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执政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浅论唐代史馆的设置

唐朝兰陵公主简介 历史上的兰陵公主李淑怎样?

唐初正式设立史馆修史并形成一系列的制度,这是我国史学史和政治制度发展的一大进步。而史馆制度的确立绝非偶然,是有其深刻是社会政治原因。同时,史馆的设置并制度化在当时来说是空前的,对后世史馆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此外,史馆制度化又有其弊端,这是封建制度下是必然结果。本文不揣冒昧,略陈管见,以求一二之赐教。
[关键词] 唐代,史馆,监修国史,史馆制度
贞观三年,唐太宗将史馆从秘书省中分离出来,置于禁中,使其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职,成为独立修史机构。唐初设立史馆修史,是对历代官方修史形式的制度化,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从私人修史向政府修史的转折点。
设馆修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的兰台、东观,据《后汉书》记载,班固就曾“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1],又《唐六典》有记:“刘珍、刘毅、刘陶、伏无忌、黄景等相次著述东观,所撰书谓之《东观汉记》”[2].由此可见,兰台、东观应为当时修史的地方,但是二者又与后来的史馆有着本质的区别。兰台系“掌图籍秘书”,东观则是藏书之地,都非专供修史。之所以于此修史,是因为藏书丰富,有利用之便。[3]此后历朝都设有修史机构,或隶中书省或隶秘书省,没有独立固定的形式。至北齐“史馆之名自此有也”[4],但是它仍然不是独立的修史机构,而是负有修史之责的秘书省下属机构著作省。隋统一后,又设史馆,置著作郎、著作佐郎等史官,隶属秘书省。及唐朝建立,“武德因隋旧制”[5],因此贞观之前史馆的设置并无定制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机构。那么为什么到了唐太宗贞观时期就要将史馆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政治机构并形成一系列的史馆制度呢?
其实,唐太宗贞观三年,正式确立史馆修史制度,这绝非偶然。笔者认为,这是当时政治大一统和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在史学领域的体现。自汉末到隋统一前,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至隋唐,才重新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大帝国。随着政治统一,需要加强中央集权,思想意识也须高度统一,才能巩固政治统一。同时,在确定官方史馆修史制度之前,民间多有私修史书者,他们多奉行“直书”的传统书法,虽然这样写史比较真实,但却多有触犯封建统治者的禁忌,不利于封建统治者皇权的维护。因此,早在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就已经在思想文化领域内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开皇十三年五月,隋文帝就曾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6]但是隋朝短命而亡,在前朝的教训下,唐初统治者深知巩固政权的重要性,特别是要统一人们的历史认识,清除分裂割据的历史影响。因此就有了将史馆独立出来,垄断修史大权的必要性。此外,唐太宗本人对于历史的借鉴作用及史书的修撰更是异常重视。他曾多次对大臣们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7]又贞观十年,房玄龄、魏征等上所修周、北齐、梁、陈、隋五部史书,唐太宗就十分高兴地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8]
唐代史馆与前朝史馆相比有着不一样的地位。唐太宗将史馆移置禁中门下省北,使之成为宫中整理古籍、修撰史书以及提供历史经验的正式修史机构,这大大提高了史馆的地位。此外在贞观三年设立史馆的同时,也确立了监修国史的制度,之后遂成定制,直至唐朝灭亡。监修国史,作为史馆修史活动是总负责人,在唐代一般是由宰相兼任,偶尔也会由一些史学泰斗或皇帝宠臣担任。如贞观一朝就由房玄龄担任,“
三年,
