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戊戌的思想启蒙和辛亥的革命风暴

为了挽救即将衰亡的政权,
20世纪初清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新政措施,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社会风俗改良等各个层面,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这次禁烟律令严明,成绩突出,与其他改革措施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和推动了清末的新政步伐。

近代中国历史是发展迅速的,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维”资本主义之“新”,“变”封建主义之“旧”的维新运动,引发了社会的变动、思想的启蒙;十多年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探究这段历史,寻求相互关连,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义和团运动后,中国民间对外思想发生重大转变,形成比较一致的惧外、开放主义和文明抵制思想(注:参见拙作《庚子事变与近代中国对外思想的形成》,苏位智、刘天路主编《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同盟会成立前后革命派对外策略的整合,十分典型地体现了这种转变。同盟会成立前,革命派内部的对外态度虽无原则分歧,但有程度之异;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对外策略进行了整合,肯定了文明排外思想,并在收回利权运动中有所体现。同改良派相比,二者虽因指导思想不同形成参加爱国运动程度有异,但主要还是方式和程度的区别,而非反帝目标的差异。

一、财政困境下禁烟的缘由

一 同盟会成立前革命派对外策略的分岐

清末,满清王朝一方面需要支付巨额的皇室开支,一方面又要应付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清廷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然而,不道德的鸦片贸易税收在晚清财政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诚然,“在中国,财政无疑像一块礁石,而国家这只航船很可能触礁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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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晚清政府冒着财政崩溃和政权灭亡的危险掀起了这次全国性的禁烟运动呢?

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发动“公车上书”,痛陈民族危机,请求变法维新,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此后,又设学会,办报刊,不断上书,联合帝党,取得了“诏定国是”的实现。尽管新政施行,只有一百零三天,但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却起了深远的影响。

学者公认,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革命思想有两个来源: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主要来源是其反满思想,而其他大陆赴日留学生的革命思想主要由排外而走向排满(注:如史扶邻认为,孙中山除了在兴中会章程序言这个有限的范围外,从未公开表示过反对帝国主义。他还认为,知识分子的反满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副产品,把清统治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是学生的刊物和小册子所表现的普遍态度。(〈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5-256页。)吴相湘认为,孙中山自幼接受西洋教育,数次游历欧美,对法国、美国独立运动得到外力援助有所认识,认为中国革命接受外援不仅正当而且应该努力争取。黄兴等人接受国内教育,他们发动革命的导火线是俄军久据东北,所以其最初的革命动机毋宁为排外。(吴相湘著《宋教仁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50页。)周锡瑞同意史扶邻的观点,认为孙中山的反满主义主要或至少部分来自他亲西方的态度,而留日学生的反满思想,则几乎全部来自他们的反帝思想。(见《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译本,第56页。)。)。这个观点能够成立,但尚需完善。两派对外态度的差异,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前并不缺乏反帝思想,但因受策略的限制,行动上无暇顾及;而大陆留日革命派的排外态度则显然是被夸大了。

第一,鸦片烟毒耗银费财,导致国家白银大量外流。鸦片战争爆发前,西方列强对华鸦片输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因鸦片的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开始破坏天朝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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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的大量外流,引起政府的极度恐慌。从1870年到1890年的二十年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都在90
000担以上,洋药价值每年平均三、四千万两,相当于鸦片战争前夕的二至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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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1865年之后,洋药进口每年五万余担,“价值银三千余万两,而民间完纳税厘,加以贩运水脚,及至煎膏吸食,视原来之价约加一倍,是洋药一项每年民间已耗银六千万两矣⋯⋯土药价值虽较洋药仅及其半,然出产之数视洋药多至六倍有余,则其价值之银计尚不止三倍。虽税厘较轻,贩运水脚较少,然至煎食之时亦必视原价加十之五,是土药一项每年民间耗银一万四五千万两矣。总计洋药土药两项,民间所耗之银,每年当在二万万两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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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烟谕令颁布前夕,还有朝廷重臣上陈奏折,力主清廷禁烟,并进一步分析了鸦片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危害。

戊戌变法之所以是思想启蒙运动,是因为它对传统的否定。我国是长期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皇帝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孔子的权威也是不可动摇的,经过戊戌变法,这两个传统“权威”,却发生了动摇。

