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辛亥时期暗杀活动与光复会的关系

今年是同盟会创建100周年,不免引发我们许多回忆。年老笔滞,只有略书掌故数则以示纪念。

晚清统治者所主持的“新政”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是发生于同一历史时空中两个水火不容的重大事件,影响及于后世,非同小可。至于怎样看待二者的价值与作用,至今仍然困扰着许多后世研究者,聚讼纷纭。倘若从梳理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相互关系入手,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重在从学理上确认“新政”的两难困境以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对孙中山一代民主革命先驱的历史劳绩多给一点理解与敬重,也许是必要的。

历史是多么的捉弄人,一个由“暗杀团”改名,“本为暗杀计”而组织起来的革命团体,最后却以其主张暗杀的领导人被“自己人”暗杀而解体,而那个暗杀了“自己人”的人又以被人暗杀而身亡。这个团体就是光复会,它与当时的暗杀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辛亥时期一系列暗杀密谋和暗杀活动与光复会有关。

一、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

1905年,徐锡麟、陶成章等在绍兴设立大通学校以容纳训练招来的会党成员并贮藏购到的枪支、子弹。徐锡麟曾想于开学之日,集绍兴城大小清吏尽杀之,同时起义,请陶成章通知各府党人同时响应。陶成章以浙江非冲要地,欲在浙江起事,非先上通安徽,并以暗杀扰乱南京不可,因力劝之而止。[1]后来徐锡麟将这种乘学堂集会机会枪毙官员而发动起义的谋划用到了安庆起义中。1907年7月6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廿六日)身为安徽巡警学堂会办的徐锡麟,乘巡警学堂举行学生毕业典礼之际,枪杀安徽巡抚恩铭,仓促发动起义,失败后被杀害。[2]

同盟会的名称虽是出于孙中山的建议,但并非出于中国革命党人的原创,或多或少受到外国的影响。

曾几何时,在革命史观的研究视野与价值体系里,我国史学界大都重视破坏而鄙弃建设,强调暴力革命而忽视清末统治者的改革成效,许多辛亥革命史与近代通史论著要么对“新政”不屑一顾,鲜有提及,要么照搬当年革命文豪陈天华或戊戌通缉要犯兼时政批评家梁启超的思路,斥责“新政”为“假维新”,“伪变法”,充其量把它作为辛亥革命的一个背景,轻描淡写地提一下这个“反动”的“新政”之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作用”。近十余年来,基于改革、开放的现实感召,加上中外学术交流的顺利铺开与史学研究的深入,以中国早期现代化为视角重新审视清末“新政”的论著不断涌现,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与有关真相渐次浮出水面。可以说,近十余年来,我国史学界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突破,在较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清末“新政”研究的突破。不过,在价值评判的层面上,以批判“激进主义”、倡导“权威主义”或“保守主义”的名义,偏爱改革而轻视革命,惋惜“新政”的中断而指责暴力反清斗争乃多此一举,试图从根本上否定辛亥革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此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出台,至今余音未绝。有关论点或从境外引入,(注:详见余英时:《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29页。)或与境外的类似声音相呼应,其中固然不乏“与国际接轨”的架势,却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关学术纷争也就在所难免。

早在1904年前,陶成章就走鲁入燕,密谋在颐和园暗杀慈禧太后,举行中央革命。后惧谋泄乃退而之东。1908年陶成章等密遣同志王金发,暗杀了被怀疑出卖秋瑾的胡道南于绍兴某寺。[3](蔡元培谓胡道南被暗杀属冤死。)1909年前后,陶成章甚至还拟于北京设妓院,以美人诱惑满清贵族于席间而鸩之,为一网打尽之计。[4]

早在1892年,菲律宾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爱国志士建立一个名为“卡的普南”(Katipunan)的革命团体。卡的普南的会名是“人民子弟的最高虔敬协会”,但过去中文译名亦有采用“同盟会”者。孙中山1898年与菲律宾革命领袖彭西结识,曾以代购军火等方式支持“卡的普南”的正义斗争,想必会理解其会名的含义。在此以前,“卡的普南”于1896年在巴林塔瓦山区举行起义时,曾采用红色旗帜,中间为一个太阳,放射8条光芒,代表最初起义的8个省。而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以后,革命军政府18星旗的造型与寓意与此颇有相近之处,这也可以作为中菲之间革命互动关系的佐证。