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9].同时,为了保证史料的完备与可靠,为使史馆及时了解各方面的重大事件,积累必要的文献,唐太宗还颁布了“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详见:《唐会要》卷63《史馆》上)的诏书,使史料征集制度化。而关于史馆职员的组织分工,在唐太宗时并未有明确规定,直至唐中期天宝后,史馆职员遂有所定制,分工也明确。据《新唐书•百官志》载“天宝后,他官兼史职者曰史馆修撰,初入为直馆。元和六年,宰相裴土自建议:登朝官领史职者为修撰,以官高一人判馆事;未登朝官皆为直馆。大中八年,废史馆直馆两员,增修撰四人,分掌四季。有令史二人,楷书十二人,写国史楷书十八人,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二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熟纸匠六人”[10].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史馆中,除监修国史和史官外,还配备有各种勤杂人员,为修史的成功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同时,政府对史馆及其职员的待遇也极为优厚。据《史通•史馆建置》载:“暨皇家之建国也,
乃别置史馆,
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11]
在如此完备的史馆制度下,唐代的史学成就大放异彩。史馆设立后,太宗随即诏修五代史,由令狐德棻主修《周史》,李百药修《齐史》,姚思谦修《梁史》、《陈史》,魏征主修《隋史》,由宰相房玄龄总监诸代史。这次修史成效极为显著。贞观十年,五史全部修成上进。不过,刚修成时,因五史全为纪传,无表志,故又合称为“五代纪传”。贞观十五年又诏修五代史志,参加修撰的有于志宁、李谆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等人,宰相长孙无忌监修。至高宗显庆元年,十志三十卷亦告完成。十志本为五史而作,内容也通括五代,故当时称《五代史志》。由于五代史各自单行,所以就把《五代史志》编入五代史的最后一部《隋书》中。因此,《五代史志》又称《隋志》。贞观十八年,太宗又诏修《晋书》,二年后即告书成。此外,尚有李延寿私撰之《南史》、《北史》。不过,李延寿身入史馆,参与修撰诸史,得以广泛参考官方有关资料,书成之后,先请监修国史令狐德棻校阅,后又上表奏进于朝,直到官方正式承认后方公布于众,因此实与史馆官修无异。[12]总的来看,二十四史中就有八部“正史”在唐初完成修撰,史学成就斐然,这主要还是得益于唐初史馆的设置,大大推动和促进了唐朝史学的发展。
史馆制度的确立对于修史来说确实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史馆的设置也给修史带来了一些弊病。唐代的史馆是封建专制主义下的产物,是为皇权服务的,因此其写史也必然受到官家的限制。唐代将史馆置于政治权力中心目的是便于控制,同时由宰相监修,出入史馆皆高官,“重其职而秘其事”[13],紧紧控制着修史的权力,为君王而书史,因而多有隐晦的地方。如贞观十六年,唐太宗欲观国史,于是“房玄龄遂删略国史”[14],虽然唐太宗坚持要“直书其事”,但房玄龄的做法也已经为史馆修史处处忌讳隐瞒开了先例。此外,史馆的主要任务是修撰国史,即修撰本朝史,因此作为统治者往往为了自己的生前身后名而不惜歪曲历史事实,这样留给后世的历史就可能已经与事实脱节了。如关于唐太宗篡改国史及相关的建唐问题,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唐太宗篡改了国史。例如玄武门事件,陈寅恪认为:“经胜科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意即唐太宗夺取帝位后曾修改了国史。还有,贞观年间,史臣遵太宗意旨,于修撰高祖、太宗两朝实录时篡改建唐史实,将太宗抬高到奠基者的位置上,贬低高祖的作用,所谓太宗与刘文静首谋晋阳起兵之说,乃是贞观年间对实录、国史作了伪造的结果。[15]关于唐太宗是否篡改国史本文不作详细论述,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国史禁密之下,善恶必书的修史制度因帝王干预而不断破坏,武则天时期,史馆制度更是屡遭专制政权冲击。同时,官方垄断修史使得个人史学得不到正常发挥,对修史约束过甚致使贞观之后,史馆制度弊端日益暴露。
而曾在史馆任职的刘知几对史馆制度的弊端就作出过严厉的批评:“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16]史馆因为官俸优厚,所以很多进入史馆的史官并非是有真才实学的,他们通过种种关系,进入到史馆中来,不仅影响了史官的素质,并且也损坏了史馆的风气。史官在馆内修史,往往人浮于事,各不相下,(唐朝历史
www.lishixinzhi.com)致使修史岁月拖延。“傥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韶直书,见仇贵族。”[17]史官在这样的制度下,为了自身的利益,同时又不想得罪权贵势力,往往也极尽曲笔之能事,长此下去曲笔讳饰就成了修史的通病。史学求真尚实的品格遭到无情践踏,史书惩恶扬善、鉴诫垂训的作用坠落为当权者辩护的工具。“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书,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18]监修国史的修史意见不一,有的要求必须实书,但是有的又要求曲笔,这样在编修过程中史官就无所适从,不知道到底应该听取哪种意见。“夫言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职;某传某志,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倘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19]武后、中宗时期,监修大臣多无能之辈,如武三思之流缺德无行、不学无术之徒,并不能贯彻修史宗旨,严重影响史馆修史的效率和质量。