从各种迹象看,孙中山对列强侵略中国的危害有相当认识,但庚子前后的态度有很大差别。1900年前,他十分担心列强瓜分中国。1894年所作兴中会章程序言中,他认为当时列强对中国已经是瓜分豆剖,渐露机芽,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约在1898年前后在日本与宫崎寅藏的笔谈中,仍认为“中国瓜分之机已兆”(注:李吉奎著《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1899年“悲愤时局,尤山河之破碎”,作《支那现实地图》,详列被列强割占之土地及已分之铁路,“以便览者能触目惊心”(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96页。)。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与日本人笔谈时,他指出“既恨满清之无道,又恨列强之逞雄”。八国联军侵华时,外国军队有很多“野蛮之行”,中国人“目击心伤,所以不忍闻分割之论,如各国竟出此策,则四百世之地,祸尚未有涯也。”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时,“有暂分裂者,有不分裂者,而分裂者多,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而自行分裂者尚如此,况为他国所瓜分者乎?故有识之士,甚畏分割也,且更畏外国之分割也。”但当听到日本本意不想倡导分割中国时,孙中山略微安定下来(注:日本外务省档案,引自李吉奎著《孙中山与日本》,第140页。)。可能受到这次笔谈的影响,孙中山的观点有了根本地改变,此后认定中国不会被瓜分。1901年12月发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他认为“义和团民,以惑于莫须有之分割,致激成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已有视死如归以求幸者矣”(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601页。)。1902年2-3月份在与章太炎、秦力山等人讨论土地问题时,仍然认为“外人之干涉不惧”,主要是担心革命派内部的混乱(注:《孙文之言》,1904年10月28日《大陆报》第二年第9号,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278页。)。1904年,在应美国人麦克威廉斯要求,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革命宗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虽然认为欧洲列强瓜分世界已经完毕,中国是他们争夺的最后焦点,但认定列强不能瓜分中国。列强何以不能瓜分中国,孙中山将其原因归之于中国的“民情”,即中国历史上有统一的传统。中国“就国势而论,无可保全之理也;就民情而论,无可分割之理也”。“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是支那民族有统一之形,无分割之势”(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由于文章属于宣传品,孙中山并未直接点明他分析的列强不能瓜分中国的原因在于列强内部矛盾及中国在义和团运动中展现出来的“民气”,因而文中对列强不能分割中国原因的分析,稍嫌不能切题。当然,也不可能提到中国反帝问题。

第二,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土种鸦片的产量骤然上涨,致使晚清农业受到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经济为鸦片所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缓解财政困境,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威逼利诱之下,施行“寓禁于征”的禁烟政策,使鸦片贸易走上了合法化的道路,从此鸦片流毒一发而不可收拾。1839年,烟土输入5万担左右,本土1万箱左右,计600万斤左右,烟地30~4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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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土烟洋烟合计有64万担,是道光时的12倍。中国本土大量种植鸦片,烟地达到18
713,600亩,生产鸦片584 800担。[ 6 ]
吸食鸦片的烟民遍及各个地域,几乎渗透了所有的行业, 1906 年竟达到2 000
万人。[ 5 ]
故此,清政府严厉禁止国内种植鸦片,督促和提倡种植棉花或五谷杂粮等,力图减少鸦片贸易造成的经济损失。清末,不仅洋烟大量合法进口,而且本土鸦片产量骤增,甚至超出进口鸦片。国内土产鸦片数量的遽然增加,虽然客观上抵制了洋药进口,但也使整个晚清社会陷入鸦片毒害之中,人民因之而失志,农业因之而减收。

我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以来,皇帝一直是最高权威,皇帝的意旨,臣民是必须服从的。康有为等维新志士也想利用皇帝权威发动变法,从而不断上书,希望政治上立宪法、设议院;经济上保护民族工商业,予中国资本主义以适当的发展;军事上重练海陆军,挽救瓜分危机;文教上废科举、办学校,译新书,以培养新的人才。设想只要“皇上之明”,就能“举而行之”。然而,从小在慈禧太后“训政”下,1889年“亲政”后仍无实权的光绪皇帝,虽有翁同龢等的支持,却抵制不住后党的压力,终致政变猝发,幽禁瀛台,皇帝连自己都不能保,当然谈不上“权威”。

孙中山虽然对列强侵华的危害性颇有认识,但不足是显然的:首先,他将庚子前列强试图瓜分中国的原因之一归结为中国不能自立及清政府腐败,未免将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倒置。其次,对反帝问题论述不多。当然,这一点需要联系孙中山当时的处境予以分析。其一,他在国内无法活动,和当时一般留日革命派可以随时回国显然不同。长期在海外,尤其是在日本、美国和英国及其殖民地中活动,而日、英、美都是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如孙中山直接呼吁排外,他在海外势难立足。同时,由于只能在海外活动,获得列强支持成为必要,况且在一些国家筹款还需要碍到当局批准,他不可能象国内革命派那样大声呼吁排外。其二,孙中山没有专门谈论反帝,并不能否认其有反帝思想,否则无法解释武昌起义后,他一方面宣称要遵守不平等条约,承认外人在华特权,另一方面又断然声明不平等条约期满为止、领事裁判权要废除这一显然具有十分浓厚的反帝色彩的现象。

