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魏惠王重视的这两个人却给了他致命打击,魏惠王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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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魏惠王
魏惠王执政后期魏国国力衰落,战争上基本都是吃败战,其实他错过了那个时代两个重要的人,这两个人到后来给了他致命的打击,这两个人是谁呢?
不被魏惠王重视的这两个人却给了他致命打击
一个是孙膑。孙膑与庞涓原为同窗好友。庞涓做了魏国的将军后,孙膑便去投奔他。没想到庞涓向魏惠王进谗言,说孙膑是齐国的间谍,并将孙膑处以膑刑(断足或砍去膝盖骨的刑罚)。后来,齐国的使者偷偷将孙膑带回了齐国。公元前354年,庞涓率军伐赵,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齐威王派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赵。孙膑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避实就虚,直接进攻魏国都城,并趁庞涓带兵回援时,在桂陵设下埋伏,大败魏军。
另一个就是商鞅。商鞅是魏国相国公叔痤的中庶子,深得公叔痤的赏识。但公叔痤还没来得及向魏惠王推荐商鞅,就生了重病。魏惠王去探望公叔痤,问他:“万一你一病不起,谁能接替你呢?”公叔痤借机推荐商鞅,说他年纪虽轻,却有奇才,希望举国而听之。魏惠王听了后,默不做声。公叔痤接着说:如果不能用商鞅,那么一定要把他杀掉,免得其他国家使用。魏惠王觉得两个要求都不答应,未免太不给面子了,于是便暂时答应杀掉商鞅的要求。魏惠王走后,公叔痤立刻叫来商鞅,要他赶快逃走。可商鞅淡定地说:既然国王不能听你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果然,魏惠王既没有用商鞅,也没有杀商鞅。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国广招贤才,便去投奔秦孝公并得到赏识,主持变法,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强大起来,并在对魏国的几次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为什么不中用商鞅呢?
此人中庶子出身,地位太低。魏惠王自始至终都没把卫鞅当回事,直到卫鞅到了秦国,还反而率秦军给了魏国致命一击,魏惠王也只是公子昂一起骂了商鞅一顿,后悔当初没有杀掉他。商鞅去魏赴秦,不仅把秦国建设得无比强盛,还差点把魏国给灭掉了。这也就是魏惠王叹息的原因。

图片 2魏惠王
魏惠王登基时魏国正是鼎盛之时,然而之后的战争中国力开始衰落,“东败于齐,西丧秦地七百余里,南辱于楚”,“徐州相王”更是与齐威王互相承认对方是王。
魏惠王长寿
从《史记》的记载来看,魏惠王生于公元前421年,死于公元前319年,寿命长达102岁,很可能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长寿的人。
魏惠王称王
齐、魏桂陵之战之后,魏国还保持着强盛的声势,准备以朝见周天子为名,召集许多小国举行会盟,图谋攻秦。就是苏秦说齐闵王:“昔者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其强北拔邯郸,西围定阳,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西谋秦。”(《战国策·齐策五》)所谓“从十二诸侯”,具有合纵的性质,也就是《韩非子·说林上篇》所说“魏惠王为臼里之盟,将复立天子。”因而秦孝公很是担心,加强防守。卫鞅分析了形势,认为“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建议用尊魏为王的办法来改变魏惠王的意图。秦孝公接受了这个主意,于公元前三四四年,卫鞅去向魏惠王游说,谓“从十二诸侯”“不足以王天下”,劝说他除了号令宋、卫、邹、鲁等小国外,北面争取燕国,西面争取秦国,“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魏惠王果然听从了,便“身广公宫,制丹衣,建旌九斿,从七星之旟”(《战国策·齐策五》,“旌”原作“柱”,从王念孙《读书杂志》改正),“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俨然摆出天子的场面来。本来,在君主制度下,王是最高的等级称号,如今由于魏的“功大而令行于天下”(《齐策五》苏秦述卫鞅语),居然自称为王了。魏惠王因而召集逢泽之会(逢泽在今河南开封南),由宋、卫、邹、鲁等国国君及秦公子少官来参加会盟。卫鞅这个计谋,使得魏进攻的矛头,从秦转变为齐楚,“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

图片 3唐玄宗
“开元”和“天宝”,为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加上其父唐睿宗李旦禅位时的“先天”,他在位44年间,共用了三个年号。整个唐代,年号变换最多最快者,当数他的祖父高宗李治与祖母武后,两口子前后执政50余年。共使用32个年号,其中一年一换者11起,一年两换者5起,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我估计这是武则天的主意,那个强势的女人,精力过剩,欲望强烈;绝不安分的她,不搞点惊人举动,不闹点轰动效应,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换年号,成了武则天的一项游戏。年号通常两个字,她改唐为周称帝之后,甚至用过“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四个字的,对她来讲,换年号如同儿戏。官府不堪其扰,民间不胜其烦。所以,公元713年,李隆基实际掌权后,头一件事便是改年号为开元,而且一下子坚持用了29年,终结了武则天的年号乱象。