综上所述,唐代史馆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史学史发展的一大进步,也是我国封建政治制度深化的表现。史馆制度的确立影响深远,它不仅使唐政府在短短十几年内,便修成八部“正史”,魏晋以来的历史因之得以留存。更为重要的是,史馆之制为五代、宋、元、明、清,历朝相继因袭,保证了历朝“正史”编纂的连续性,客观上起到了保存古文献,推动史学发展的作用。但是史馆制度的确立也不是没有弊端,这是在当时封建专制制度下所不能避免的。同时,史馆垄断修史也扼杀了个人史学的发展,使得此后史家难成“一家之言”。在笔者看来,修撰史书并不能完全将其纳入到政治的范畴,不能因此而扼杀其自由,这样史学发展才能保持其活力。对于史馆制度的出现,我们应该衡量其利弊,去伪存真,为今天所借鉴,史馆虽有其弊而不能掩其历史影响,这是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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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19] 刘知几,《史通》[M],外篇,忤时第十三。

面对隋末唐初百废待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复杂的严峻局面,唐太宗李世民心存忧患,治不忘乱,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关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分析探讨其执政思想并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对于新时期巩固我党执政地位、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唐太宗;执政思想;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君主和政治家,为维护和巩固李氏王朝的统治,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其中闪耀着不少执政思想的光辉。近年来学术界对唐太宗的研究比较多,从某个具体方面探讨唐太宗政治思想的文章也不在少数,但从整体上研究唐太宗执政思想的文章还不多见。本文拟从以民为本、选贤任能、重农护农、礼法兼治、民族和谐等几方面对唐太宗执政思想做些分析探讨。
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观念
民心向背是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唐太宗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只有获得百姓的拥护,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唐太宗从以下几个方面实践了自己的民本思想:
其一,务清静以安百姓。隋朝之所以失去天下,并不是因为当时国家不富强,而是因为“征求不已”使百姓不堪重负导致天下大乱。唐太宗深知安静百姓才能治国理民的道理,他说:“夫治国犹如栽树,木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乎?”唐太宗为了安静百姓,“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并为此采取了“节力役”、“息边争”、“薄赋税”等一系列措施,迅速实现国家的繁荣与安定。其二,兴产业以富民生。唐太宗非常了解富民与治国之间的关系,为了达到富民的目的,他大力提倡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通过实行均田制,使耕者有田;通过兴修水利,改善了发展农业生产环境;通过劝课农桑,使当时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此外,贞观年间,唐太宗还修正完善了武德年间制定的租庸调法。唐太宗在位期间,由于他的严格督责,官吏基本上能够照章办事,使租庸调制得到了普遍实施,成为唐代租庸调制实施最好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官吏对老百姓的恣意盘剥和聚敛。其三,去奢糜以纤民力。为了节省开支,唐太宗大力精简机构,整顿吏治。唐太宗原本打算遍封宗室为王,经过一些大臣的进谏和自己的综合考虑,认识到不能“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在唐太宗看来,“崇饰宫宇,游赏池台”是“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之事。作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诚能自节,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其四,存百姓以得民心。唐太宗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吠腹,腹饱而身毙”。他大力提倡救济灾民,从制度上保证了大灾之年的老百姓也有所依靠,争得了民心。
