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统治阶级中的抵抗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历史证明,每当外国侵略者发动侵略一个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内部总是有一部分爱国人物能够参加反抗外来侵略的。义和团运动时期,也并不例外。当时,一部分中小地主、中小官员和少数上层官吏主张和参加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战斗,虽然他们之间没有联系或很少联系,但是由于他们有着反侵略方面的共同性,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抵抗者的派别。抵抗派以他们的实际言行,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他们反帝爱国的意志和决心。至于他们对于义和团的态度就不尽相同了,有的支持,有的反对,甚至进行镇压。

内容提要:文章以清代京师
内城商铺为切入点,就旗民关系的变化作了考察。清朝定鼎北京之初,实行旗民分治两元体制,强迫民人迁出内城,但是却无法阻碍其重新进入。文章第一部分,考察内城商铺的发展。嘉、道以降,以三项制度(编查什家户、铺保制度、户口调查)
的实施为标志,表明清政府完全接受民人定居内城的事实。第二部分,以契书为基本史料,从商铺的分工、商铺的转手、商人的构成等方面,就内城商铺与商人群体作了考察。指出京城经商人群的最大特点,是包括旗、民两个部分。旗人经商,并与民人频繁互动,密切了彼此关系,促进了旗民分治制度的瓦解。

晚清统治者所主持的“新政”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是发生于同一历史时空中两个水火不容的重大事件,影响及于后世,非同小可。至于怎样看待二者的价值与作用,至今仍然困扰着许多后世研究者,聚讼纷纭。倘若从梳理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相互关系入手,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重在从学理上确认“新政”的两难困境以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对孙中山一代民主革命先驱的历史劳绩多给一点理解与敬重,也许是必要的。

抵抗派中有一部分人承认,义和团的兴起,不是“谋乱”,而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得人民“久已痛深骨髓”,“民间不堪其苦”,才“不得已”组织起来,“藉以捍卫身家”。(御史黄桂□□,《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4、45页)他们看到了“外洋欺侮中国,据我土地,夺我利权,干预我政事,且或籍传教为名,纵教民以欺压平民。民间积怒既深,日思报复而无术,于是山东起有义和团,畿辅之一带应之”。(给事中李擢英□,《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0页)从而,他们认为“一味将就洋人”,主张对义和团“非痛加剿办不可”的方针,“万不可行”。(詹事府司经局洗马檀玑□,《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31页)有的人还义正词严地指责清政府“岁费数千万金钱,豢养战士,不以御外夷,而以残百姓,岂练兵之本意哉”。(御史黄桂□□,《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5页)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抵抗派的一些人提出了要“推广”义和团,“行之各省,其各沿边沿海省分,则更加密加速”,“俾家自为战,人自为兵”,“万里一室,万众一心”。(左绍佐:上徐桐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41页
)使“处处是团,处处有备”。(左绍佐:致贻蔼人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51页)这样,“中国二十余行省,四百余兆人,诚能亿众同心,何敌不克”。(翰林院侍讲檀玑□,《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23页)因此之故,他们奏请把四川、湖南、贵州反对洋教的首领释放出狱,让他们进行抗帝战斗。总之,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抵抗派的一部分人认为义和团“兴义师”,“自备口粮”,“实灭鬼子之神兵也”。(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义和团》,第2册,第183页)因此,“义民可用”,(李秉衡语:见罗□□:《庚子国变记》,《庚子事变文学集》下册,第953页)要“联合拳会”(盛京副都统晋昌□,《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59页)以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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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派之所以成为抵抗派,就在于他们在对待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问题上。主张抗战,反对乞和。这种思想和二千多年来封建臣子的“忠君”思想是一致的。他们根据历史的教训,看到了列强的侵略得寸进尺,“决无以餍其意,故不出于战,则更无中国容足之地。”(左绍佐:上徐桐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40页)“非战无以立国”。(翰林院编修彭□等呈,《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16页)他们指出“外夷之欺中国,往往以和为进步”(御史徐道□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55页)故和之祸,烈于战、速于战、毒于战、不至其时不见,至于见之,悔尚何及哉!故曰不可存求和之心”。(左绍佐:致贻蔼人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52页)抵抗派还列举史实,说明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皆未尽乎战之分,而非战之不可胜也。三元里则民兵胜之矣,镇南关则官兵胜之矣”。(左绍佐:上徐桐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43页)有的官员在侵略军入侵之前,就进行了战备或建议备战。黑龙江将军寿山拒绝俄军“假道”,布置战守,准备“迎头痛击”入侵之俄军。(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第21页)直隶提督聂士成在八国联军入侵之前就提出:“目下情形,外侮尤亟”,建议“严饬”“炮台各将领认真准备”;要求北洋海军“择要聚守,以备不虞”。(聂士成致荣禄、裕禄电,1900年5月3日,《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135页)当伴随着西太后的假“宣战”同时而来的加紧乞和声中,抵抗派继续反对乞和,要求坚持抗战。他们认为:“战则尚有生理,和则断无生路”。(左绍佐:致贻蔼人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52页)八十六岁的抗法名将,云南提督冯子材一再提出,应当“专于主战,勿为和议所摇。”他说:“言和则割地赔款,地有尽而款无出,括中土之精英,饱洋鬼之贪欲,虽得旦夕之安,而前款未清,洋兵又复启衅”。从而冯子材主张一意奋战,“以雪数十年中华臣民受欺之耻”,他表示愿以年迈之躯,杀敌致果。冯子材还提出“化弱为强”的战略方案。(冯子材□,《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78~480页)为了论证抗战的必要性,冯子材以甲午中日之役,“日本发难尝试,未经惩创,率以和字误之”,(冯子材□,《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13页)作为殷鉴。盛京副都统晋昌说,沙皇俄国在东北“自修铁路,已入据我之腹心”,当前“不战将不能守”。他表示要“督饬各军,布置周密,并力进剿,以期规复”被俄军占据之领土。(晋昌□,《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86、487页。)北京沧陷后,晋昌中肯地指出战局之失利,“非战之误,实各省不战之误”。他在分析当时情况后说,惟有“始终主战”,“犹有于危路求安之日,若再一议和,势必至彼索某城,此索某地”,终至“无以为国”。(晋昌□,《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39、640页)有的官员提出,如果乞和的话,列强予取予求,国家“大权尽操之敌人之手”,“中国岂复有兴复之望乎”。(浙江学政文治□,《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71页)在抗战危机之际,李秉衡挺身而出,决心“宁为国而捐躯,勿临死而缩手”,(李秉衡:《誓师文》,见《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第132页)以实际行动坚持抵抗。