第三,国际社会禁烟浪潮迭起,使清廷禁绝鸦片的信心日益增强。20世纪初,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实力已超出英国,雄居世界榜首,在世界政治格局中逐步取代英国充当领袖角色。此时,与英国积极开展对华鸦片贸易相反,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倡导禁烟,尤其是在东方积极支持清政府的禁烟运动,对中国禁烟起了很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1903年美国同意中国限制进口吗啡,
1905年又联合日本等国呼吁英国停止鸦片贸易,认为鸦片贸易“不但有损中国,亦有损于世界各文明国”。1906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又以属地菲律宾烟患严重为由向英国提议,由美、英、法、荷、德、中、日等国组成委员会,共同调查远东鸦片贸易问题,给予中国禁烟运动以国际支持,客观上也促成了《中英禁烟条件》的签订。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世界范围内的禁烟舆论,为清末的禁烟运动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世界范围内禁毒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封建皇帝的权威动摇了,这种对封建传统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戊戌变法的启蒙意义在此。政变不久,曾和康、梁共事的章太炎避居台湾,写了《客帝》,说是“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以是为神州大诟”(注:《客帝》最早发表在《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3月12日;旋又发表在日本《清议报》,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出版,署“台湾旅客来稿”,收入《訄书》原刻本,增改很多。),开始提出“逐满”的课题。然而,康有为却组织保皇会,展开“勤王”活动,还想扶植已被幽禁的皇帝。当唐才常在上海组织自立军,召开愚园“国会”时,章太炎感到“同会诸君,贤者则以保皇为念,不肖者则以保爵位为念,莫不尊奉满洲,如戴师表,九世之仇,相望江湖,嘻亦甚矣”(注:章太炎:《耒书》,《中国旬报》第十九期,一九○○年八月九日出版。)。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接着,“匡”过去与“尊清者游”之“谬”,撰《正仇满论》,指出康、梁不能“隐爱”于光绪皇帝一人,“今其所谓圣明之主者,其聪明文思,果有以愈于尧耳?其雄杰独断,果有以侪于俄之彼得者耶?”(注:章太炎:《耒书》,《中国旬报》第十九期,一九○○年八月九日出版。)对光绪皇帝提出了批评。两年后,又针对康有为“皇上复辟,即定宪法,变新政而自强”的言论,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有为尊为“圣上”的光绪皇帝说是“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把皇帝称为“小丑”,把皇帝权威降之为“小丑”,可说是一个极大的社会变动。

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的反帝思想的内容是什么呢?可以归纳出下面几点:1.反对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但肯定其中表现出来的“民气”,主张“秩序之革命”,按照国际法规保护外人在华利益,惠州起义时所为即其典型表现。2.从救国、自立、主权等角度论述反帝问题,但由于其时孙中山重实行不尚空谈,在排满时又需争取列强支持,故对这些问题只是偶尔提及,没有深谈而已。这种态度,和当时国内舆论并没有什么不同。

第四,国内先进知识分子强烈呼吁政府积极禁烟,拯救民生。鸦片对人的戕害,早已引起知识分子阶层的担忧,他们认识到鸦片不仅危害到清朝的国计民生,而且对社会风气造成了恶劣影响。同时,一些政府官员也上奏鸦片烟毒之害,积极倡导和推动禁烟运动。1905年5月底,中国驻英公使汪大燮在奏折中分析了“寓禁于征”政策的失败,并力陈嗜烟、聚赌和妇女缠足等社会毒害,尤其认为鸦片烟毒“为我岁费三四千万所购得之恶名,不可谓非至愚之甚矣”!
同年,户部在有关禁烟的奏折中亦阐明了鸦片烟毒之害,可以说,如果没有民间强烈的禁烟舆论,仅有政府官员只言片语的禁烟策论是不可能促使清政府下定禁烟决心的,更不可能在重重困难中取得成绩。

章太炎出狱东渡,主编《民报》,宣传反清革命,还在《复报》上发表《逐满歌》:“莫听康、梁诳尔言,第一雠人在眼前,光绪皇帝名载湉”(注:见《复报》第五期,1906年10月12日出版,署名“西狩”。),康、梁奉为“圣明之主”的皇帝,已沦为“第一雠人”了。

