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义和团运动中心转移问题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关于义和团运动中心转移问题,以往流行的说法是:山东义和团,因受袁世凯的残酷镇压,其主力于1900年春由山东转进直隶,尤其集中在北京、天津地区。这样,义和团运动的中心,也就由山东转到了直隶,特别是津、京一带。

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历史人物研究时,反复强调“同情的理解”,以为对历史上的人物应该从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贡献其作为。其实,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陈寅恪的这些说法既合乎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知人论世”的现代转化。用这些观点去观察研究历史上的人物,就是一种比较合乎日常情理的方式,就是一种换位思考。不要恶性去揣摩历史人物的心境和用意,不要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然而,这些原则说起来容易做到难,我们在谈到历史人物特别是近代历史人物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总是容易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比如近代中国最关键的历史人物慈禧太后,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军费支绌是清军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对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如何筹款?筹了多少款用于战争?还鲜有人考察。本文试图考证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筹款的情况,并略加分析造成清廷筹款困难的原因,以使人们对甲午战争失败有更全面的认识,并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持以上意见者,不乏其人。如陆景琪在《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爆发及其斗争》一文中写道:“1900年春,在山东活动的义和团因受到袁世凯的残酷镇压,主动地将主力乾字团、坎字团撤出山东,去与河北、北京、天津等地的义和团汇合,从而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轰轰烈烈震撼世界的农民革命运动高潮。”(见《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73页。)张寄谦、杨济安等同志在《义和团在北京的战斗》一文中也说,“最先在山东活动的义和团提出了反‘洋人’、反‘洋教’的战斗口号,指出了斗争方向,团结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义和团的影响迅速扩大到国内许多地区。封建买办军阀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对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山东地区的义和团受到很大损失”,“山东地区的义和团一部分转移到直隶,……封建王朝的政治心脏——北京,成为人民反帝斗争的中心。”(见《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11页。)金家瑞在《义和团运动》一书中也写道:袁世凯在山东对拳民实行血腥屠杀的政策,致使“山东全省到处流着爱国人民的鲜血”;“义和团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一九○○年初春,乾字团与坎字团等乃向北转进,往山东境外谋求发展。”由于“义和团主力向直隶转进”,“义和团在直隶境内又再度活跃起来”,“所以当一九○○年义和团在京津地区与帝国主义战斗中,就不得不由乾字团与坎字团担负起主要责任了”。(金家瑞:《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46、51页。)

从《苍穹之昴》谈起

一、筹款的措施与实效

我们认为,义和团运动中心转移的观点,不符合历史实际。其理由如下:

在我们已有的历史话语和历史叙事中,慈禧太后无疑是万恶之源,是近代中国最邪恶的象征,这种观点经过一百年的宣传,似乎已经从政治宣传变成了历史事实,即便是很有名的历史学家,也很难改变对慈禧太后的固有印象,这两年流传甚广的一个判断,就是根据科学技术手段的测定,光绪帝的遗体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紧接着的推断,就是慈禧太后在临死前,不惜对这个养子下了黑手。

甲午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李鸿章请求户部拨款二、三百万两,以作战费,清政府竟仅拿出18万两以充军费(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清政府才手忙脚乱地开始筹措经费。1894年8月14日,户部提出四条筹饷紧急措施,即:一、停止工程;二、核扣俸廉;三、预缴盐厘;四、酌提运本(《清德宗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9月,翰林院编修张百熙上书条陈筹饷,奏准盐斤加厘。9月底,户部又提出四条筹饷措施,即:一、颜缎两库折价,着照成案再减一成,均案四成实银开放;二、典当各商捐输;三、茶叶糖斤加厘;四、土药行店捐输(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宣统元年上海图书集成公司印。)。后又议准两江总督刘坤一筹款三条之奏,即:一、官员倡率输捐;二、劝谕绅富捐资;三、派令典商捐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刘坤一遗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之后,户部又奏准息借商款(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光绪二十年八月。)。最后又不得不息借洋款。下面我们把这些筹款措施综合起来,逐一考察其成效。

第一,它忽视了义和团运动的特点。

这个传说流传了一百多年,但经过如此科学的检测和研究,如此郑重其事,据有限阅读,在这历史上大约还是第一次,是严肃历史学家对一个荒诞说法予以认同。我们无疑在这里讨论这个说法的正误,只是想指出这个判断无疑是基于一种恶的历史观,缺乏“同情之理解”的历史学风度,从大历史层面误读了慈禧太后,误读了近代中国。

第一,搜罗各库存款,指令各省分筹的款。搜集各库存款,比较大笔的有发宫存银300万两以佐军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海军衙门存款本银260万两,分存各银行和开平矿务局,年内可提银158万余两(内有20万两是开平矿务局用煤抵还的),其余均须明后年期满方可催收(《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湾精华印书馆1972年版。)。并提取出使经费银20万两(《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湾精华印书馆1972年版。)。地方提取和筹集的款项有:奉天40万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四川100万两;甘肃20万两;陕西20万两;广西10万两(《清德宗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山东20万两奏议》,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新疆20万两奏议》,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分类选集;长芦盐场10万两全集》,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奏稿78。);营口海关10万两(《清德宗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这项措施约筹银700多万两。

