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简介,张学良的不忠不孝和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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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蔡廷锴
蔡廷锴的一生参加过北伐、淞沪会战、抗日战争、福建事变,加入民革,文革中因周恩来保护幸免于难,但最终于1968年病逝北京。
蔡廷锴简介
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汉族,广东罗定广府人。行伍出身,由士兵一步一个脚印升为19路军上将总司令,凭的就是过人的战功,最出名的就是率领十九路军在“一二八事变”后奋起抗击日军,致使日军侵占上海的阴谋终不能得逞。使得世界上知道在东北不抵抗之后,中国还是有一批能打和热血的军人。后参与领导福建事变,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签订了《反蒋抗日的初步协定》,1934年1月因内部瓦解而失败。抗日中一度复出,因无兵而没有大的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蔡廷锴为什么不是名将 蔡廷锴怎么不出名
蔡廷锴,粤军名将,他的十九路军抗战前就被解散了,抗战没有再参战。否则真是一支劲旅,128事变相对于后来的淞沪会战,确实要打的好的多,不但守住了阵地交换比打的也不算难看,比所谓的德械师战力战果都牛B多了。内战中也几乎是见谁灭谁,唯一一次吃了红军的亏,但也崩了红军两颗门牙,国军中也是头一份的。共军将领中周士第就是19路军出来的。
此人击败彭德怀,在济南击败傅作义,在衡阳击败张桂联军,张发奎这种级别在它面前撑不了几个回合,在淞沪与蒋光鼐一起打得日军四易主帅,为什么此人知名度这么低。

图片 2张学良
纵观近代历史,张学良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纵览对张学良的历史记录,似乎粉饰的成分太多,揭短的成分少了些。有关张学良正面的记录在此不予赘述,今天扒一扒张学良一生上不得台面的五件事:
一、子承父业,子却将父业拱手让与外人,此为败家:
张学良其父张作霖土匪起家,沙场挥缰十几年,占据了东三省,统兵20万,号称“东北王”。蒋介石与张作霖交战多年,欲吞东三省未逞。在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死后不足半年,不顾部下全员反对,违背其父遗愿,宣布易旗,白白地把东三省奉献给蒋介石,换了个有名无权的“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当,坐镇北京。此为罕见的败家子也。
二、父仇子报,子却不报,此为不孝:
二十世纪起,日本加剧对东北的经济侵略,要修大郑铁路,张作霖抗衡不准。在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兵败自北京乘火车回沈阳时,日本人秘密在皇姑屯埋设炸弹,爆炸火车,现场尸骸累累,惨不忍睹,张作霖受重伤,不治而亡,享年55岁。张学良不但没有向日本追究此事,不报杀父之仇,反而与日本达成友好协议,又回到北京去当总司令,抽大烟迷酒色,在天津与赵四小姐鬼混。此为十足的不孝之徒也。
三、身为军人,当国家处于危难之时,弃国土和人民于水火之中,此为卖国不忠:
日本为加快武力侵华的步伐,于1931年9月18日,在沈阳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张学良下令不抵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仅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军仅一万人,而张学良率领手下20万大军不发一枪一炮,慌慌退至锦州,后又逃到关内陕北。东三省沦陷给日本,东北人沦为亡国奴。老百姓送给他一个“不抵抗将军”的称号。此为卖国不忠之罪也。
四、骨肉相残,此为不道:
在“九一八事变“后,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张学良进驻红军驻地后方,任陕北剿匪总司令,配合蒋介石,围剿陕甘红军,频频向红军进攻6次,牵制分散了红军抗击蒋介石的力量。外敌入侵之际,枪口不是对外,而是亲疏不分,骨肉相残,此为卑鄙的不道。
五、国家危难之际,却迷醉酒色纳妾,中年抛却糟糠之妻:
张学良在北京任总司令时,开始过上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抽大烟,嫖女人,在天津与美女赵四小姐,整天恋于舞场,不顾原配夫人劝解,将赵四纳为妾;最后在狱中与六十六岁高龄的原配夫人离婚,与赵四结婚,其先后纳了11个小妾。此为薄情无义之罪。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应该正确地看待历史中的每一个人物,对待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客观、公正,而不是粉饰、矫正、抹黑!