唐太宗这种对君民关系的理解和对民心向背以及人民力量的认识,在我国封建君主中是少有的。作为封建帝王,得天下后,仍能时刻牢记君舟民水、载舟覆舟的道理,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唐太宗的这一正确思想,孕育产生了一系列正确的政治主张。
二、“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用人理念
用人得当与否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巩固,而且直接影响到江山社稷的安危。唐太宗李世民对此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并以封建政治家少有的博大胸怀和气魄,卓越的识见和胆略,选拔并破格录用各类人才。
第一,广求贤才,知人善任。即位之初,唐太宗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人才匮乏。他深知“治乱所系,尤须得人”的道理,为此他和身边的大臣反复总结历史经验,探寻长治久安之策。贞观三年,他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联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在这里,他认为以天下之广,仅靠君主一人的智慧,是难以治理天下的。只有选择、任用天下的贤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在发现和识别人才方面,唐太宗认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尽管太宗坚持以“德才兼备”的原则来识别和选拔人才,但实际上他是把德行置于才能之上的,即首先要看其是否正直,辨其忠佞。
第二,不拘一格,广开才路。为培养、选拔人才,唐太宗继承并改革科举制度,增加考试科目,扩大庶族地主参政做官的机会。唐太宗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家庭,但他基本克服了“关中本位思想”,不囿地域地罗致人才,充分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唐太宗既从自己依靠的秦府集团的亲人、旧人中筛选贤能,加以任用,又从反对自己的原东宫、齐府集团的疏人、新人,甚至敌人中选出不少文武奇才,大胆提拔,破格录用。这些谋臣猛将、文人学士在贞观时期群星灿烂,彰显了唐太宗人才思想的光辉。
第三,考核赏罚,奖善止恶。唐太宗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考核制度。在具体操作时,规定了比较系统的量化标准。太宗十分强调要利用赏罚这个有力的杠杆,奖善止恶。他说“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至于如何进行赏罚,他认为,国君对臣下进行赏罚,不是看臣下是“适己”还是“逆己”,而是要看他“便国”与否,“妨道”与否,即要以对地主阶级国家的功过是非为标准来进行赏罚。
第四,待臣以礼,爱护人才。唐太宗深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道理,他虚心采纳群臣的意见,要求群臣发现自己的错误时能够直言规谏。他在接见臣下时尽量做到和言悦色,和五品以上的官员讲话时赐给座位,在处理国家大事的过程中积极鼓励群臣大胆进言,并尽可能地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
唐太宗的用人观和人才政策,造就了一代诤臣,避免了诸多失误,使“贞观之治”有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三、“轻徭薄赋”、“不夺农时”的重农思想
唐太宗从“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的认识出发,把重视和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和保持农村社会安定提高到治国的关键地位。
第一,唐太宗认为,应该时刻把发展农业放在政事的首位。他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唐太宗曾要求于志宁、房玄龄等人对皇太子、诸王等加强农业知识的教育,加强农业重要性的认识。他认为,治国先要解决“衣食”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就得不到人民的拥护,统治也得不到巩固。
