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自由,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中的双重开端与双重还原

The Double Beginnings and the Double Reductions of Husserl’s
Phenomenology of Intersubjectivity

188博金宝,Four Discourse Frames of the Collapse of the Young Hegelian School

Remote Freedom:On a Historical Inversion in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作者简介:朱刚,中山大学哲学系。

作者简介:吴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作者简介:韩水法,北京大学哲学系,厦门大学哲学系。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189期

原发信息:《世界哲学》第20185期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188期

内容提要: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自提出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唯我论”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他仍是从自我出发构造他我、理解他我,因而最终陷入唯我论。但问题是:一方面,现象学作为现象学必须要从一个绝对明见无疑的开端出发,而这个开端在胡塞尔看来只能是“本我我思”;另一方面,胡塞尔通过对“本我我思”的“自身思义”,又发现就世界或实事本身的奠基秩序来说,真正构成最初开端或最终根据的恰恰不是单个自我及其意识,而是超越论的交互主体性。于是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中就包含着双重开端:一是哲学沉思活动本身所要求的明见开端,即本我我思;二是哲学所要揭示的实事本身的开端或本原,即交互主体性。前者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开端,后者是本原论意义上的开端。与此双重开端相应的则是两种不同的现象学还原:向超越论自我的还原和向交互主体性的还原。

内容提要:关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解体,在思想史上有三种叙述框架,分别由恩格斯、麦克莱伦和哈贝马斯提出。这三种叙述框架各有其优点,但也各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者在某种程度上都认为青年黑格尔派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性。但通过对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基本问题域的分析,我们可以给出第四个叙述框架,从这一框架看,青年黑格尔派是一个既不依附于黑格尔思想、也并非只是作为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过渡”和“中介”的独立的思想运动,而其解体正是这种独立性本身的体现。

内容提要:霍耐特断定,在我们这个时代自由已趋于贫乏并形成了病态,为除此弊,他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获取思想资源和方案构想,构建了“社会自由”理论。但是,《法哲学原理》本身包含了一个历史倒错:它以普遍的自由为整个体系的出发点,令所有权、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从中发展出来,而现实历史的发展次序却正好相反,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乃是最后达到的成果。如果黑格尔承认社会契约论,那么他这个倒错可以在理论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合理解释。然而,黑格尔恰恰反对社会契约论,因此,这个倒错就成为一个无法改正的错误和理论模式。这个模式及其方法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霍耐特的“社会自由”最终只是体现了一种对前现代社会的乡愁,而并不是一个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切实解决方案。

关键词:双重开端/双重还原/交互主体性/本我/原初性

关键词:青年黑格尔派/解体/恩格斯/麦克莱伦/哈贝马斯

关键词:个人自由/客观伦理/法哲学/社会契约论/历史倒错

在一定意义上,交互主体性现象学可以说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最终形态。但让胡塞尔尴尬的是,交互主体性现象学提出之后更多地是受到批评而非认可。比如他当时的一批亲炙弟子如兰德格雷贝(Ludwig
Landgrebe)、许慈(Alfred Schutz)以及黑尔德(Klaus
Held)等都曾认为其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的方案是失败的(cf.Landgrebe,p.178;Schutz,pp.90-116;李云飞,第69-79页),而一些社会哲学家的批评则更为激烈。(cf.Theunissen,Kap.1)他们往往“把胡塞尔的现象学看成是古典主体哲学最后一次也许是最有力的尝试,并竭力揭示其唯我论的荒谬和困境”。所以,他们对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的批评多集中在其从“我思”出发构造“他我”的“唯我论”特征上,认为它不足以为“交互主体性”和“社会性”提供充分说明。当然也有一些人为胡塞尔辩护,比如耿宁,他在编辑完三卷本《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之后认为,胡塞尔后期手稿中对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的思考表明他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cf.Hua
XIV,S.XXXIV)又如扎哈维(Dan
Zahavi)也认为,尽管胡塞尔有唯我论者的名声,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倡导一种唯我论的观点,与此相反,就超越论哲学的交互主体性转折而论,胡塞尔自己与阿佩尔和哈贝马斯是一致的。他甚至认为,“胡塞尔对于交互主体性的说明要比他们的更为合理、连贯和充分。”(扎哈维,第2-3页)