如何直接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或提炼的价值理念来阐释或衡量中国自身的历史实际而不使人产生隔靴搔痒之感,外来的或基于本土的理论模式在千人千面的历史现象面前是否具有万能的功效,这还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本文姑置不论。就我国的有关学术状况而言,由否定晚清“新政”、讴歌革命而转为讴歌晚清“新政”、否定革命的学术现象与其说同自然而然的互补性学术反弹或纠偏有关,还不如说与史学研究中存在的方法论误区有关。无论是前此一致否定“新政”而讴歌革命的话语系统,还是近年彻底否定辛亥革命而留恋“新政”的见解,尽管彼此的结论显得南辕北辙,但无论在话语环境之于史学主体的制约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话语环境上,有关是非判断都过多地受现实生活与社会主流中的价值体系的制约与影响。现实生活中崇尚革命,鄙弃改革,史学研究者就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去一味地讴歌甚至神话革命而鄙弃改革,反之亦然,既容易忽略历史与现实的时空差异,也不大注意保持自身相对平静的学术心境与学术中立态度,过于趋时;在思维方式上,二者都是受制于两分法的简单化思维定势,用非此即彼或顾此失彼、厚此薄彼的极性思维,过多地纠缠于是非定性与价值评判,站在要么彻底肯定、要么彻底否定的两极互换角色,却忽视了社会内部与历史事件之间的时空联系,把复杂的历史处理得过于简单化,有关历史结论就真像翻烧饼一样,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史学主体的主观色彩太浓。

王金发在暗杀了胡道南后,又乘间枪毙了叛徒汪公权。还暗杀了吞没党人募款之某公司总理。[5]

当然,以同盟会三个汉字作为社团名称,对中国革命党人影响更为直接且大的则是日本的国民同盟会。

应当承认,经过八国联军血洗京师的沉重打击与奇耻大辱,曾经双手沾满“戊戌六君子”鲜血的慈禧太后在逃亡西安途中所宣布的“新政”并非完全没有诚意,也不是没有具体措施和实际投入,不能因为“新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秩序而否定目的本身。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有关改革的深度与成效的确还超过了19世纪的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这已越来越成为史学界的共识。正是通过“新政”,从传统的小农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的迹象才真正出现。经济自由政策的颁发,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现代化的陆军体制、教育体制与现代人才培养模式也开始落户;还有,现代法律体系与司法制度已开始成形。除了《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相继出台外,《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这三部大法就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现代法律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注:袁伟时:《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我看清末新政》,《二十一世纪》2001年第2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其价值与影响也不因清朝的覆灭而消失。另外,从1905年开始,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者被迫将逃亡海外的政治犯梁启超于1901年所设计的预备立宪方案捡起来,逐渐予以尝试。

尹锐志、尹维俊于1909年曾率同志十余人由沪赴京,拟谋刺清廷权贵要人。他们在京住了一年时间,密制炸弹,求机伺隙,卒因人地生疏,而清廷防范殊严,得手不易,愤然而返。[5]

1898年,日本在野党为反对第二次山县内阁扩张军备、增征租赋,曾发起创建“反对增租同盟会”,积极支持者有神鞭知常、平冈浩太郎等。平冈是九州矿业资本家,宫崎滔天曾在他主持的《九州日报》任记者,孙中山1898年到东京后的住处和生活费用亦由他提供。因此中国革命党人对“反对增租同盟会”不会全无所知。

不过,“新政”毕竟是在统治者于19世纪接连耽搁几次改革机遇之后开始的。20世纪初年的中国已是危机四伏,百孔千疮。1911年的反清革命高潮是在清朝统治者已无法照旧统治下去时来临的,并非孙中山等职业革命家一厢情愿的结果,不是人为地造势而成。