曾几何时,在革命史观的研究视野与价值体系里,我国史学界大都重视破坏而鄙弃建设,强调暴力革命而忽视清末统治者的改革成效,许多辛亥革命史与近代通史论著要么对“新政”不屑一顾,鲜有提及,要么照搬当年革命文豪陈天华或戊戌通缉要犯兼时政批评家梁启超的思路,斥责“新政”为“假维新”,“伪变法”,充其量把它作为辛亥革命的一个背景,轻描淡写地提一下这个“反动”的“新政”之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作用”。近十余年来,基于改革、开放的现实感召,加上中外学术交流的顺利铺开与史学研究的深入,以中国早期现代化为视角重新审视清末“新政”的论著不断涌现,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与有关真相渐次浮出水面。可以说,近十余年来,我国史学界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突破,在较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清末“新政”研究的突破。不过,在价值评判的层面上,以批判“激进主义”、倡导“权威主义”或“保守主义”的名义,偏爱改革而轻视革命,惋惜“新政”的中断而指责暴力反清斗争乃多此一举,试图从根本上否定辛亥革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此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出台,至今余音未绝。有关论点或从境外引入,(注:详见余英时:《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29页。)或与境外的类似声音相呼应,其中固然不乏“与国际接轨”的架势,却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关学术纷争也就在所难免。

抵抗派为了实现自己的抗战主张,对求和派的卖国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说:“战局既开,万无和理”。揭露乞和派的“隐情”,是“有通洋情而受贿者,有仗洋势而升官者,有藉洋务而致富者,有隶名教而甘心从逆者,有资财寄顿于洋行、子弟游历于各国、直与洋人相依为命者,深恐洋人一败,彼亦随之而败;不然,则护其往日畏葸之罪者也;又不然,则保其垂老爵位之荣者也。情况不同,肺腑则一。彼既以和夷为生路,而国家之祸福遂漠然置之不问”。(御史徐道□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55、256页)他们指明,近三十年来丧权辱国之事皆李鸿章“专务和戎”,“甘心卖国”所致。象李鸿章这类“大奸”,必须“急除”。“大奸不除,不能成大功”。(翰林院编修王会厘呈,《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66页)有的人请杀卖国贼张之洞、刘坤一;有的人要求惩办盛宣怀,“重典”制裁那些“言和言约之人。”(左绍佐:《拟致军务处条陈》,《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48页)抵抗派的主张是要求祖国独立,主张义战。它是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