第二,农时不可夺。唐太宗深知农民耕稼的艰辛,不能耽误农业生产的耕种和收割时间。指出:“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唐太宗对农时看得很重,一再强调“农时甚要,不可暂失”,“不夺农时,使比屋之人姿其耕稼,此则富矣”。他还认为不夺农时的关键是帝王要清静寡欲,不能穷兵默武,土木不断。
第三,轻徭薄赋以养生息。唐太宗说:“朕抵奉明命,抚有黔黎,爱憨之至,实切怀抱。轻摇薄赋,务在劝农。必望民殷物阜,家给人足。”他要求地方官吏不要在农忙季节征发摇役,要保证农民的耕作时间。据《旧唐书·礼仪志》载:“大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御耒耜,藉于千亩之甸。”太宗“躬御耒耜”的举措,显然具有提倡举国上下尽力农耕的意义和作用。
四、“礼法合一,依礼制法”的德治思想
唐太宗历经隋王朝的兴衰,亲眼看到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隋王朝二世而亡的全过程,他以亡隋为借鉴,分析总结出刑酷法峻导致隋亡的教训,摈弃“严刑治国”的观点,强调“礼法合一,依礼制法”,以德治国。
第一,以仁为宗,以刑为助。唐太宗一方面认识到法律是巩固统治不可缺少的工具,并把它提升到国家政体的高度,认为:“为国之要,在于进退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古来帝王,以仁为治者,国柞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治国应“以仁为宗,以刑为助”,立法“务在宽平”。
第二,遵法守法。唐太宗认为“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他本人以身作则,遵法守法,严格执法。如其长子李承乾,从胡作非为发展到妄图谋反,李世民就把他废为庶人,流放到黔州,直到死在那里。其妹妹长广公主的儿子洋州刺史赵节,参与李承乾的谋反,李世民也依法将他处死。太宗不仅自己带头执法守法,同时要求各级官吏守道履正,为公奉法。并采取措施,监察官吏,根据情况进行赏罚。如规定,凡断狱允当者,予以奖励,而违法的要受到处分。由于唐太宗君臣上下遵法守法,严格执法,君臣互励,相得益彰,在唐初形成了“宽平”、“简约”、“恤刑慎杀”、“礼本刑辅,明刑助礼,礼法合一,依礼制法”的法律思想体系,使当时社会出现了执法守法的良好风气。
第三,恤刑慎杀。唐太宗不仅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和遵法守法的重要作用,而且强调在执行法律时要做到“恤刑慎杀”。早在即位之初,他就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因此,从刑罚的判决到推勘复核都规定了严格的程序,采取了若干从严控制的措施。规定:“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九卿义之。”开创了封建法制史上九卿会审制度的先例。
第四,防止冤狱。唐太宗要求各地在死刑执行前必须履行“三复奏”、“五复奏”。并明文规定,个别按照法律应判死罪但门下省认为有可肴情节的可以报请皇帝裁夺,使这些人获得一线免死的机会。此外,他还总结继承并发展了自汉以来的“录囚”制度,即皇帝和各级司法、监察机关对囚犯的情况进行审录,以防冤狱。太宗即位之初,就“亲录囚徒”。为了完善录囚制度,除皇帝亲录囚徒外,还把录囚作为各级司法官吏的重要职责,规定了严格的期限。刑部每年正月派员至各地巡复狱情,把录囚和赦免相结合,使儒家“仁政”思想在狱政中得到了具体的实施。
五、“爱之如一”、“绥之以德”的民族和谐思想
唐初,中国境内的东北、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尤其是北面的突厥族的上层统治者,常常率兵骚扰中原本土地区,威胁着唐王朝的统治,唐太宗一方面遵循“防边必以武威”的原则,先后派兵击败了突厥、吐谷津、龟兹、离昌、吐蕃、南诏以及其他各族的侵扰,(唐朝历史
www.lishixinzhi.com)使“四夷威服”;另一方面,开始认识到,只有爱之如一、平等对待,绥之以德、加强联系,才能实现与周边各民族的和谐共存。同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民族政策。
第一,平等待之爱之。唐太宗一改“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政策,对少数民族“绥之以德”“爱之如一”。他采纳了中书令温彦博的“妆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长,遣居宿卫,畏威怀德”的主张,将近十万户突厥族迁人中原,安置于内地肥沃农耕地带,其中有一万家定居在长安。互民安居乐业,故不思骚动。同时并给各族上层分子以高官厚禄,“其酋首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几乎占朝廷官员的半数,并在经济上赐之以禄,在政治上与汉族将领同样秉公赏罚,伤病同样受到体恤。由于夷酋位尊禄厚,享受平等待遇,无不感恩戴德,心悦诚服。从而大大缩小了华夷之间的差异,使隋末以来日趋紧张的民族矛盾得到缓和,改善了民族关系。