两年以后,为推动日本与沙俄争夺中国东北,日本一些政界人士如近卫笃麿、犬养毅、头山满、柏原文太郎、根津一、中村弥六、神鞭知常等,发起成立“国民同盟会”,其中不少人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关系非常密切。该会以“倡为保全支那之说”相标榜,谴责“露兵尚聚于满洲”,因此颇能引起一些中国留学生的幻想乃至好感。紧接着,松本正纯等在东京神田锦辉馆成立“青年同盟会”。同年12月,“国民同盟会”又在东京新富座举行中央大会(相对于地方大会而言),到会者有5000人之多,颇有一点声势。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由于俄军继续占领满洲,“国民同盟会”活动更为频繁,直至1902年俄国被迫签订满洲撤兵条约以后,该会才宣告解散。该会曾编纂《国民同盟会始末》,上海通志学社很快就在1903年5月出版了袁毓麟的中文译本,因而在国内进步知识界亦有一定影响。

首先,清政府长期压制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生凋敝与不平等条约所强加的一笔笔巨额赔款与“新政”本身的巨额需求之间形成明显的反差,“新政”雷大雨小甚至空有其名之类现象比比皆是。基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社会各阶层原本就对“新政”期望颇高,也不乏“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渴望,但“新政”的许多方面却是敷衍塞责,不尽人意,二者的悬殊只能加剧民心的涣散与社会的分化。为了摆脱财政困难,贪污腐败变本加厉的统治者拿出竭泽而渔的旧花样,加倍敲榨人民,结果,自卫性的抗粮、抗捐、抗税斗争此起彼伏,愤怒的下层民众不仅冲击厘卡警局,而且捣毁新式学堂,反而增加“新政”的阻力。

光复会成员为什么热衷于暗杀活动呢?

1903年春,由中国留学生倡导的拒俄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蓬勃兴起。以同盟会命名的爱国团体日渐增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邹容在上海倡议成立的“中国学生同盟会”。《苏报》在5月30、31两天连续发表评论说:“蜀邹容者,东京退学生也。愤中国学生团体之不坚,毅然创一中国学生同盟会。海内外全体学生皆要求入会,各省各设总部,各府、县设分部,权利义务,分条揭载。其目的在于学界成一绝大合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者也。”在此前后,4月4日,《苏报》还刊载过《中国教学同盟会总章》及《分会联合拟章》,并附注语:“再同人拟公举会员与上海教育会订立分会专章,以期推广教育,俟有成效,再行宣布。”4月6日,《苏报》又刊载该会常熟分会章程,且详列会址、会期。常熟分会由爱国学社的学生领导人之一殷次伊创设,可知上面提到的“上海教育会”,很有可能就是蔡元培与南洋公学退学生组建的。由此可知,“中国教学同盟会”虽然宣称“以期推广教育”为宗旨,但其革命倾向则是明显的。

其次,自康、乾以降,清朝统治者日趋衰败,政治威慑力与治理能力逐代递减,陷入周期性的皇朝衰败危机。但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改革都是在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时为挽救统治而启动的,任何一场成功的改革之于改革者的政治权威、魄力与技巧要求自然就不低,清末“新政”尤其如此。慈禧太后也罢,载沣也罢,能否驾驭“新政”所产生的那些颇具挑战性的成果,冷静地处理某些突发性的政治事件,维持残局,却还是未知数。以新军为例,既然它属于颇具现代化素质的新式国家机器,而且从筹饷、募兵到编练成军,多由地方督抚直接控制,其独立性较湘军、淮军犹有过之,中下级军官中还不乏留学归来者,军中还有同盟会中人乔装安置切入,倘若指望它始终如一地同一个腐朽皇朝保持一致,赴汤蹈火,那是不切实际的。如所周知,武昌起义爆发时,紫禁城就已无法调动各省新军火速“助剿”,倒是响应武昌起义者的呼声不绝如缕。再以教育改革为例,科举制的废除固然加剧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士-绅-官三位一体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年轻的求学者无论是负笈国内新式学堂,还是浮槎放洋,大都怀抱报效国家之念,潜心救国之道。当他们目睹域外世界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时,其恨铁不成钢的心境便油然而生。他们上下求索,左右对比,一致认为君主专制主义乃祖国积贫积弱的总根源,要么呼吁清朝政府拿出诚意来,实行货真价实的君主立宪制,要么主张用暴力将爱新觉罗皇朝与君主政体一同埋葬,创建民主立宪制。如何把那些见多识广的热血青年召唤在陈旧破烂的龙旗下,就成问题。诚如一向不赞成暴力反清的梁启超所说:“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万能造鸿鸪千里之势。若是者,舍冒险末由。”(注: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页三一。)严复有一段评论值得回味:“十多年前,先有普鲁士亨利亲王,后有一名日本军官向满族王公们建议,中华帝国的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是要拥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其次,将权力完全集中于皇室中央政府。满族王公们努力照此行事十二年,除此之外无所作为。谁能说这些建议是错的?但是前面提到的那两位先生都不知道,他们恰好将一件锋利的武器给小孩玩耍,或拿一块马钱子碱当补药给婴儿吮吸。”(注:[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781页。)