其他大陆留日革命派多是因排外失败而走向反满,其转折点是1903年的拒俄运动。但若以拒俄运动为界标衡量留日革命派的对外态度,则会出现高估问题。1.拒俄运动是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发生的。其时一些留日学生之所以态度激烈,是因为判断中国即将被瓜分,即“东三省一失,内地十八省外人纷树国旗,中国人还有立脚之地么?”;中国“不战亦亡,战亦亡”;“虽拼命到兵尽矢穷,一败涂地,犹不失为亡国之雄鬼。”留学生固知中国并无战胜俄国的实力(注: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5-86页。)。2.在中国局势趋于缓和可能不会被瓜分的一般情况下,留日革命派的对外态度往往不那么激进,与国内一般观点无异。1900年,黄兴虽“常存亡国亡种之心”,以为“豆剖瓜分之说,恐见施于今日”,但他反对义和团运动,建议张之洞“联络各省督抚,肃清内匪,力保外商,使各国之师不入长江一步”,这样“时事庶有可为”,不至于亡国。这与策动东南互保督抚的立场并没有什么不同(注:萧致治著《黄兴首次赴日时间及其思想转变小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一期,第187-189页。)。杨毓麟在1902年所作《新湖南》一文,是一篇宣传民族主义的重要文章,认为中国“下等社会知觉无几,一切举动绝无意识”,反对“今日杀一洋人,明日烧一教堂”之类的排外方式,并认为要有中等社会对其进行“提挈”。在中国对列强的干预“尚有可以支柱之力”的情况下,杨毓麟拟订的抵御外侮方式,是民族建国主义及个人权利主义,维护主权争取自立而已,不具强烈的军事对抗色彩(注:饶怀民编《杨毓麟集》,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9-40、50-52、65页。)。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对外国侵略者大呼杀杀,排外可谓无比激进,但全面理解,他其实是说当列强瓜分中国时才可如此,并不是在通常情况下都这样:“于今的人,都说中国此时贫弱极了,枪炮也少得很,怎么能和外国开战呢?这话我也晓得,但是各国不来瓜分我中国,断不能无故自己挑衅,学那义和团的举动。于今各国不由我分说,硬要瓜分我了,横也是瓜分,竖也是瓜分,与其不知不觉被他瓜分了,不如杀他几个,就是瓜分了也值得些儿。”(注:陈天华著《警世钟》,《辛亥革命》第二册,第121页。)可见,只有当中国被瓜分时才可摆出拼命架势,平时则大可不必。那么平时怎样对待外国人呢?陈天华说:“须知必定用文明排外,不可用野蛮排外。文明排外的办法,平日待各国的人,外面极其平和,所有教堂教士商人,尽要保护,内里却刻刻提防他。如果要占我的权利,一丝儿不能。”(注:陈天华著《警世钟》,《辛亥革命》第二册,第134页。)这种态度,和拒俄运动中的上海绅商的态度并无不同。上海绅商也认为,如俄国占领东三省,“中国必亡”,坚拒俄国要挟,“究其终极,不过出于战而已”。但拒俄必须“一依文明所为”,“凡系中国国民,皆当存保全中国国土之心,即皆当存保全中国主权之心”,“我辈系筹中国存立之策,不欲以非理待外人,如去岁北方野蛮之事。至外人欲以非理待中国,亦不肯受”(注: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5页。)。

二、财政困境下的禁烟措施

戊戌变法的失败,皇帝权威的丧失,是以舆论为导向的,十三年后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皇帝统治,不能说和戊戌的思想启蒙无关。

二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对外策略的整合

清末禁烟运动从1906 年9
月开始,直至清亡,历时五年。在这场运动中,清政府通过外交谈判,和英国缔结了两个重要条约:《中英十年禁烟条约》和《中英禁烟条件》,规定英国政府以每年递减十分之一的比例,十年后完全停止向中国输入印度鸦片。在内政方面,清廷始终把禁烟当作大政方针,颁布了诸多禁烟章程和法令,试图以此为契机,转弱为强,振兴中国。新政后期,清政府不顾政府财政的拮据,不惜牺牲巨额的鸦片税收,积极和西方列强交涉,采取了切实可行的禁烟措施,制定了严密的禁烟章程和奖惩条例,在全国广泛设立了禁烟机构,以保证禁烟运动的顺利开展和如期成功,形成了以禁种为主、禁吸和禁贩为辅的禁烟程式。