李隆基接位时才27岁,年青有为,朝气蓬勃。他实干、勤政,政治上除劲敌,朝政上用贤臣,国用上讲节俭,吏治上重考核,身体力行,励精图治,志在升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中国人的生存能力、恢复能力和健壮起来的能力,是相当强大的。只要给以安定的环境、发展的空间、宽松的氛围和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无论国家的底子原来多么薄,百姓的生活原来多么差,用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中国人就是有办法使自己的国家出现奇迹般的变化。
往近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成就,这是我们大家亲身经历的;往远说,汉代的“文景之治”,也是极著名的例子。(汉文帝刘恒在位23年,汉景帝刘启在位16年,加在一起39年的太平,国家富庶到了“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地步。)
太平,很重要。唐的开元盛世比汉的文景之治少了10
年,在这29年里,没有大的战争和大的灾难,因而也没有大的动乱。正是由于太平,“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这才成为盛世。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在这29年里,至少有20年没有大的“混账”。
在封建社会里,最高统治者往往决定国家是成是败,是祸是福。唐人杜佑是晚唐著名诗人杜牧的祖父,德宗朝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历顺宗、宪宗两朝,均以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是一位有头脑的经济专家,他对于开元盛世的叙述,应该是可信的:“至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
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疋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盛。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二十年,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所谓“驿驴”,用时尚的话说,就是“驴的”。想想当下城市里居民打的之难,真羡慕唐朝人的这一份便利。可想而知,唐代大诗人杜甫,从他家乡河南巩县来到洛阳卖药,肯定没少打“驴的”。在《忆昔》一诗里,对于他童年、青年度过的年代,留恋之意,依惜之感,那些打心眼里流露出来的诗句,可是千真万确的赞美:“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诗人所写的“小邑犹藏万家室”,看似平淡,实则意涵深刻,因为反映出的人口繁衍现象,是衡量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指标。
“邑”,是比都城和省会小,比区、乡和村镇要大得多的中等城市。一个小的“邑”,也就是普通的小县城,居然聚集上万户人家,数万名百姓,这说明唐代的人口直到开元年间,才恢复到前朝隋大业年间的规模。
我们常说“人口红利”,没有人口,哪来红利?所以,史学家钱穆认为:人所称羡的贞观之治,其实在经济实力和人口总数上,都无法与隋炀帝杨广的大业年间相比。据《资治通鉴》:“隋大业五年,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
隋氏之盛极于此矣。”仅以河南巩义的洛口仓为例,这一个仓的储粮竟高达骇人听闻的24亿斤,比起当下的国家粮储基地,也不觉逊色,可证隋大业朝非同小可的富有程度。然而,隋朝的最高决策者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混账,从他登上帝位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王朝昙花一现的命运。
中国有两个应该辉煌却辉煌不起来的短命王朝,一为秦,一为隋,秦败于二世胡亥,隋败于二世杨广。杨广比胡亥更能“败”,第一骄奢淫逸,第二穷兵黩武——修建大运河,重盖洛阳城,亲征吐谷浑,三讨高句丽。家底再厚,也经不起这十数年的折腾。随后,民不聊生,举国叛起,分崩瓦解,陷入动乱、混战,全中国差不多2/3的人口死于这场灾难。李世民成为皇帝的样板,有很大程度的误会。他接手时的江山,元气大伤,既穷且破,头几年因天灾,老百姓都吃不饱。他的“伟光正”纯系文人哄抬起来的。唐贞观六年,日子稍有改观,拍马屁的官员奏请唐太宗泰山封禅。这是中国帝王最为虚荣的无聊把戏。举朝官员面面相觑,不敢异议,只有魏征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稀,灌莽极目”,“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
魏征以直谏出名,李世民尽管不爱听,可一想,河洛地区麦熟之时,还得把关陇地区的饥民带出来觅食,尽管很想风光,也不起劲了。唐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中,还在说:“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贞观之治,也未能改变战争造成人口锐减的现象。没有人口,谁来创造财富?战争之可怕,就在于杀人容易造人难,要把童稚养成劳动力,至少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投入,那是极费功夫且急不得的。
直到唐高宗李治的永徽三年,户部尚书高履行奏:“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即今现有户三百八十万。”说明唐王朝立国半个世纪,总人口还未达到隋王朝的一半,由此推断,唐太宗李世民为帝时,全国户不足三百万,口不足一千万。
就这份小家业,封哪门子禅啊!所以说,贞观之治,只是在封建制度的理论建设上有所贡献,这种盛世,与百姓的肚皮无关,故尔是虚的;而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之治,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开花,才是货真价实的盛世。