第一,光复会起源于暗杀团。

此外,还有《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5期,曾刊载“大湖南北同盟会”的书刊广告。虽然至今还未发现该会其他活动的记述,但与《湖北学生界》刊物的政治倾向接近,则是可以断言的。同年5月25日《苏报》刊载:陈仲甫等发起成立“安徽爱国会”,并且宣称:“如办有基础,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连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民族之侵凌。”可见以上这些同盟会至少在团体命名方面,显然或多或少受到日本“国民同盟会”影响,尽管彼此的团体性质与政治取向并不相同。

再次,古往今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与难度较大,改革者既需要相应的眼界与胸怀,也要具备沉着果敢的魄力与驾驭全局的控制能力。不乏威服群臣手腕的慈禧太后也许还勉强可以苦撑,但由优柔寡断的摄政王载沣和动不动哭鼻子的隆裕太后作为后继者,去继承不无风险的预备立宪的政治遗产,就显得更遭。当载沣等人把席卷全国的保路运动与国会请愿运动镇压下去,又愚不可及地将铁路修筑权强行转让给列强和抛出“皇族内阁”时,他们就把许多积诚罄哀的请愿者踢入革命阵营,反清革命的高潮就悄悄来临了。

1903年是中国留日学生从爱国走向革命的关键的一年。在那一年发生的拒俄运动中,留日学生出于对俄国不讲信义,强占中国东北的义愤,欲组织拒俄义勇队开赴东北抗击俄国侵略军。但组建军队的行动被日本当局禁止,他们便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该会成立之初,继承了拒俄义勇队或学生军的宗旨、手段,即通过向清廷大员请愿,表示愿赴疆场抗击侵略。后来,由于派回国内请愿的特派员受到冷遇,爱国热情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激进的留学生便将郁积心中多时的排满情绪通过《发起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表达出来,并将宗旨由原来的“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改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在不赞成激进的学生退出以后,留在军国民教育会的多为比较坚定的激进分子。他们主张以三种手段进行排满革命:鼓吹、起义、暗杀。活动逐渐由公开转入秘密,由海外转入内地,由言论转入行动。苏鹏的回忆证实了我们的分析:

二、《民报》以前的《民报》

“清癸卯、甲辰间,予游学于日本,适日、俄交战于我满洲之野,留学同人,组织义勇队,欲效命疆场,冀以敌俄人,而有以钳日人之口。主之者,为黄君瑾午,……无何,为清、日两政府协谋所解散,群情更愤,遂改为秘密结社,效俄虚无党之所为,实行暗杀。名曰‘军国民教育会’。本部设东京,由黄瑾午……与予等主之。设支部于上海,由蔡孑民……等主之,以爱国女校为机关。后吴樾之在天津狙击出洋五大臣(恐其假立宪之名,阻碍种族革命),徐锡麟之在安徽刺杀恩抚,皆军国民教育会实施之政策也。当此之时,孙总理中山先生,组合南部会党,谋革命,与留学界为桴鼓之应。”“军国民教育会之组织,是谋对满清君臣,实行暗杀之政策……”[6]

人所共知,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以后,随即出版革命喉舌《民报》,但是却较少有人知道,在这个《民报》之前,早已有日本人创办过同名报刊。

历史本身既充满矛盾,也不无因果联系,最典型的莫过于革命者与被革命者之间。充满矛盾的一面不难引起高度关注,却容易遮蔽存在因果联系的一面。

军国民教育会内根据其宗旨将机构分为鼓吹、暗杀、起兵三部。会中一部分人秘密组织了暗杀团,欲先狙击二三重要满大臣,以为军事进行之声援。黄兴、陈天华、龚宝铨等都是当时暗杀团的团员。

日本著名政治活动家犬养毅于1890年年底脱离《朝野新闻》,随即于1891年1月11日创办《民报》。这个《民报》的发刊词由犬养毅自撰,其中有“党派纵横离合,政权受授移动”,“论难百出,纷纭杂糅”等语。同时还利用广告,标榜“直言直笔”、“倡正排邪”,并且猛烈抨击专为“小人私党之利欲”服务的“羊头狗肉之新闻”。这些语言与其后中国同盟会创办的《民报》发刊词相比较,两者颇有相近乃至相通之处。因为后者开头也是如此提出问题:“近时杂志之作者亦夥矣。绔词以为美,嚣听而无所终,摘埴索涂,不获则反覆其词而自惑。求其斟时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者乎?”