义和团运动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次较大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有很大的不同:

最近,另一种看法也在悄然传入,那就是一度热播的《苍穹之昴》。这部根据日本作家浅田次郎同名小说改变,由中日两国艺术家共同创作的电视剧,艺术再现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其大的历史脉络当然还可以讨论,只是这部电视剧为观众展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慈禧太后。日本著名艺术家田中裕子对慈禧太后人情化、世俗化的塑造,较之过往刘晓庆等人政治化、妖魔化的塑造,看来更可信更合乎人们的审美要求。

第二,缩减开支。缩减开支主要有停止工程、核扣俸廉和颜缎两库减成开放三项。停止工程方面,规定“除现已兴办之工照旧办理外,嗣后寻常工程,一概暂行停止(《清德宗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因战争持续的时间较短,故这项措施并无实际意义。核扣俸廉方面,规定自光绪二十一年起“外省文武大小官员养廉按实支之数核扣三成入军需”,预计可减支100万两。然甲午战争于当年三月即告结束,实际扣廉用作战费者只有3万两左右。颜缎两库减成开放方面,例定户部每年两库折价应放实银120万两。光绪六年户部因筹备饷需,奏明按五成开放,每年放实银60余万两。为减少开支,甲午时户部奏准再减一成,一律按四成实银开放(《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湾精华印书馆1972年版。),岁可减支12万两左右。这项措施于十月间实行,战时可减6万两上下。总共缩减开支方面,实减不过36万两左右。

历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都是武装起义,都拥有一支武装力量;而义和团运动并不是武装起义,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其实,从历史视角重新观察,慈禧太后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政治人物,她或许说不上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英主明君,但她决不是我们过去所认知的那样邪恶,那样不可理喻。如果我们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我们必须承认近代中国的转型大体上完成于慈禧太后当国的四十年,那四十年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这是从大历史的视角进行观察。从小的视角说,慈禧太后也真的不容易,真的值得同情,她真的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女人,因为中国女人最忌讳的几件不幸差不多都被她遇到了。

第三,劝官报效,令商民捐输。这有五个名目。一为官吏报效;一为典当各商捐输;一为土药行店捐输;一为绅富捐输;一为捐纳举人。“官员报效本无定程”(《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一年八、十一月;十二月;五月;二十年八月。),属于临时性措施,数目也较难考清。现所知的有:前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报效3万两;贵州巡抚崧蕃报效1万两;吏部左侍郎崇光2万两;已革举人万航捐输军饷5万两(《清德宗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估计约在12万两上下。典当各商捐输方面规定“于额税以外,无论旧开新开,每座均捐银二百两,限于年内交清”(《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湾精华印书馆1972年版。)。这项全国共可收银约30万两(《光绪政要》,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卷23。)。土药行店捐输方面,规定“无论京城内外已办牙捐未办牙捐各省,均照此次酌定之数,令土药行店每家捐输银三百两,限于年内交清”(《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湾精华印书馆1972年版。)。光绪二年时土药行店的数目不详,估计要比当商少得多。故土药行店捐输的数额应比典当商人的捐输少,估计不会超过20万两。

历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都以武力向封建统治者夺权;而义和团运动只开展反对洋教、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抗封建统治者镇压的斗争,却不向封建统治者夺权。

不幸的女人

绅富捐输方面,数额最多的是两淮盐商的捐输和江苏绅富的捐输。两淮盐商捐输数额达100万两:江宁、扬州等属食岸共摊银2万万两;淮北票贩共摊捐银20万两。但两淮盐商捐输缴款较迟。自光绪二十一年三月起,尽一年之内每三个月为一限,分四限缴清,故实际上没用作战费。江苏劝捐的范围很广,数额也最多。有本省的绅富;有外省行商于江南的绅富:有本省寄居他省的商人;有海外富商。共计江苏捐输达150余万两之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刘坤一遗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其他各地数目则比较少。计山东盐商捐输10万两奏议》,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两浙盐商认捐30万串,折银近20万两〔26〕;两广提取商人捐银11余万两;吉林商人捐钱30万串,折银近20万两(《清德宗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湖北遵令劝捐,但数目不详(《清德宗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估计令绅富捐输一项,数额在350万两,实用于战费的有250万两上下。

历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大都有一个或几个比较有影响的、能指挥全局的领导集团;而义和团自始至终没有形成全国的、或某省范围内的统一领导集团,它只有分散在各地的“坛”场组织者,他们领导着分散的地方性的群众运动,其间并无统属关系。

慈禧太后,姓叶赫那拉,1835年生,满洲人。1852年被选秀入宫,赐号兰贵人,后册封懿嫔。1856年,为咸丰帝唯一的皇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帝。这段时间大概是慈禧太后一生中最为快乐最为得意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内忧外患使身体原本就很虚弱的咸丰帝心力憔悴,终于在经历了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奇耻大辱后,第二年黯然病逝于热河。年仅二十六岁的慈禧太后就此开始了漫长的守寡生活,在皇叔恭亲王的帮助下,与东太后一起领着六岁的皇儿同治帝共同治理着这个庞大帝国,表面上的辉煌和体面怎能填满一个青春少妇的正常欲望,年轻的寡妇守着的不是大清王朝的江山,而是孤独和寂寞。