第二,因其习俗而抚之驭之。在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看来,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生活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必须尊重。他们认为,如果“速欲改其常性,同此华风,于事为难,理必不可”,而应当“因其习俗而抚驭之”。根据时代的需要,唐太宗在总结秦汉在少数民族地区设边郡边县,南北朝置左郡左县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制定了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府州和册封少数民族政权首领的政策。东突厥亡后,唐太宗采纳温彦博的建议,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沿长城一线的广大地区,设置了顺、枯、长、化四个都督府,以安置内附的10余万突厥人,任用原来的突厥酋长为刺史,以管理当地的突厥部落。刺史均听命于中央,执行朝廷政令,避免了羁縻府州的离心倾向。同时,又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使之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力。
第三,联姻和亲怀之化之。与少数民族联姻和亲是唐太宗对付边远夷族的又一重大策略。唐太宗先后下嫁南阳长公主、弘化公主、文成公主及一些宗女于少数民族首领,各族君主也都以和亲为荣,多次遣使来朝,厚加聘金,以求与唐朝联姻。这一政策有利于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融合,四夷君主纷纷表示效力唐廷,避免了政治上的讹作和经济上的勒索。唐朝境内的各边境民族,都先后臣服于唐王朝的统治,唐太宗被尊为“天至尊”、“天可汗”,成为境内各族的共王。
唐太宗的民族思想,从人性出发,肯定了“夷狄亦人”,承认少数民族的应有地位,唤起少数民族自尊和重现少数民族人的价值,维持了以唐朝为中心囊括周边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大一统局面。
唐太宗李世民不愧为中国古代盛世“贞观之治”的伟大实践者,他在民本观、人才观、重农护农、德法兼治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思想与认识,无疑有着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和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应该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唐太宗上述执政思想,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繁荣发展,重铸历史的辉煌,再创民族的盛世。

由新生代导演孙恺凯执导,张钧涵、殷旭、丁元昊、战菁一、张予曦领衔主演的40集网络剧《唐朝好男人》近日上映。剧集改编自同名热门网络小说,讲述屌丝王子豪穿越到唐朝后,与当朝“女神”兰陵公主、以及妻子小妾等人发生的情感纠葛。由知名演员殷旭饰演的女主角兰陵公主更将惊艳登场,并成为贯穿全剧始终的关键线索性人物。这一角色美丽高贵、精通谋略,实属剧集最大亮点,备受观众期待。

殷旭诠释“唐朝白富美”兰陵贵在大智慧

《唐朝好男人》虽以男人视角讲述由一场穿越引发的风花雪月、爱恨情仇,但纵观剧集始末,由殷旭饰演的当朝长公主兰陵却是推动剧情进展、串联故事主线的最关键人物,不仅是男主人公王子豪在唐朝的神秘情人,更是助其成就大业的幕后推手。

据透露,剧集中的兰陵位高权重、美丽聪慧,是名副其实的“白富美”,引万千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更为难得的是,兰陵更颇具才情,琴棋书画无一不通,并擅长骑射、精通谋略。剧集中观众将看到兰陵与王子豪一起搞发明、做生意、种棉花、养鸡等精彩桥段,她更帮助当朝皇帝决策军事、解析时局。剧中男主人公王子豪更赞称兰陵公主美在大气,胜在高智商高情商,贵在有大智慧。

据殷旭介绍,在决定出演这一角色后她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发现兰陵公主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她研读大批史料,并结合剧本揣摩人物特点,最终成功演绎出了这个妩媚动人、能文能武、大胆果敢的唐朝女神级人物。殷旭笑称,如果她是男人也一定会爱上兰陵。

历史上的兰陵公主

兰陵公主名淑,字丽贞,唐太宗第十九女,母不详。根据碑文,卒年不晚于显庆四年;墓前所树墓碑碑文为第十九女,而新唐书记载为第十二女。据考证,出生于贞观二年,于贞观十年封兰陵郡公主,年约九岁。下嫁兖州都督、太穆窦皇后族侄窦怀悊。永徽元年晋封兰陵长公主。病逝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八月。一女窦氏,嫁姜遐,生子姜晈、姜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