不管黑格尔对理性的自我发展之于历史过程的作用以及历史本身的必然性是如何夸张和绝对化,他把历史看作一种必然性的逻辑过程的见解却不无可取之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但是,我们不仅发现某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的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运动;我们能给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规模。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0页。)

1904年,龚宝铨回到上海,立即行动,组织暗杀团,与陶成章、敖嘉熊、黄兴暗中配合。暗杀团成立后,人数极少,力量单薄。龚宝铨想扩大组织,与陶成章、蔡元培等人商讨,决定扩大暗杀团,吸收更多的人参加,于是光复会遂在上海正式成立。除他们三人外,章太炎、秋瑾、徐锡麟、王金发、尹氏姐妹等都是会中著名人物。所以冯自由称:“光复会的成立与军国民教育会有直接关连。龚宝铨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成员,回国后即于1904年冬在上海建立暗杀部,‘所行规章,颇为严密’。这时,原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已经从青岛回到上海,并且曾与黄兴、陶成章等有所策划。蔡元培知道有暗杀团的组织,便请求参加。暗杀团随即改名为光复会,又称复古会。”“推举元培为会长,壁垒为之一新。”[7]

《民报》发刊词虽然以孙文名义发表,并且极为精炼地勾画出三民主义的轮廓,但执笔者则显然是中国留日学生,因为《民报》本来就脱胎于田桐、宋教仁、陈天华等经营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同盟会的《民报》的名称既然可以模仿犬养毅的《民报》,其《发刊词》也未尝没有可能从犬养毅话语中得到某些启发。

对于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的关系,我们也不妨作如是观。尽管革命者与“新政”的主持者清朝统治者彼此是不共戴天的,但辛亥革命与“新政’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存着的,无法割断彼此之间多方面的因果关系。它至少表现在:

第二,光复会主要领导人和骨干多主张暗杀。

当然,同盟会的《民报》从性质来说,与犬养毅的《民报》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它是同盟会鼓吹革命的喉舌,也是20世纪中国的时代号角。《民报》发刊以后,高举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革命旗帜,并且与此前影响极大的《新民丛报》展开全面的激烈论战,使众多摇摆于革命与保皇之间的留日学生与君主立宪派明确了自己的政治方向。1906年12月,《民报》举办创刊一周年纪念大会,留日学生界参加者竟达6000人以上,可见其宣传功效之大。连梁启超都不能不承认保皇党已处于劣势,他在同年给康有为的信中说:“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馀学生从之者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插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心腹之大患,万不能轻视者。”

第一,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逼得清朝统治者加快“新政”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即预备立宪的步伐,统治者已经明白,惟有尽快推行“新政”,才能将自身的统治秩序维持下去,使“内乱可弭”;

不仅龚宝铨,当时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和骨干也多是主张暗杀的。

三、同盟会的英文译名

第二,统治者的预备立宪反而促使不乏依法治国理念的革命者抓紧革命反清的准备,后者试图抢在宪法与君主立宪制确立之前推翻清朝,以免爱新觉罗家族成为宪法所规定的“万世一系”的合法统治者;

蔡元培当时“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他辞卸《警钟日报》编辑之任后,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自任校长。那时办女校,一般是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宗旨,但爱国女校在蔡元培主持下,并不取贤妻良母主义,而是要造就像俄国虚无党一派之女子。除年幼者照通例授普通知识外,年长一班则为学生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主义等,尤其注意理化,在各门功课中学习时间最长,学分最多,作为训练制造炸弹的准备。当他知道龚宝铨的暗杀团要扩大时,积极参与进来,作为暗杀团的一分子。

