资金高达2万亿日元。

孙中山一生有约1/3的时间在日本度过,是梅屋庄吉从精神和物质上全力保护和照料他,并帮助他收获了一份伟大的爱情。在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事饱受众人非议,二人内心倍感孤独的时刻,是他和夫人德勇敢地站出来,亲自为他们操办了婚礼。也正是在那场旷世的婚礼上,梅屋夫妇和孙中山夫妻分别结为义兄弟、义姐妹。
尤为令人唏嘘的是,孙中山生前,他嘘寒问暖,手足情深,孙中山去世后,他对孙中山的感情依旧未变。

1925年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后,孙中山的长子孙科给梅屋庄吉发来了讣告:

父亲孙中山十二日早上9点去世。谨此感谢生前您给予父亲的深厚情谊。

梅屋庄吉的女儿千世子记得接到噩耗后的父亲一边叹息一边说道:“在孙中山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他。我不会再遇见那样伟大的人了。”

梅屋庄吉给孙科和宋庆龄发去了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