至于捐纳举人,根本就没有实效。“甲午开捐举人,二万金一名,以百名为限”,但到光绪二十二年,应命纳捐者仅二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

正因为义和团运动有上述特点,所以,它的中心是由群众运动的规模及其活动地区来决定的,而不是由什么主力的转移所形成。比如,反洋教,反侵略的斗争在山东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普遍兴起和蔓延之时,义和团就在山东地区形成了中心;当义和团反帝斗争在直隶及津京地区掀起高潮并在中国北方各地蓬勃发展之时,义和团运动就在北京形成了中心。

孤独寂寞的日子度过了十年之久,1872年,年仅十七岁的载淳长大成人,开始亲政,两宫太后撤帘归政,准备颐养天年,可惜天不假年,仅仅三年时间,慈禧太后的亲生子也就是当今皇上同治帝却一命呜呼,于1875年初病逝,年仅十九岁。这一年,慈禧太后年四十。正应了中国老话,女人的最大不幸就是青年丧夫,中年丧子。从同情立场去观察,应该说慈禧太后真的是不幸。

统计劝官报效,令商捐输方面,实征作战费约在320万两左右。

第二,它忽视了津京、直隶具有形成全国运动中心的条件。

慈禧太后是个不幸的女人,也是个不幸的母亲,而且往深上说,她还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大约是因为咸丰帝的早逝,大约也因为同治帝年幼丧父,使慈禧太后觉得小皇子也怪可怜,于是在小皇子的成长过程中,慈禧太后大约更多采取的是溺爱是纵容是听之任之,结交了许多不三不四的坏孩子比如宫中的太监,终于在这些佞臣宵小的影响下,走上堕落之路,整日里嬉戏游宴,耽溺男宠,常常在几个小太监的陪伴下溜出皇宫,微服冶游,整夜在南城琉璃厂、八大胡同等一些茶园酒肆、青楼妓院、花街柳巷盘桓,狎邪淫乐,流连忘返,往往直至第二天早朝时方潜回宫中,以至召见军机大臣时或仍处在醉酒状态,语言失次,杂以南城猥贱之事,不堪入耳。

第四,茶叶糖斤加厘、盐斤加价、预缴盐厘。茶叶糖斤加厘方面,令各省各就现在抽厘数目再行加抽二成。至糖斤一项……均照常抽厘外,每糖一斤加二成。此两项加抽厘金成数无几,全国征收约2万两左右。

北京是清朝封建统治的心脏。慈禧被各种因素所迫使,出于她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承认了义和团的存在,并企图利用义和团打击帝国主义列强。这是义和团在北京活动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没有清王朝的特许,义和团能在北京城里活跃起来吗?更不用说成为运动中心了。

小皇帝微服冶游是个人爱好,不过他似乎也知道贵为皇上这样不好,所以他在南城狎邪淫乐时总是担心遇到自己的“众爱卿”,那样的话不是一般的丢失体面而是太过难堪,所以他总是在那些佞臣宵小带领下,尽量避开大臣们常去的著名妓寮,专觅那些下等私娼取乐,天长日久,终于染上了不洁之病,死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洞见腰肾而死,或曰梅毒,或曰疥疮,当然也有掩饰性的解释说是天花。

盐斤加价、预缴盐厘方面。户部议定盐务省份每斤加价二文,以佐军需。时清廷主要的盐场有两淮、四川、广东、长芦、河东、两浙、山东、福建等处。两淮盐斤行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每年淮南约销40万引上下,淮北约销盐29.6万引。盐斤加价,各岸略有不同,平均加收约在每引七钱半左右,计可征收52万余两,但淮北“先因窒碍难行,销数疲滞,直延至次年九月间,始能开办”。故两淮盐斤加价,实只有淮南一处,约可得银30万两,同时清廷又令淮南运商预征盐厘100余万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刘坤一遗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共计两淮得银130万两左右。

北京是各国驻华使馆的所在地,这里也集中了一些全国最大的教堂。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计划,大量地通过他们驻北京的使馆去执行。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各帝国主义驻北京的使馆,又向清政府发号施令,甚至胁迫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这样,各国驻北京的使馆,也就愈来愈暴露出作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大本营的面目。

同治帝之死说明慈禧太后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而这样不合格的母亲在中国传统社会甚至现在中国社会也并不鲜见。年轻寡妇不能见到自己的独苗吃苦受累,更不愿让自己的独苗受到什么约束。如果我们将慈禧太后放在一个常人的立场上去理解,大概不难明白她的这系列遭遇其实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川盐“计应行盐四十千万斤,每斤加钱二文,约可加钱八十万钏,以钱易银约可征银五十万两之谱”。但川盐如令“预缴厘银,商力实所不逮,恐多罗掘于先,必致竭蹶于后,办理殊多窒碍”,奏淮免缴奏议》,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