张学良固然在“西安事变”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共产党及杨虎城将军更是功不可没!

图片 3张学良
人们常说,“虎父无犬子”,但事实往往是:虎父出犬子。例如纸上谈兵葬送赵国精锐40余万的赵括;例如乐不思蜀拱手出降的刘禅;再例如,一枪不发丢弃乃父张作霖苦心经营几十年、拥有百万雄兵、千万百姓、无数兵工厂军火库乃至飞机野炮装甲车之东三省的张学良。
虎父出犬子的原因,在于虎父忙于征战,疏于教导犬子,犬子养尊处优,不知人间疾苦,骄娇为气酒色为友,空有虎父营就的舞台,并无腾挪舒展的功夫,自然变成败家子。“少帅”流连于北平的酒场舞会中,正所谓“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于温柔乡中乐不思东北,兼之“少帅”是个吸毒鬼,每日“鸦片枪在手、快活似神仙”,欲这样的人抗日爱国,不亦难乎!
张作霖在民族气节上是铁了心的,对苏俄毛子毫不退让,对日本人的手段也是软硬不吃。日本军部曾经研判:若与张作霖的剽悍善战之东北军开战,以张作霖的智谋军术,日军没有必胜速胜之把握,而一旦战事胶着,东北军得到全国支持,则日军就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因此也一直想解决张作霖。但是最终,却由更恨张作霖的苏俄,派出红色特工炸死张作霖,并嫁祸日本军方,而该红色特工,由此而成为苏俄“国家英雄”,被斯大林召见授勋。
昏君上台,总要先杀几个先王忠臣以“树威”,但那还是江山稳固之际。张学良一接班,即面对日本关东军的随时入侵,面对苏俄长期虎视眈眈的侵略野心,竟擅杀杨宇霆、常荫槐、郑谦等老臣,以巩固权力,这不仅失掉了自己最重要的军政支撑,更令东北军将士寒心。
杨宇霆出身日本士官军校,雄才伟略,爱国之心强烈,不仅是张作霖最信任的托孤之臣,长期担任东北军军师,在东北军政各界威望最高,为张作霖打江山乃至入关执政立下汗马功劳,更是张作霖被炸死后迅速稳定局势,扶持张学良继位、并促成南北统一东北易帜的最关键人物,而杨事后为免张学良忌恨,已经辞去一切职务,清廉自守。而常荫槐,被东北人看做是“最能干的人才”,作为黑龙江省长、交通总长,常荫槐主持修造了打通、奉海、北宁铁路,维护了东北的路权,瓦解了苏俄中东日本满铁的垄断,更设立10万山林警察,配置进口武器,遏制了苏俄日本的侵略渗透!
在被杀害当天,杨宇霆常荫槐是找张学良汇报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收回路权、维护民族利益!两人均是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大功臣,最为日本和苏俄忌恨!张学良却无耻地将他们杀害!在被命令捏造杨常罪状时,帅府秘书长郑谦愤怒质问张学良:“咋干这种事呢?!”张学良无言以对,三天后又把郑谦秘密杀害。“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张学良如此自毁长城,东北不待日本苏俄侵略,已不可守!张作霖虽然出身土匪,但归顺朝廷后尚无滥杀恶行,对兄弟同甘共苦,张学良如此大逆不道,张作霖在天有灵,必当痛心。
张学良上台时,关内的国民革命军已扫平中原,定都南京,张学良既无对抗中央之能力,又无对抗苏日之意志,为保存实力,曾按照杨宇霆等老臣的意见,由杨宇霆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使北伐军师出无名,也顺应天意人心,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借此将自己的外患压力踢给中央(后来蒋介石就成了张学良不抵抗的替罪羊),苏日要侵占东北就得和中央打交道,就得考虑国际外交军事全局,有所顾忌。
但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军阀派系,没有哪个能真正服从中央调度指挥的,北洋政府时期如此,国民政府时期也不例外。盘踞广西一隅的李宗仁、白崇禧尚且跟蒋介石的“中央”内耗了近三十年之久,何况拥兵自重的新“东北王”张学良与刚刚组建内忧外患的南京国民政府。新军阀对中央的态度,一是拼命“索取”,从官职到地盘到金钱到军火;二是拼命“自保”,拒绝缩编拒绝改组拒绝作战拒绝支援;三是拼命“欺骗”,以少报多冒领军饷,以多报少力图扩张,口号动听拒绝实行,争功踊跃遇过推诿。张学良便是这样一个新军阀。
不抵抗将军
张学良一“易帜”,蒋介石便授以全国级军事重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蒋介石还与之结拜兄弟,待之非薄。“9.18”事变一爆发,时在北平温柔乡里度春宵、销金窝里吞大烟的张学良便急令东北军撤退入关,让日本人大喜过望,不费吹灰之力得此物资雄厚之沃土,以东北军遗留之大批军事物资(进口步枪12万支、机枪4000挺、大炮3000门、坦克26辆、飞机260架、兵工厂一座、弹药被服粮草均堆积如山),屠杀我百姓,并激起其更大野心,以东北为跳板和灭华基地,将中华民族迅猛推至国亡族灭之边缘。