同盟会的英文译名不甚统一。今之西方学者或以音译为T” ung Meng
Hui,或以意译为China Alliance
Society,其实都不符合同盟会成立之初的英译原貌。1981年秋,我曾见过东京宫崎滔天故居收藏的1907年9月13日授予的全权委任状,其上盖有圆形会印,内圈为中文篆书“中国同盟会印章”,外围则为当时的英文译名”
China Federal Association”
。Federal一词既有联盟亦有联邦之含意,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即有,凡隶属于此组织之各州即可简称为Federal。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把自己团体名称中的同盟一词译为”
Federal”
,决非是词不达意的误译,因为同盟会本身确有中国各省区之间联合的用意。在同盟会成立以前,东京中国留学生已有各省同乡会的组织,并有以各自地区名称命名的刊物,如《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洞庭波》等。此外,原有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小团体,仍然保持各自的组织系统独立活动,彼此不相联络。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有识之士已经多次发出破除省界的呼吁,希望把各省区与各个团体的革命志士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以统率整个革命运动。孙中山到达东京以后,首先与黄兴达成“集留学生为大会盟”的共识。接着又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与宋教仁、陈天华、宫崎滔天等会晤,强调指出:“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台,必成秦末二十馀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连络为要……若现在有数十百人者,出而连络之,主张之,一切破坏前之建设,破坏后之建设,种种方面,件件事情,均有人分任。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即可从此安定矣。”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把同盟译作Federal的深远寓义。

第三,“新政”期间,新军的编练与科举制废除之后士人群体的分化与新式知识分子的兴起,为革命阵营准备了可资发动的基本力量;

陶成章一贯赞成暗杀。他在其起草的《龙华会章程》(据杨天石、王学庄和李时岳等考证,该章程实际是1908年江浙皖闽赣五省革命协会章程,应正名为《革命协会章程》)中就盛赞张良谋刺秦始皇。宣统二年正月,从同盟会中分离出去的光复会于东京成立总部,以章太炎为正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陶成章在《致石哥书》中称:光复会“必不汲汲扩张,以教育为进取,察学生之有志者联络之,如是而已,又一面经营商业云”。“且先讲持久策,其策无他,先集数千金,或万金之款,办暗杀事宜,以振助华侨始可。”[8]

同盟会成立以后,有各省分会的设立,凡遇本部重大会议,往往需要各省分会代表协商才能做出决定。以后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言称:“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可以看作是省区联合理念的延续。当时革命尚在初始阶段,对于未来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尚无明确共识,联邦制也未尝不在计议之中。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孙中山曾对宫崎滔天说:“建都,仆常持一都四京之说:武汉,东京;广州,顺天。”(《与宫崎寅藏等笔谈》)似亦有联邦制的模糊构想。

第四,“新政”期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预备立宪的展开,为革命者准备了自己的同盟军与合作者——资产阶级与君主立宪论者;

章太炎虽未明确表示支持暗杀,但他在讲解佛教教义时,暗示赞成对敌人采用自杀式攻击手段。章太炎在当时革命青年中,以其博采群学的文章和传统的文化思想大受欢迎,他所宣扬的佛学教义和虚无主义哲学思想正好适合个人恐怖主义者们的口味。章太炎自己深受影响,又来影响他人。1906年出狱后,他来到东京,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大张旗鼓地号召“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之道德”,竭力推崇佛学中的法相宗与华严宗,认为佛学中禅宗以外,法相、华严最为可用。因为“这华严宗所说,要普渡众生,颈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而道德上最为有益;这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9]他后来解释他主张佛教的原因是“特欲发扬芳烈,使好之者轻去就而齐死生”。[10]他还宣扬“自戕之风,当开之,不当戒之”。[9]他所说的“杀了一人,能救众人”实际是对暗杀活动的肯定。

有关同盟会的英文译名,还有一件史事可以追述。1907年4月,部分中印革命志士在东京发起成立“亚洲和亲会”,据以后当事人回忆,亦可称为“东亚亡国同盟会”。由章太炎执笔的《亚洲和亲会约章》,在日本尚有收藏者。其封里印有英文”
The Asiatic Humanitation Brotherhood”
。Humanitation可能系Humanitarian之误植,则“亚洲亡国同盟会”亦有博爱兄弟会的含义。约章宣称:“先以印度、支那二国组织成会,亦谓东方旧邦,二国为大,幸得独立,则足以为亚洲屏蔽……一切亚洲民族,有抱独立主义者,愿步玉趾,共结盟誓,则馨香祷祝以迎之也。”又规定:“亚洲诸国,若一国有革命事,馀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可见,“同盟”一词还包括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友好合作乃至结盟的含意,可供我们对同盟会命名史事做更为深入的探索与诠释。