同盟会的成立,不但是分散的革命团体组织的整合,也是革命派思想的整合。三民主义成为革命派的旗帜。在民族主义方面的整合值得注意:1.摒弃极端的反满主义,强调只排斥满洲政府,不排斥其一般人民;2.肯定了文明排外。《胡汉民自传》中记之甚详:“《民报》序文,为先生口授而余笔之。是时先生恒使余与精卫为之执笔。精卫第一次为文,于《民报》题为《民族的国民》,从政治观点指出满族不能同化于汉人,而为专制宰割汉人之特殊贵族,陷中国于灭亡,国民对之,决无调和之可言。革命排满,非仇杀报复之事,乃民族根本解决之事,宗旨严正,而根据历史事实,以证其所主张者,至为翔确。师出以律,不为叫嚣跳踉之语,异于邹容之《革命军》,遂受学界之大欢迎。余为《排外与国际法》一文,历数中国在国际上所受之种种不平等,言国已不国,中国人为求独立自存,排外不得认为野蛮;而满洲政府丧权媚外,钤制汉人,故吾人非排满无以自救。文凡数万言。盖其时义和团变后,中国创巨痛深,清廷既一心事大,社会亦隐忍于列强之压制,而不敢有言,欲申诉不平者,列强即指为义和团之变相复活。余故为此文,以矫正社会心理而促进之,亦民族革命之本意也。尔时列强间瓜分中国之声不绝,保皇立宪派人常挟此以为恫吓,谓革命即召瓜分,其言足以惑众。先生乃口授精卫为文驳之,题为《革命不致召瓜分说》,言列强惟不能瓜分中国,故维持均势,满政府之媚外的外交,任所取携,如割弃胶州湾、旅顺、大连、威海卫之故事,转足以惹起瓜分中国;中国自治己事,外人不能干涉,其革命独立结果,乃以弭止瓜分云云。皆当时之重要问题也。”(注:胡汉民著《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45号,第16页。)

首先,颁布一系列的禁烟章程、法规和条例。在国内外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同时也为了树立励精图治、锐意图强的新形象,清政府在1906年9月20日颁布了禁烟谕令,历数鸦片之害,“著定限十年以内,
将洋土药之害, 一律革除净尽”[ 7 ]
,由此拉开清末禁烟运动的序幕。此后,清廷连颁谕令,制定严密的法律法规,将禁烟的方法和措施具体化。1906年11月30日,政务处拟定《禁烟章程》十条,不仅概括性地从禁吸、禁种和禁运等各个方面作了

孔子学说是两千余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封建统治者一直把他奉为圣人。康有为也想利用孔子的权威推动变法,他自己就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7年9月重印本第267页。)。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同胡汉民、汪精卫等一起拟订了同盟会的对外政策,并将其体现在同盟会对外声明、胡汉民在《民报》发表的《“民报”之六大主义》、《排外与国际法》及汪精卫在《民报》发表的《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文章中。这些文件中表明了下列对外态度:

规定,涵盖了这次禁烟运动的主要内容,而且还具体要求各地方以牌照作为购买鸦片的凭证,呼吁各地绅商成立戒烟会以助禁烟。[
7 ] (P5593 – 5596)
1908年5月23日,民政部会同度支部又拟定《禁烟稽核章程》,共九章二十三条,主要是针对政务处原订章程的各项措施,把禁烟期限、检查、考核和奖惩方法加以明确规定,实质上是使《禁烟章程》更加具体化。同年6月8日,禁烟大臣拟定《禁烟查验章程》十条,令各省成立戒烟分所,检查各级官吏有无烟瘾。1908年8月20日,吏部奏定《严定禁烟考成议叙议处》六条,将禁烟成绩作为地方官考

早在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时已经宣称“圣统已为刘秀篡,政家并受李斯殃”(注:康有为:《门人陈千秋、曹泰、梁启超、韩文举、徐勤、梁朝杰、陈和泽、林奎、王觉任、麦孟华初来草堂问学,示诸子》,见拙编《康有为政论集》第87页,下简称《政论集》。),表示“孔子经世之学在于《春秋》,《春秋》改制之义著于《公》、《毂》”(注:康有为:《长兴学记》第十七页,光绪十七年夏四月万木草堂刊本。)。1894年,他在桂林讲学时说:董仲舒“为汉世第一纯儒,而有孔子改制、《春秋》当新王之说”(注:康有为:《桂学答问》第二页,广州双门⑤全经阁刊本。),“孔子所以为圣人,以其改制,而曲成万物,范围万世也”(注:康有为:《桂学答问》第二页,广州双门⑤全经阁刊本。),鼓吹孔子改制。次年,入京考试,“朝考卷”还提出“法《易》之变通,观《春秋》之改制,百王之变法,日日为新,治道其在是矣”(注:康有为:《变则通通则久论》,系“朝考卷”,见《政论集》第111页。)。接着,创刊《万国公报》、《中外纪闻》,组织北京强学会、上海强学会。在《强学报》创刊号上,公然以孔子纪年,署发刊年月为“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以之与光绪二十一年并列。还刊出《孔子纪年说》,说是孔子“凡所称为尧、舜、禹、汤、文、武成功盛德,皆孔子所发也,孔子既损益而定制,弟子传其道,弥塞天下”(注:《孔子纪年说》,《强学报》第一号,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版。)。1897年,康有为又组织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他的《孔子改制考》,也于1898年春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印行。

