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重振新闻专业精神,略论隐私权的法律起源

新闻法治是法治国家对新闻业的基本要求,但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新闻立法还相对滞后,影响了新闻法治的进程。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加务实的手段,推进中国的新闻法治。

传统新闻人讲求“事实至上、重在分析、以理服人”,而很多网络传播者更看重“醒目鲜明、娱乐刺激、极端表达”,因而,在互联网舆论深刻影响社会的当下,秉持传统新闻理想和职业理念的人是否安好?

英语和中文学界主流观点认为,隐私权的主张诞生于美国法律人沃伦和布兰代斯1890年12月15日发表于《哈佛法学评论》第4期的《隐私权》一文。他认为,法国才是在法律上最早承认隐私权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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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法治是法治国家对新闻业的基本要求,但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新闻立法还相对滞后,影响了新闻法治的进程。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加务实的手段,推进中国的新闻法治。

传统新闻人讲求“事实至上、重在分析、以理服人”,而很多网络传播者更看重“醒目鲜明、娱乐刺激、极端表达”,因而,在互联网舆论深刻影响社会的当下,秉持传统新闻理想和职业理念的人是否安好?在网络信息大海的迷雾中航行的新闻人,是否还珍视和能够识别那盏若隐若现、曾经激励了无数新闻梦想的专业航标灯?

英语和中文学界主流观点认为,隐私权的主张诞生于美国法律人沃伦和布兰代斯1890年12月15日发表于《哈佛法学评论》第4期的《隐私权》一文。近期,中山大学法学院张民安教授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法国才是在法律上最早承认隐私权的国家。本文结合相关法学和新闻传播学背景,对张教授的主要论据逐一辨析后认为,其结论理据不足,难以成立。

新闻法治 现实困境 推进思路

“匿名传播不确传闻”折射出部分新闻人的不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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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Plight and Developing Methods of China News Rule of Law

社会风景在变,舆论环境在变,在变化中有些值得注意和警惕的倾向,其中,“匿名传播不确传闻”现象尤其值得关注。

1890年12月15日美国律师塞缪尔·沃伦(Samuel D.
Warren)和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在《哈佛法学评论》(Harvard Law
Review)第4期发表论文《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引发了美国法律界的一场革命,“隐私权”是其中的核心概念。作者们在文中责难19世纪末期为了寻找低级趣味的“新闻”随意打扰他人私生活的新闻记者,尤其是擅于偷偷拍照的摄影记者,恳求法律承认一种普遍的隐私权,为那些隐私被侵犯的人得以隐私权为独立诉因获得救济。此文不仅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还引起普通法和成文法领域的变革。正是基于此,该文被美国法学界奉为隐私权研究的鼻祖。

顾理平,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南京 210097

眼下,反腐行动如火如荼,权威部门公布一名官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和“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之后,一般而言,各家媒体都乐于及时报道相关官员的成长经历、从政履历、个性特点以及涉嫌违纪违法事件的缘由。人们发现,媒体在披露内幕消息的同时,出于保护知情人和消息源的需要,往往采用匿名方式,诸如“知情人士透露”、“有关官员表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说”、“相关人士证实”等。这样做,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涉及问题敏感,牵涉面广,稍有不慎就会给采访对象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因而,采访对象往往对披露真实姓名抱有很深的顾虑。这时,为了赢得信任,取得采访突破,并获取更多内幕信息,记者会与采访对象约定进行匿名报道,以此保护当事人。这一做法,在新闻界屡见不鲜。

我国学者也普遍支持这种主流观点,他们一般承认《隐私权》一文为隐私权诞生之始,或者为避争议,用“通说”这类字眼一笔带过。但是,近期,中山大学法学院张民安教授对此主流观点提出了质疑,他否定隐私权诞生于1890年的美国,而主张法国才是最早主张、最早对隐私权进行法律保护的国家。其论据有二:其一,法国学者在1791年和1819年就已经主张过隐私;其二,在19世纪中期,法国已经通过既有法律对隐私利益进行间接保护。