此后,日军万余人进攻易守难攻的热河省,张学良带兵30万,居然不让中央军队和宋哲元等部队前来热河抗日,而是自己再次让日本人几乎兵不血刃占领热河,其中,日军仅派128人,就夺取东北军上万人把守的热河首府承德,再次上演9.18不抵抗的耻辱。故贼势益张,贼胆益壮,日本军少壮派认为中国军队完全不堪一击,狂言:“三个月可灭中国”!如果不是在随后入侵上海的战争中,国军拼死抵抗,让日本军方四易其帅,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大戏就早就上演了。
然而,张学良却乘机对百废待兴的国民政府用了第一种态度——“索取”,索要天文数字的巨额军火粮食,完全暴露了丑恶的军阀嘴脸。此后,张用了第二种态度——“自保”。新改组上台的行政院长汪精卫飞赴北平,亲自施压,督促他出兵关外抵抗日军收复失地,张学良说:“我去抵抗,受了损失谁来补偿?!”气得汪精卫两眼含泪,表示:“连你我都指挥不了,一枪不发丧失东三省,我怎样向全国民众交代?!”张学良无耻地说:“交不交代是你的事,抵不抵抗是我的事!”汪精卫要求张学良辞职谢罪,张学良拒绝;汪精卫伤心至极,飞回南京后,立即宣布引咎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出国下野,以换取对张学良的惩处,共同谢罪国人!但蒋介石心存仁厚,又怕张学良走投无路投靠日本人,于是在免去张学良军职之后,又给了张学良一个华北军政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位置。在全国国民一致怒骂张学良“不抵抗将军”、“汉奸将军”、“鸦片将军”的怒潮中,他开始用第三种态度了——“欺骗”,张学良装出委屈状,透出风声说:是“中央”电令他“绝对不抵抗”!而大量的史料都证实:“中央”的电令是屡次下发,催促他“抵抗”,张学良拒绝执行。其实,如果蒋介石此时能实行守土问责,逮捕法办张学良,处以极刑,不仅可严明军纪国法,避免之后汤玉麟、韩复渠之类的大小军阀避战失地,更能唤起广大国民抗日勇气和决心,不至于后来造成那么多令人遗憾的灾难。
1932年,民国最好的军阀、以“四不”(不发财不纳妾不做督军不住租界)出名的吴佩孚,也专程赶到北平,责问张学良为何9.18不抵抗,为何不出兵关外收复失地?吴佩孚怒斥:“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
一个鲜明的对比,便是9.18事变后,张大军阀手下的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曾多次向张学良请战:“让弟兄们教训一下这些横行东北的小鬼子!”张不允,马占山仍然喊出:“日军欲占黑龙江,就让它以血来换!”马占山领导几百官兵组织了江桥血战,坚守半月之久,予日寇迎头痛击,后一直在东北游击抗战达14年之久,坚忍到了抗战胜利,至今日本关东军老兵,提起他的名字就怕。
无独有偶,还有坚守山海关对日反击的东北军何柱国独立旅;还有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十九路军反击七万日本海陆军精锐,坚守数月,迫其四易主帅;还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取得喜峰口大捷的宋哲元三十九军;一些小小的地方军阀,尚且有如此的民族气节,堂堂正正的被某些人称为“爱国将领”的张“东北王”,居然就一枪不发屁滚尿流地窜回关内。守土者皆有责,掌军者皆须保家卫国,别说中央没有“绝对不抵抗”的电文,即便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也许是当时纵情声色酗酒吸毒的少帅毒瘾发作,什么都不在乎了。瘾君子为讨一时毒欲之满足,连灵魂肉体父母妻女都可出卖,遑论其它。
西安兵变
1936年12月,张学良在西安逮捕蒋介石,枪杀多名国民政府军政人员,是为西安事变。
早在张学良动手杀害杨宇霆、常荫槐将军之前,东北名宿孙烈臣就曾预言:“将来杀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帅做得出来。”纨绔子弟无情谊,面对蒋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结拜的情谊,张学良却动了杀心。军变中,张学良在临潼竟然杀害了包括蒋介石最器重的侄子蒋孝先少将在内的全部67名警卫;杨虎城在西安杀害了孙中山生前助手、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国民政府中央委员邵元冲和中央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军政要员,并杀害中央军警数百人,抢劫银行与百姓。