1.同盟会的对外声明表明,同盟会承认列强在华特殊权益。在军政府宣言中,同盟会表示承认清政府和外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承认清政府对外各种借款,承认外国在中国的各项特殊权益。这种态度,一般认为是同盟会对外态度软弱的表现。客观地看,当是同盟会为了避免列强干涉中国革命采取的权宜之计。汪精卫在《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中云:“至于谓满洲政府,外交丑劣,与各国结种种不平等之条约,宜筹改者,则固新政府之责任。”(注:《辛亥革命》第二册,第401页。)其意甚明。同盟会虽然暂时承认列强在华特权,但并非长期容忍这种特权的存在。革命时如果列强强行干涉,估计“我国民”“其必痛心疾首,人人致死,无所疑也”,列强要想把中国人变为“洋奴”,中国人“自非肝脑涂地,谁能忍此者。我国之种灭之时,即亦各国民穷财尽之时也”(注:《辛亥革命》第二册,第404-405页。)。如此重要的态度,同盟会不敢详尽阐述,未始不是策略所致。

成的重要依据之一,这无疑增强了地方官员禁烟的责任心。1909年4月14日奏定《续拟禁烟办法》十条,
4月20日又奏定《续拟严定禁烟查验章程》十条,进一步严格执行调验官员吸食鸦片的规定,对吸食鸦片的官员严惩不贷。1910年1月28日,宪政编查馆奏拟《禁烟条例》,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了各项处罚措施,使禁烟有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

《孔子改制考》说是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创造的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教礼法,编写六经以为“托古改制”的根据。经过诸子争教,“儒墨显学”,从战国历秦到汉,“天下咸归依孔子”,因为他创立的儒教,教义最成熟,制度最齐备,徒众最众多,于是在汉武帝时取得一统的地位,孔子也成为“万世教主”。他对封建卫道者的借孔子以维持封建制度极为不满,又想依靠孔子儒经实行他的维新大业。从而塑造出“托古改制”的孔子,以对抗“述而不作”的孔子,把封建时代的大圣人演为维新的改制者。他要的是资产阶级的“新制”,用的还是封建主义的“旧方”,他的“尊”孔子,又说是“诸子尊教”,把孔子与诸子并列;孔子之成为“万世教主”,又是汉武帝“取得一统”后政治上的需要,无形中“转移”了孔子的地位。

2.争取列强承认和支持,这和孙中山的思想一脉相承。

其次,组织建立一系列官方和民间的禁烟机构。在颁布一系列禁烟章程、条例和法规的同时,清政府又着手建立政府性质的禁烟机构。1906年11月,清廷下令在京师设立禁烟总局,在上海设立禁烟总会,
负责调查各省禁烟事宜。1908年4月7日,清政府著派恭亲王溥伟、协办大学士鹿傅霖、协办资政院事务景星和丁振铎等4人为禁烟大臣,并由他们精选中外良医,于京师设立禁烟公所,成立了中央的禁烟机构,随时对京内堂官以上、京外监司以上吸食鸦片的官员进行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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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禁烟运动深入以后,中央财政竭蹶不堪,清政府将禁烟的财政支出寄托在地方财政的收入中,要求各地督抚颁发各项章程,建立禁烟公所。1910年11月,北京成立了“中国国民禁烟会”,联合各省厅州县自治团体设立禁烟分会,要求缩短禁烟年限,并争取各国教会慈善会对禁烟进行声援。同时,民间也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禁烟组