新闻法治是新闻业得以健康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在中国提出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全民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的社会背景下,这个要求正变得愈加迫切。但是,在现实新闻活动中,非法行为大量存在。新闻法治,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展示出其紧迫的一面。

但是,由于反腐报道牵涉大案要案,权威部门除披露官员接受调查等关键信息之外,对于正在查办的事项往往态度谨慎,并不愿意在没有查实之前过早过多披露。而掌握不了核心信息,很多媒体记者更愿意以“街谈巷议”和“坊间传闻”的方式进行详细报道,如“据一位老干部介绍”、“一位出租车司机认为”、“街边一位机关干部模样的人强调”、“当地有传闻说”、“有人私下议论”、“一位中年妇女坦言”、“路边修自行车的老大爷表示”等。这些消息来源并不“权威”,而且,这些人很可能对具体情况和相关内幕一无所知,或者一知半解。记者将这样得来的边缘化、碎片化信息进行加工,由道听途说的内容拼凑而成所谓重要新闻,可能会以讹传讹,影响媒体报道应该具有的真实性、准确性,对社会舆论形成误导。

本文着重对这两种说法和隐私权法的早期相关司法实践进行剖析,最终结论不言自明。

一、中国新闻法治的现实困境

而以“花边新闻”和“传言总汇”的方法报道反腐大案,即便传播了大量的失真信息,也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辨别和回应。对于当事官员而言,爆出新闻之际正是其被控制接受调查之时,没有可能出面辩解和自证清白。对于很多部门来说,牵涉其管辖范围的重要政策报道一旦有所偏差,可以及时出面进行澄清,而对于匿名消息源或明显带有传闻性质的报道,则感到不知所措,难以及时核实。

一、沃伦和布兰代斯1890年《隐私权》文

1.法治国家建设的持续推进和新闻立法的滞后

比如,财经类媒体的报道常见“据一位接近发改委的人士透露”,而发改委却无法对该人身份、观点和信息真实程度进行核实。“住建部一位官员说”、“国土部一位官员透露”、“环保部一位官员认为”,相关部门只能找媒体询问“一位官员”是谁?而媒体可以以保护消息源“隐私”和“线人”权益为由拒绝提供详细信息,进一步核实也就只能不了了之。

1873年,美国发生经济萧条。为了在这场危机中存活下来,报纸试图用通俗化的手段吸引更多的读者。“更大的标题、更可读的故事、照片和颜色的点缀”都是非常有效、实用和可取的技巧。记者用“骇人听闻、华而不实、刺激人心和满不在乎的那种新闻阻塞普通人所依赖的新闻渠道,把人生的重大问题变成了廉价的闹剧,把新闻变成最适合报童大声叫卖的东西。”①在新闻史上,这一通俗化和煽情主义的做法被称为“黄色新闻思潮”(yellow
journalism),此时的报纸版面被“罪恶、性和暴力”占据。

我们不能说中国是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但至少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强调的是道德的教化作用,而不是法律的规范作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强调道德教化作用的儒家思想曾经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同时,曾经战乱频生、诸侯割据的中国社会,在较短的时间内也不太容易建立起比较统一的刚性规则。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法治初启带给中国社会的清新气象,才使中国社会的依法治国的选择成为人心所向。自此以后,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设有序推进,全民的法律意识持续提升,守住“法的底线”成为人们发乎内心的愿望。中国社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时代。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已颁布了近300部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各省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更达近万个。公民的民主权利被广泛确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当人们遭遇是非争议时,“讨个说法”、“法院见”成了人们的共识。法律意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人们头脑中养成。

“政治副中心”炒作折射出部分新闻人的不负责

《隐私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当时,出身富家的沃伦夫人在家中举办了一系列社交娱乐活动。波士顿报纸《星期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
Gazette)用被认为是高度私人化和令人尴尬的细节报道了她举办的派对。报纸在沃伦夫妇女儿婚礼那天更是“大显身手”,以头版头条报道婚礼,沃伦很烦恼,于是求助律师搭档布兰代斯,二人合作完成了《隐私权》一文。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