如何直接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或提炼的价值理念来阐释或衡量中国自身的历史实际而不使人产生隔靴搔痒之感,外来的或基于本土的理论模式在千人千面的历史现象面前是否具有万能的功效,这还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本文姑置不论。就我国的有关学术状况而言,由否定晚清“新政”、讴歌革命而转为讴歌晚清“新政”、否定革命的学术现象与其说同自然而然的互补性学术反弹或纠偏有关,还不如说与史学研究中存在的方法论误区有关。无论是前此一致否定“新政”而讴歌革命的话语系统,还是近年彻底否定辛亥革命而留恋“新政”的见解,尽管彼此的结论显得南辕北辙,但无论在话语环境之于史学主体的制约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话语环境上,有关是非判断都过多地受现实生活与社会主流中的价值体系的制约与影响。现实生活中崇尚革命,鄙弃改革,史学研究者就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去一味地讴歌甚至神话革命而鄙弃改革,反之亦然,既容易忽略历史与现实的时空差异,也不大注意保持自身相对平静的学术心境与学术中立态度,过于趋时;在思维方式上,二者都是受制于两分法的简单化思维定势,用非此即彼或顾此失彼、厚此薄彼的极性思维,过多地纠缠于是非定性与价值评判,站在要么彻底肯定、要么彻底否定的两极互换角色,却忽视了社会内部与历史事件之间的时空联系,把复杂的历史处理得过于简单化,有关历史结论就真像翻烧饼一样,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史学主体的主观色彩太浓。

但是,抵抗派人物由于其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和所处的环境互不相同,因此,他们在反帝爱国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和作用也不尽相同。大致说来,可以把抵抗派人物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人,在各地参加反洋教斗争。第二种人,主张或直接联合义和团打击洋教势力,对抗列强侵略军。第三种人,投身于反侵略的民族战争,并且英勇奋战,乃至牺牲生命。下边,我们分别把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物,作个简单的介绍。

应当承认,经过八国联军血洗京师的沉重打击与奇耻大辱,曾经双手沾满“戊戌六君子”鲜血的慈禧太后在逃亡西安途中所宣布的“新政”并非完全没有诚意,也不是没有具体措施和实际投入,不能因为“新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秩序而否定目的本身。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有关改革的深度与成效的确还超过了19世纪的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这已越来越成为史学界的共识。正是通过“新政”,从传统的小农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的迹象才真正出现。经济自由政策的颁发,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现代化的陆军体制、教育体制与现代人才培养模式也开始落户;还有,现代法律体系与司法制度已开始成形。除了《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相继出台外,《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这三部大法就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现代法律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注:袁伟时:《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我看清末新政》,《二十一世纪》2001年第2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其价值与影响也不因清朝的覆灭而消失。另外,从1905年开始,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者被迫将逃亡海外的政治犯梁启超于1901年所设计的预备立宪方案捡起来,逐渐予以尝试。

第一种人:主要是中小城镇和农村中的中小官吏和中小地主。长期以来,他们对于列强利用洋教肆意欺压群众,夺占国家主权,都是耳闻目见,亲历其境的。有的人还曾直接受过洋教势力的迫害。因此,他们对于洋教士和洋教势力极其痛恨。当义和团兴起后,他们在义和团的旗帜下,和当地劳动群众一起,开展反对洋教势力的斗争。地主分子反对洋教,虽然自六十年代开始就不断出现,但从来没有过象义和团运动时期这样广泛,全国各地,几乎所在皆有。在直隶保定,城守尉奎恒、参将王占魁支持和参加义和团反对洋教。在察哈尔张家口,已革记名骁骑尉图萨本参加义和团,并组织义和团攻打当地教堂和洋行。在陕西渭南,已革道员陈鹏在“毁教灭洋”旗帜下,组织群众开展反对洋教的斗争。在贵州桐梓,贡生陈秀俊于1901年组织义和团,反对洋教势力,对进行镇压的清军予以坚决抵抗。在热河朝阳,地主分子邓莱峰,从1900年到1902年间,支持义和团、在理教打击洋教,之后,组织和领导联庄会、“拒洋社会”继续反对洋教,抗击俄国侵略军和清军。直隶青县监生郑升平、举人郑属江、生员郑阅江父子三人,遵化举人杨锡霖,枣强武举渠成江等都曾支持和参与义和团的反洋教斗争。这些人在斗争失败后,或被中外反动派杀害,或被投入监狱,或被革去“功名”。

不过,“新政”毕竟是在统治者于19世纪接连耽搁几次改革机遇之后开始的。20世纪初年的中国已是危机四伏,百孔千疮。1911年的反清革命高潮是在清朝统治者已无法照旧统治下去时来临的,并非孙中山等职业革命家一厢情愿的结果,不是人为地造势而成。

第二种人:在八国联军和沙皇俄军侵入的地区,和义和团一道参加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直隶候补道谭文焕,支持和参与天津义和团的活动,参加抵抗联军的战争;天津沦陷后,参加义和团的“复仇举事”。随后李鸿章以“实与逆匪无异”的罪名,予以杀害。盛京副都统晋昌,当义和团在辽宁兴起后,参加义和团反击洋教和帝俄侵略者;俄军入侵后与义和团一道,并肩抵抗。李秉衡曾在山东巡抚任内,对洋教势力的扩张表示忧虑不满。当北京沦陷前夕,只身赴敌,战败自殉于战场。类似这种人,在北京,在直隶和其它地方都是有的。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却表现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同情、支持或团结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还有一些官员和地主分子,通过他们的言论和主张支持了义和团的抗战。