孔子是封建时代尊奉的圣人,他的地位“转移”,自然引起封建卫道者的反对。康有为等把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等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如说“世官为诸子之制,可见选举实为孔子创造”。把孔子说成是“以时更化”、创立选举等制、想望“民主”之“太平”的“制法之王”,用自己的观点,阐发儒家经籍,铺衍“孔子改制”,想用孔子的“权威”“托古改制”。无怪乎封建卫道者要说他是“乱成宪”、“伪六经”、“背叛君父,诬及经传”,“启人悖逆之萌”的“非圣无法”者了。戊戌时期的“孔子改制”之争,也成为维新与守旧之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3.将排外分为“文明排外”和“野蛮排外”两种,反对野蛮排外,肯定文明排外,对国内收回利权运动予以回应,弥补了孙中山此前的不足。胡汉民在《“民报”之六大主义》中说,排外“为锁国时代之思想,今无所用”(注: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380页。)。当然,这里所说的排外,主要指类似义和团运动那样的盲目排外。汪精卫在《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中有明确界定。针对“革命家固以排满为目的,又兼有排外之目的”的说法,甚至否认革命派进行的革命有排外的目的,认为因排外而招致外国干涉,可以义和团为代表,但革命的目的,与义和团不同。“吾人所主张之革命,则反乎是。革命之目的,排满也,非排外也。”(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466页。)他将义和团等反帝活动,称之为“自然的暴动”,并认为这些“自然的暴动”“无益于国家”(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466页。)。革命的重要任务在于将“自然的暴动而加以改良,使之进化,……为秩序之革命,然后救国之目的乃可以终达”(注:《辛亥革命》第二册,第407页。)。

织。禁烟机构的不断完善和民间禁烟组织的勃兴,使中央和地方的禁烟运动连为一体,有利于加强政府对禁烟的领导,为禁绝鸦片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以“托古改制”的孔子反对“述而不作”的孔子,封建卫道者对“乱成宪”的改良派猛烈攻击,“成宪”,指的是封建的旧的规章制度,改良派要改“成宪”,封建卫道者自然要反对。改良派以“孔子改制”始,又因“孔子改制”而为封建卫道者诬为“叛君父、诬及经传”终。封建时代的圣经贤传遭到“诬及”,孔“圣人”地位也就发生变化了。

胡汉民在《排外与国际法》中的阐述略同。他将排外分为两种类型,一为狭义的盲目的排外,如义和团运动及一系列教案;一为广义的正当的排外,如中国国内的收回利权运动,认为符合国际惯例。当然,他也提醒运动中出现的一些“过激”行为,认为运动中“尚为口实于列邦者,则以其手段有时反于文明,而其结果不善也”(注:胡汉民著《排外与国际法》,《民报》第四号,第58-59页。)。对防范“过激”行为,参与收回利权的绅商也是如此,革命派的观点并非特例。

再次,与各国签订阶段性的禁烟条约。在国内积极采取禁烟措施的基础上,在国内外禁烟舆论的支持下,清政府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多次与西方各国交涉,签订了一系列禁烟条约。1907年12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十年禁烟条约》六条,规定从1908年起以每年五千一百箱的定额削减英印鸦片的进口;并重征鸦片税厘,每百斤进口鸦片征收税厘银二百二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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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禁运鸦片条约的签订,不仅坚定了清政府的禁烟决心和信心,而且有利于清政府与其他各国的禁烟谈判。中英禁烟条约实行三年之后,中国禁烟已经初见成效,不少省份已禁绝罂粟的种植。清政府依据前一条约,又与英国续签了《中英禁烟条件》及附件,确保禁止印度鸦片的输入,客观上有利于促进清末禁烟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且,中国禁绝鸦片的举措和决心,得到了国际社会舆论的认可和支持,尤其是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的支持。这在客观上大大激励了清政府的禁烟行动。

康有为神化孔子,“托古改制”,也有人“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注:章太炎:《与柳翼谋书》,见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64页。)。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论述儒家时说:“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孔子之教,惟在趋时”,“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注: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见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88-291页。)。对儒家及其创始人孔子进行了批判。值得注意的是,这篇长文刊登在以儒学为“国家固有之学”的《国粹学报》上,这正反映了孔子“权威”地位的转移。