青年黑格尔派在现代思想中的形象颇为复杂:人们在谈及青年黑格尔派时往往会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非常重视青年黑格尔派本身的思想,把青年黑格尔派视为黑格尔哲学的某个维度的彻底化,比如哈贝马斯和K.洛维特(Karl
Lowith)就持这种立场(参见哈贝马斯,2004:69;洛维特,2006:85—161);另一种倾向则是认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史地位主要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过程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如恩格斯和D.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的立场基本都是如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009:273—296;麦克莱伦,1982:2—48)。这两种倾向自然各有其道理,但又都有无法解释的问题:如果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是黑格尔哲学的某个维度的彻底化,因而“我们依然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当代同人”(哈贝马斯,2004:61)的话,为什么这一学派的当代影响会与此不相称?而如果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对青年马克思如此重要、甚至能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多种因素的直接源头的话,马克思1843至1845年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反思就似乎只是一种主观性的批判。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要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地位进行判断,一个重要的入手点就是青年黑格尔派的解体,因为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学派所遇到的困境特别是其无法克服的理论困难究竟在于何处,而这些困难本身就能标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史位置。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呢?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①具有长久和深远的意义,它乃是现代政治观念史上若干重要流派的主要思想来源或理论根据。直至今日,依然有哲学家认为,《法哲学原理》包含了解决人类现代一些重大问题的启示乃至方案。霍耐特2013年在北京大学发表《论我们贫乏的自由》的讲演,该讲演的主题就是论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对丰富“我们的贫乏的自由”具有范本的意义。霍耐特的这个讲演提供了一个契机,促使笔者重新审视、分析和理解该部著作的核心观念、理论结构和基本方法。在本文中该著的一个根本性错误被清楚地勾勒了出来。为了验证笔者的判断,除了从其内部进行全面的审视,本文还考察和研究了该著孕育之时的社会境域和法律渊源以及后人的一些主要评价。《法哲学原理》的这个根本性错误同时也就反衬出了霍耐特等人理论的同样错误。认识这类理论错误并且分析其原因,有助于我们在与黑格尔哲学的对照中深刻领会和把握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于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一方面,现象学之所以为现象学,必须要求从一个绝对明见无疑的开端出发,而这个开端在胡塞尔看来只能是“我思”。①在此意义上,即使是对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沉思,从方法论上说也只能从“自我我思”开始,以“自我我思”为开端,因此无法避免地表现出某种“唯我论”的“外表”。但另一方面,胡塞尔之所以要对他的超越论哲学进行交互主体性转向,就是因为他通过对“我思”的“自身思义”而最终认识到:就现象学所要揭示的实事本身的奠基秩序来说,真正构成最初开端或最终根据的那种“自身最初的存在”,恰恰不是自我我思,而是超越论的交互主体性。(参见朱刚,第102-105页)因此问题就在于,究竟该如何理解自我我思与交互主体性之关系?何者才是最终的本原或最初的开端?与此相关,现象学还原究竟是要还原到超越论的自我或本我,还是还原到超越论的交互主体性?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就青年黑格尔派的解体问题给出了思想史上第一个比较清楚的论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009:273—296)

一、《法哲学原理》中的历史倒错和逻辑错误

这就涉及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中的双重开端与双重还原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有关研究中尚未得到系统探讨,甚至问题本身都还没有明确提出。本文的任务正是提出这些问题并进行初步探讨。

通过恩格斯的讨论,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个脉络:从黑格尔1831年去世之前开始,直到1840年,黑格尔主义取得了独断的统治,黑格尔的观点渗透入各种通俗读物和报纸,并进一步影响了普通大众;但黑格尔的学说可以容纳在实践上完全不同的党派观点,因而重视黑格尔哲学的人可能是在宗教和政治领域中持保守立场的人,也可能是持激进的反对立场的人,而在1830年代末,特别是从1840年开始,这种分裂越来越明显,左翼即青年黑格尔派放弃了此前在哲学上所持有的关于当前事物的超然态度,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批判态度,问题也逐渐集中在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的国家上。

在《论我们贫乏的自由》中,霍耐特着力以公正的态度对待《法哲学原理》,他说:“今天对我们有帮助的不是‘法哲学’的那些具体细节,而是它的结构和构造,它们堪称社会自由理论的典范。”(霍耐特,2013年a,第58页)不过,在《自由的权利》中,他说得更直白,要以《法哲学原理》为榜样来构建他的社会正义理论。(参见霍耐特,2013年b,第4页)然而,在笔者看来,黑格尔的问题恰恰在于《法哲学原理》的整体结构,而不是它的那些细节,因为许多细节都是套路,还有一些细节来自于康德的既有观点,比如关于契约的分类,他就直接把康德的文字搬了过来。(参见黑格尔,1979年,第57页)诚然,《法哲学原理》也不乏一些见解深刻或意义幽远的观念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