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特殊思维方式的美育,审美干预

“Aesthetic Intervention” in the Present Life:Starting from the Relation
between Reconstruction Aesthetics and Life

中国身体美学已经形成了清晰的理论特征:其一,植根于唯物论语境中的彻底性;其二,以实践观为基础的全面性和阐释力;其三,依靠传统重身思想的深厚性。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这话不难懂,但要真正达到感同身受的境界也很不容易。不容易是因为,人,特别是发展到文明阶段的人,其对世界的认知及和世界的互动总是要借助各种工具,工具有外在物理性的和内在心理性之分。心理性工具中最基本的就是概念。概念是事物的“抽象”,这种“抽象”从积极角度说,是对对象本质的概括;从消极角度说,则是对对象的标签化。概念是思维的工具,思维利用概念提高效率,首先是认识效率,相应的还有认识指导下的实践的效率。但思维在利用概念的过程中,也在某种程度上被概念控制,这意味着利用概念思维的人很难再有机会面对事物的本来面目,他看到的只是关于事物的概念,是经过扁平化处理之后贴上的标签。“抽象”被认为概括了事物的本质,但“本质”到底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与其说由事物自身决定,不如说由进行“抽象”的人的主观需要决定。对于自然经济时代的农民来说,梨子的本质就是梨子的使用价值,就是甘甜多汁皮薄等感受性意象;而对习惯于将所有物品都看作交易标的的商人来说,梨子重要的是其使用价值背后抽象的交换价值。一枚梨子和一块与它具有同等交换价值的土豆,在商人眼里就都只是某个货币符号,譬如一块钱人民币。

作者简介:王德胜,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美育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48

自身体美学传入中国以后,相应的理论建构发展迅速,展现出超越西方话语的态势。借助研究身体美学的机缘,中国学者开始追问更为根本的审美主体性问题,推动从精神主体观向身体主体观的转向,呼唤美学踏上回到身体—生活世界的归家之旅。在这个过程中,本土学术资源的重身传统、实践理论、唯物论话语都被整合到创造性的进程中去,身体美学的中国学派因此廓然成形。

黑格尔曾在消极意义上解说“抽象思维”概念,这种思维也有时被称作“形而上学”。“抽象思维”随现代工业文明的发达而加速扩张,但其对主体内在丰富性的消解却导致日益严重的问题。就主体自身状况来说,它将导致精神的日益狭隘和浅薄;就对象反应来说,它容易招致来自不同方向的抵触和敌意。美育的目的就是要克服思维的“抽象”性,恢复有关对象存在的具体丰富性的感受和理解能力。

原发信息:《社会科学辑刊》第20181期

当代中国身体美学立足于唯物论

美育主要通过艺术教育进行。艺术意味着虚拟化的表现世界。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倾向于透过各种标签把握对象,以此作为是非取舍判断的依据。在艺术的虚拟情境中,这样的把握模式则被搁置。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描述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按照身份界定的惯例,他就是个“谋财害命的杀人犯”。在实践领域,当我们考虑应该如何对待一个人时,这些身份标签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但在文学阅读过程中,这些标签就变得无关紧要。阅读态度不会因为主人公身份的不同而发生明显变化,不会因为是关于法官的故事就以格外严谨敬畏的态度阅读,是关于小偷的故事就以特别轻忽蔑视的态度阅读。就“拉斯科尔尼科夫”言之,借助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细腻、生动的细节描述和心理分析,在对这个人物的经历、境遇、性格等取得了切实充分的把握之后,我们会意识到,任何身份标签,相对于其独特的生命世界,都过于简单化。真正有意义的,不是根据标签理解一个人,而是反过来,通过理解一个人而革新对相应标签的认知。受教育者内在个性的丰富和提升,就是在探寻感受对象世界的具体性、独特性的过程中实现的。没有内在个性的丰富和提升,所谓生命活力和创新性便无法获得真正的支撑。

内容提要:当下生活的各种事实、包括审美活动总是动态发生的,那么美学关于对象的认知活动及其具体认知也不应呈现为某种对象化的概念,而应该是生动具体的生活感知及其感知形态;当下生活及其认知活动的共时性关系,决定了美学只有具体地回到当下生活,具体经历生活的当下展开,才能真正感知和发现生活存在,也才可能真正显现美学自身的存在。作为“审美干预”的美学权力的实现,需要重新将自身实践前景置于当下生活“可感性”塑造的具体认知之中——不是把生活当下的经验加以概念化甄别,而是从外部指令“内转”为生活当下的直接感受,通过生活且在生活中进行具体认知,突出人的当下生活“可感性”的认知形式,这必将成为美学在今天有效行使日常生活“审美干预”的基本要素。

身体美学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提出。在1992年出版的《实用主义美学》(Pragmatist
Aesthetics)一书中,他曾试探性地给身体美学作出如下界定:“对一个人的身体——作为感觉—审美和创造性自我塑形的场所(locus,也可译为‘中心’)——经验和作用的批判性和改善性的研究”。此处,最重要的表述是身体的“自我塑形”(self-fashioning),因为它承认了身体的主动品格。对于西方美学来说,这是个重要的理论进展。从柏拉图开始,“自我塑形”的主体都被视为灵魂或心灵,而身体则被当作完全惰性的存在。随着现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这种精神主体观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根据神经心理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的研究,思想、意志、情绪越来越被当作身体的活动和属性,有关独立精神实体的假说逐渐被舍弃。从根本上说,身体美学概念的提出就是这种大趋势的产物。不过,在涉及身体的地位问题时,舒斯特曼出言谨慎:“因为行动只能通过身体完成,我们的意志力(the
power of volition)……依赖身体的效能(somatic
efficacy)。”此处,“通过身体”无疑是意味深长的表述:它虽然强调了身体的作用,但也暗示存在着某种高于身体的事物,因而没有超越二元论模式,甚至还停留在传统精神美学的场域。由于这种不彻底性,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成为中国学者反思和超越的对象。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实践哲学、传统的重身理念的影响,中国当代身体美学试图基于一元论语境,构建出一种更为彻底、连贯、自洽的美学体系,其建构规划已经“大大超出了舒斯特曼的学术意图”。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当代学者提出了一系列更为彻底的命题:人不是“通过身体”来自我塑造,而是“作为身体”实现各种规划;自我塑造并非孤立的活动,而是属于身体实践的一种类型;正因为身体总是在实践中建构属己的世界,审美才有可能发生。沿着这个思路前行,他们开始给出“一个富有诱惑力的答案”,即“如果身体在承担着各种生存活动,那么,它或许就是我们所说的主体”。于是,一个新的地平线出现了,美学开始踏上回归身体—生活世界的进程。

关键词:美学/生活/审美干预/可感性

对于习惯了传统西方语境的学者来说,这种结论可能显得突兀,但它实际上植根于一种业已中国化的理论背景中。具体地说,唯物论、实践美学、传统文化中的重身思想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话语资源,推动着中国身体美学的出场和个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