1990年代,报刊上曾经公开揭露:张学良要联合杨虎城以及延安红军,组建“西北联合军团”,建立以张学良为首、以西安为“西京”的“西北联合政府”,并非为了抗日。苏俄永远是世界上最无耻的国家,它考虑的永远都是自己的利益。张学良、杨虎城和延安建立“西北联军”和“西北联合政府”,可以帮助苏俄更好地攫取在中国的利益。可是,一旦捉蒋杀蒋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一旦失去公认的领袖,必将四分五裂,无力抵抗日军,不是迅速被击败,就是建立亲日的政府。这样日本必将开始已经准备了几十年之久的征服苏俄之旅,日本残忍的731部队的人体试验,有相当分量的冻伤实验,就是为进军远东做准备的。
西安军变之后,全国舆论一片谴责,民众到处游行抗议,而南京政府更是毫不妥协。而最让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苏俄的坚决反对。苏俄担心一旦中国分裂,日本侵略中国成功,几百万日军必将扑向苏俄远东。所以斯大林立即亲自拟电命令毛泽东:绝不容许杀蒋。并且斯大林明确指示: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西安军事暴乱仅仅一天后,12月14日,苏共中央《真理报》发表社论,将“西安事变”直接定性为“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苏俄政府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国民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直接着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
所以,周恩来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西安事变得到解决。张学良不得不采取到南京请罪的方式,试图避免追究,保存东北军的势力。
汉奸群生
尽管张学良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的宽大,东北军没有被裁撤,然而东北军因西安事变而发生了裂变,张学良的全部6个军,纷纷主动向南京国民政府投诚,接受命令,分赴各地抗日,从此,世上再无东北军这个耻辱的名字。杨虎城的西北军也是一样,其最信任的部下冯钦哉带一个师2万人投靠中央,之后西安警戒旅又有两个团投靠中央,西北军也就此消失。
而当年积极支持搞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头号智囊、东北军总参议鲍文樾,抗战刚刚开始,就可耻地直接投降日寇,担任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河南省省长等高官,是着名的大汉奸之一。亲自抓捕蒋介石的张学良警卫营营长孙铭久以及应德田、苗剑秋等号称“东北军最支持联共抗日的人”,也是“对张学良最忠心的人”,却是东北军中第一批投靠日寇做汉奸的人,孙“因功”升任伪政权山东保安副司令,应担任伪政权河南教育厅长,而苗这个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人,直接移民日本。伪军中最高层的孙良诚、吴化文、白凤翔、李守信等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往往率部成建制投敌。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中央军,却从无大规模投敌的记录,甚至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主动投敌,相反有两百多名将军血洒抗日战场。
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后,曾经多次自称“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为此他在基督教中寻求灵魂的救赎,也一直拒绝回到中国大陆,尽管他在大陆被吹颂成“伟大的爱国将领”。在蒋经国回忆录中,这样记述1980年代的张学良——张学良喝酒喝醉了,抱着蒋经国大哭:“兄弟呀,老哥哥当年做错了!做错了!先总统杀了我都不为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