第五,预备立宪期间,关于民权思想的公开宣传与历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实践,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民权政治建设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第三,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

四、同盟会与孙中山

第六,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与晚清统治者的财政危机一脉相承。革命本身不能迅即生财,革命者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去占有革命对象的财源,而清朝政府早已国库空虚,在经济上留下一个烂摊子,这既有利于革命者推翻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取而代之的南京临时政府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不利于革命者自身的政权建设。另外,民国初期的军阀割据与混战也与清末中央权力式微与地方督抚专权的趋势有关,任何一场革命对原有社会格局的破坏都是有限度的,都或迟或早地回到建设的话题中,破坏只是暂时性的“变态”过程,建设才是常态。况且,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任何历史人物对于历史的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3页。)

从以上诸人的言论可以看到,当时光复会的暗杀活动主要受到清末几种流行的社会思潮的影响:

同盟会的成立与孙中山成为各地革命志士公认的领袖,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众望所归。同盟会的成立说明,历史不仅选择了孙中山,而且给孙中山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也使孙中山大大增添了革命胜利的信心。

可以说,就已经成为事实的历史场景而言,“新政”的主持者与革命者之间固然势同水火,谁都希望吃掉对方。但“新政”与反清革命运动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相互制约关系。无论是革命,还是“新政”,都不可能凭空发生。既然二者都已发生在同一时空,势必互相影响,互相对立的过程其实也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的过程。假如没有反清革命运动发生,“新政”就不可能是我们所研究和曾经出现过的那个“新政’,反之亦然。对于没有发生过的历史场景,后世研究者设想起来不难,但分析和评判起来就需要在必要性与可行性上严格把关。如果站在理想的真空中憧憬“新政”的未来,埋怨辛亥革命不该发生,指责革命者添乱,不仅无法保证由清朝统治者自编自演的预备立宪之结局能包你满意,也无法回答梁启超、张謇及其身后一批温和的国会请愿者与广大资本家在屡遭羞辱之后纷纷转向革命之举究竟是对还是错?此论的主要失误不仅在于论者对“新政”的前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以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就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单方面努力的结果,较之以往那种只承认孙中山等人之于辛亥革命的赫赫功勋却既否定“新政”的历史地位又无视梁启超等人的历史贡献之论,可谓异曲同工。殊不知,1911年的反满大合唱就是在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主观条件还不太成熟的情况下出现的。事过数年后,孙中山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时,也曾直言不讳地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注: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8页。)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的整体认识。

1.外国无政府主义、个人恐怖主义的影响

所以,多年以后,孙中山回忆这段往事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以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以崛起既死之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及至乙巳之秋,集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我认为,这就是对于同盟会历史地位与深远意义的最好表述。

辛亥革命作为“新政”的替代物,不仅推翻了腐朽的清朝,而且谱写出了中国民权建设的第一章,许多论著已对此做了比较详尽的阐释,因篇幅限制,兹不赘述。笔者只想补充的是,尽管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还容易引起纷争,民国的建设也的确难以令人满意,但正是由于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将“三纲”之首弃如敝屣,人民的思想解放盛况空前,“社会风俗人心,从某些部分看来,辛亥以后和以前大大改变了。所有卑贱、颓废、放荡行为,有些少了,有些完全消灭了。……总之,辛亥革命无数头颅换得来的,除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广大民众的体格、品格相当提高了。”(注: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68页。)在国内是如此,在海外华人中也大致如此。蒋梦麟在回忆辛亥革命前后唐人街的变化情况时,就深有感慨地说:“革命以后,唐人街开始起了变化,而且是急遽的变化,短短几年之内,算命卖卦的不见了。辫子的数目也迅速减少,终至完全绝迹。青年女子停止缠足,学校制度改革了,采用了新式的课程;送到附近美国学校上学的孩子逐渐增加。唐人街虽然想抗拒美国邻居的影响,但是祖国有了改革,而且在生活方式上有了改变以后,这些忠贞的炎黄裔胄也终于亦步亦趋了。”(注:蒋梦麟:《西潮》第10章,《美国华埠》。)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曾经对孙中山不无成见的张謇饱含深情的感叹:“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过一朝一姓之变革而已,不足为异。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变革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东亚历史上之一大人物。”(注:《张季子九录·文录》。)反对暴力革命甚力的梁启超也在事后以学者的识力,多次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容专题另述。如今时过境迁,物换星移,倘若后世研究者连张謇、梁启超的思想境界都难以企及,恐怕就需要回应革命文学家郁达夫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就说过的一句话: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道尊重的民族是奴性浓厚的民族。尽管孙中山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完人,在他身上同样存在某些缺陷,既不必神话,也不必掩饰,但称他为近代伟人,当不为过。辛亥革命的发生毕竟与他的名字分不开,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将不会因为后世研究者的学术偏见而消失。