虽然同盟会对收回利权运动予以肯定,但由于专力于反满,从整体上看对运动并未全力支持。同盟会成立之初,正是抵制美货运动开始的时候。由于专注于排满,革命派对这次运动很少关心。抵货运动开始前后,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和革命派孙中山都曾在美国。康、梁活动积极,对抵制美货运动大力支持,引起美国华人的强烈反响(注:参见Delber
L.Mckee,The Chinese Boycott of 1905-1906 Reconsidered:The Role of
CHinese Americans,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86.)。孙中山则反应冷淡,“充其量也只是漠不关心”。他甚至认为抵货运动分散了反清的注意力韩德著、项立龄等译《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页。)。《孙中山全集》中关于抵制美货运动的文字很少。孙中山号称读书破万卷,藏书甚富,但对有关抵制美货的书籍却不了解(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4页。《孙中山全集》中关于抵制美货的文字不多。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孙中山提到“现在中国与米国禁约风潮起,不独米国人心惶恐,欧西各国亦莫不震惊”,作为中国人民不惧列强的例证,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79页,是少有的例子之一。)。这种情况固然可能与孙中山和康、梁的恶劣关系有关,但孙专注于排满,对此类活动多不热心,当无疑问。其真实态度,大约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听其自然发展而已。此外,也很少看到黄兴、宋教仁等积极支持抵货运动的资料。收回路权矿权运动中,同盟会虽然同情,但没有积极支持。运动中,国内报刊的介绍和宣传连篇累牍,但《民报》介绍与声援文章则寥寥无几。《民报》虽然也有文章对当时国内收回粤汉铁路建筑权、山西收回矿权运动、抵制美货运动及广东收回路权运动持赞成态度,并认为要“力争之,毋遽绝望”(注:叠仇《清政府决意卖送汉人矿产》,载《民报》第四号,第85号。)。但这类文字不多。

三、禁烟运动取得的成效

当然,革命派中对收回利权运动持积极态度并给予大力支持的也不在少数。秦力山曾经概括地说:“盖至义勇队事寝后,学生以团体而与政府交涉者亦繁。电争路权、电争工约、……电争矿权,……亦所在多有。”(注:己酉六月三一日“中兴报”一版“说革命”,引自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第273页。)这类活动中,当然也有革命派参加。不过,革命派在此类活动中,多是依托各省同乡会等组织进行,而非主要依托同盟会参加。如山西福公司案过程中,山西绅商给山西留日学生一封急信,“一时惹起大家爱乡心”,山西留日同乡会召开会议,决定派代表回国参加。山西留日同乡会会长便是同盟会员(注:景梅九《罪案》,《辛亥革命》第二册,第244-245页。)。1907年苏杭甬铁路风潮中,留日浙江籍同乡会在东京开会,决定发电声援及派代表回国参加运动。同盟会员章太炎提议在江浙发动罢市、抗税,争取独立,以反对清政府借外债修苏杭甬铁路(注:《近代史资料》第71号,第242-246页。)。当然,仅凭发电声援及选派代表回国,虽能壮大声势,但很难取得实际效果,同时,由于清政府及发动收回利权运动的士绅竭力防范运动为革命派利用,使革命派的这类个人活动很难取得理想效果。到1911年拒英、拒法、拒俄运动中,同盟会开始积极支持国内的运动。不过,同盟会之所以大规模地卷入运动,从其思想分析,主要还是这时的边境危机被看作是瓜分的预兆,象数年前的拒俄运动一样,重新激起了革命派的民族存亡意识。

与以往历次禁烟运动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禁烟侧重于内地鸦片的禁种、禁运和禁吸。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清末鸦片本土种植较为普遍,由于土地和气候等自然因素的限制,加之各地督抚对待鸦片的态度各异,因此各地鸦片烟毒泛滥程度不同,各地禁烟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如果大致划分,沿海省区的禁烟侧重于禁吸和禁贩,而内地省区侧重于禁种、禁运和禁售,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但京师大学堂还是成立了,各地也纷纷开设学校,“废八股为策论”的“上谕”也颁布了,试题再不是依据“圣经贤传”,课程兼学西方科技,连多年来受到压制的妇女也能“禁缠足”,入“女学”了,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社会变动。

1911年1月,英国出兵侵占云南西北要地片马。2月,英法合办的隆兴公司强索云南矿产开采权,法国借口保护铁路,陈兵云南边境。同月,俄国借修订《伊犁条约》及《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之机,企图在新疆、蒙古、张家口等地获得自由贸易权、免税权、土地所有权和中国全境的治外法权。于是,全国掀起拒英、拒法和拒俄运动。留日学生组织国民会,予以声援,其中有很多同盟会员参加。同盟会云南分会会长杨大铸及会员王九龄参加运动。上海资产阶级组成全国商团事务所,发动爱国运动,其中颇多同盟会员。同盟会重要成员宋教仁还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认为片马事件及《伊犁条约》等问题“小至关乎一地,大之关乎全国,亡灭瓜分之祸,悉系此焉”(注:《记全国商团联合会》,《神州日报》1911年3月13日。以上关于这次运动的情况,参见杨天石著《一九一一年的拒英、拒法、拒饿运动》,《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版;又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全集》上册,第527页。)。可见,同盟会在文件中所说,当亡国灭种之时,他们也会奋起死战,并非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