首先,清政府长期压制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生凋敝与不平等条约所强加的一笔笔巨额赔款与“新政”本身的巨额需求之间形成明显的反差,“新政”雷大雨小甚至空有其名之类现象比比皆是。基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社会各阶层原本就对“新政”期望颇高,也不乏“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渴望,但“新政”的许多方面却是敷衍塞责,不尽人意,二者的悬殊只能加剧民心的涣散与社会的分化。为了摆脱财政困难,贪污腐败变本加厉的统治者拿出竭泽而渔的旧花样,加倍敲榨人民,结果,自卫性的抗粮、抗捐、抗税斗争此起彼伏,愤怒的下层民众不仅冲击厘卡警局,而且捣毁新式学堂,反而增加“新政”的阻力。

第三种人:这类人主要是各级武官。他们对于义和团,有的支持,有的反对,甚至曾经参与镇压。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能够并且比较坚定地反抗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而且大都英勇奋战,光荣牺牲在战场。这些人当中,在保卫大沽炮台战役中,有总兵罗荣光,副将有照琦,管带封得胜等。在天津保卫战中,有提督聂士成,记名总兵李大川,管带宋占标、连祥云、潘金山,守备宋春华,游击苏□然。在北京,有甘军统领马福禄。在东北战场上,有黑龙江将军寿山,副都统凤翔,统领崇玉、保全、喜昌、恒玉,骁骑尉德春,管带瑞昌、经和等。至于下级军官就更多了。此外,还有一些官员在侵略者面前表现了坚强不屈的精神,坚贞的气节。直隶青县知县沈□初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当义和团兴起后,沈□初曾对义和团“捐金济之”。(管鹤:《拳匪闻见录》,《义和团》,第1册,第481页)当德国侵略军侵入青县时,沈□初被其俘虏,“幽置”德营,“逼索金,辞以无夷出短枪相拟,不为少动,辞如故”。德“酋暴怒,向公索”义和团民,沈□初予以拒绝说:“何索为”?德寇“益怒,扑之,捶笞遍体,虏至伤折胁”。随后,“复笞之”,“试气绝,委于岸”,比及稍醒,犹询问县城和居民现况,“仰天欷□”(宁奎章:《青县志》,1931年版,《经制志、官制篇》,第5卷,第46页)而故。

其次,自康、乾以降,清朝统治者日趋衰败,政治威慑力与治理能力逐代递减,陷入周期性的皇朝衰败危机。但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改革都是在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时为挽救统治而启动的,任何一场成功的改革之于改革者的政治权威、魄力与技巧要求自然就不低,清末“新政”尤其如此。慈禧太后也罢,载沣也罢,能否驾驭“新政”所产生的那些颇具挑战性的成果,冷静地处理某些突发性的政治事件,维持残局,却还是未知数。以新军为例,既然它属于颇具现代化素质的新式国家机器,而且从筹饷、募兵到编练成军,多由地方督抚直接控制,其独立性较湘军、淮军犹有过之,中下级军官中还不乏留学归来者,军中还有同盟会中人乔装安置切入,倘若指望它始终如一地同一个腐朽皇朝保持一致,赴汤蹈火,那是不切实际的。如所周知,武昌起义爆发时,紫禁城就已无法调动各省新军火速“助剿”,倒是响应武昌起义者的呼声不绝如缕。再以教育改革为例,科举制的废除固然加剧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士-绅-官三位一体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年轻的求学者无论是负笈国内新式学堂,还是浮槎放洋,大都怀抱报效国家之念,潜心救国之道。当他们目睹域外世界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时,其恨铁不成钢的心境便油然而生。他们上下求索,左右对比,一致认为君主专制主义乃祖国积贫积弱的总根源,要么呼吁清朝政府拿出诚意来,实行货真价实的君主立宪制,要么主张用暴力将爱新觉罗皇朝与君主政体一同埋葬,创建民主立宪制。如何把那些见多识广的热血青年召唤在陈旧破烂的龙旗下,就成问题。诚如一向不赞成暴力反清的梁启超所说:“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万能造鸿鸪千里之势。若是者,舍冒险末由。”(注: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页三一。)严复有一段评论值得回味:“十多年前,先有普鲁士亨利亲王,后有一名日本军官向满族王公们建议,中华帝国的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是要拥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其次,将权力完全集中于皇室中央政府。满族王公们努力照此行事十二年,除此之外无所作为。谁能说这些建议是错的?但是前面提到的那两位先生都不知道,他们恰好将一件锋利的武器给小孩玩耍,或拿一块马钱子碱当补药给婴儿吮吸。”(注:[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7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