无政府主义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他们鼓吹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否认任何政府,为实现其无种族、无国界的理想社会,主张以暗杀、破坏及暴动为手段。19世纪后期,对俄国革命影响较大的民意党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崇尚暗杀,但是他们并不反对建立国家和政权。到19世纪末无政府主义开始传入中国,而随后俄国民意党的一系列政治暗杀活动对中国产生了相当的冲击,到20世纪初年,无政府主义学说渐渐在中国盛行起来。急于寻求救国之途的革命党人将其作为推动中国进步的思想武器而大加宣传,其中留日浙江学生创办的《浙江潮》就是其宣传阵地之一。

(资料来源:《文史知识》2005年第9期)

(资料来源:《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

蔡元培早期也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其创办的《俄事警闻》上,他积极介绍无政府主义,提倡暴力和暗杀。在追溯其革命经历时,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从事革命活动时,即为学生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的历史。[11]此外,在20世纪初,章太炎、刘师培等对光复会有着重要影响的人也纷纷鼓吹无政府主义,认为“无政府主义,于学理最为圆满”,“今日欲行无政府革命,必以暗杀为首务也”。[12]受光复会影响的吴樾其轰动一时的革命檄文《暗杀时代》中写道:“而号召革命者,夫亦曰:人类不齐,人心不一,一言革命,则畏首畏尾,顾身命而不前,未足与有为也。予于是西验欧洲,东观日本,而见其革命之先,未有不由暗杀以布其种子者。俄之虚无党,其近事矣。今日大地之上,轰轰烈烈,倾人耳目者,莫若虚无党之名。夫亦知虚无党之于今日,为何时代乎?于昔日又为何时代乎?吾敢断言曰:‘十九世纪下半期,为虚无党之暗杀时代;二十世纪上半期,则为虚无党之革命时代。’不有昔日之因,焉得今日之果?我汉族何为乎?我同志诸君何为乎?吾又敢断言:‘今日为我通知诸君之暗杀时代,他年则为我汉族之革命时代。’欲得他年之果,必种今日之因”。[13]

2.对中国古代游侠、刺客精神的颂扬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注重名分,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为使暗杀不致背上“弑君”、“杀官”等违背中国封建伦理道德之罪名,从而招致人民对其革命活动的反感,革命党人将政治暗杀活动渲染为颇富有古代游侠不惜身死,为国请命、为民伸义的悲壮色彩。陶成章就赞扬张良刺杀秦始皇:“他恐怕人家造反,便收聚着天下的兵器,都拿来一把火销毁掉了。这个心思,狠不狠呢?哪晓得他还没有死,韩国就有个张良,拿着一个千斤重的铁锤,在博浪沙中等他出来的时候,要打死他。虽然打他不着,到处搜了十日,连影儿也搜不着半个。后来百姓晓得皇帝的本领,不过如此。”[4]秋瑾更是自号“鉴湖女侠”,在其《宝刀歌》中诗以咏志:“主人赠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沐日浴月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武装。不观荆轲作秦客,图穷匕首见盈尺,殿前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14]此外还有“搏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椎击暴秦”[15],“何人慷慨说同仇?谁识当年郭解流?时局如斯危已甚,闺装愿尔换吴钩”[15]等等诗句中称颂古代游侠、刺客舍生取义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